多一些欣赏，少一些挑剔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会斤斤计较。
——周国平
北京大学的校徽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计完成。“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1916年12月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蔡即请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鲁迅于8月7日将设计完竣的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即被采用。后又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始重新使用，现使用的北大校徽系以此为基础修改的。
鲁迅设计的这枚北大校徽，其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制作圆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意味。此校徽也突出了北大“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在艺术处理上，这枚徽章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蕴意丰富。用设计对象的文字构成图案，是徽标设计的常用手法，但高明的设计者用文字构成能够表现徽标内涵的图案。鲁迅这枚校徽的设计，就达到了这一境界。
校徽突出一个办学理念，即大学要“以人为本”。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北大以人为本真正的起源，从蔡元培开始，每一任校长无不任人唯贤，无不以学生、教授的共同利益为治校基础。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上，北大招收学生和教授都是以才能第一，单项突出即可。数学考了零分，但在文学方面大有潜力的罗家伦，就被胡适和蔡元培力排众议招入了北大。胡适看到的便是罗家伦的文学功底和悟性，罗家伦后来的成就果然未让他失望。
《列子》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言有一天，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大啦，您的子孙中有没有可以派去访求良马的人呢？”
伯乐回答：“良马可以凭借观察体型外貌和筋骨来鉴别，但是想要得到天下稀有的骏马，必须能够发现马的内在神气，这股神气却在良马若有若无、似明似灭之间。我的子孙都是才智不高的人，只能教会他们辨识良马。大王，我有一个一起挑担子搂草喂马的朋友，名叫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请让我引他来见您。”
秦穆公召见了九方皋，并派他外出找马。过了三个月他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一匹好马，在沙丘那边。”
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
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人去沙丘取马，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召来，问他说：“实在是糟糕，你给我介绍的那位相马人连马的颜色都区分不清，他怎么能为寡人寻到骏马呢？”
伯乐长叹了一口气，说：“九方皋相马竟到了这种地步了啊！这正是他比我高明不止千万倍的地方呵！九方皋所看到的是马的内在神机，观察到它内在的精粹而忽略它的表面现象，洞察它的实质而忘记它的外表；只看他所应看的东西，不看他所不必看的东西；只注意他所应注意的内容，而忽略他所不必注意的形式。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包含着比鉴别马本身还要宝贵得多的意义。”
后来马送到了，果然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
相马形同相人，看的不仅仅是表面，面如冠玉或者鼠目獐头都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是否值得重用的标准。我们要看到的是人的内在神韵，而不是表面的光鲜。古代名相晏子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依然纵横诸侯国，出使楚国，巧计二桃杀三士，舌战群雄，为齐国的延续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貌不惊人，甚至遭人嘲笑，但是晏子仕齐三朝，无人敢言，连孔子也时常称赞他。
《管子·霸言》篇中论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它首先被政治家发现在并用在治国上，齐桓公接受了管仲“以人为本”的理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民政策，国家很快就昌盛起来，争得了春秋时代第一个霸权。统治者的“以人为本”是追求统治稳定的前提下，向着强大进发的，而我们追求的“以人为本”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齐国的国君能够重用晏子，看重的便是他的才能，丞相虽然是国之重臣，但并不以貌取人。我们常说要以人为本，就是需要我们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问题。
多一点欣赏，少一点挑剔，容人之心须宽，责人之心须罕。
学会为对手喝彩
一个不愿意为别人鼓掌喝彩的人便已经是痴呆的开始。
——翟鸿燊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立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非同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时代，文化见解之差异、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不得不说两人在学术争议上实属英雄惜英雄。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作罢。月余，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课已停下，陈独秀多次看望病中的朋友。11月10日，刘病逝，陈义不容辞，主持了刘的丧事。一棺在室，万分凄凉。刘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生有一女又不幸夭折。膝下无儿无女，又无亲属同住，其夫人亦因此精神失常。身后事如此这般令人目不忍睹，当陈独秀在丧礼上总括刘师培的一生时，在场师生都为之潸然泪下。陈最后用康有为的诗结束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在场的同仁和朋友都忘却了他一生的“善变”，看着灵堂上由陈独秀手书的挽联，静静地默哀。
陈独秀和刘师培亦敌亦友的关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陈刘两人都是一生充满争议的人，他们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各自标新立异实属罕见。但是，更令人敬佩的便是两人在当时残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保持良好的友谊，并且能够互持互助，互相喝彩。而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为对手喝彩，尊重对手呢？
为人喝彩是舍，人为我喝彩是得，舍得之间才能有所成就。孟子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最高的德行就是友爱善良的对待他人。而放到这里可以衍生出在竞争的时候，不妨给对手一些鼓励，当对手做出好成绩时，不妨给点掌声，既能体现你的大度，又有机会化敌为友。
陆抗，字幼节，吴郡吴县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陆逊次子，孙策外孙。元兴元年（264年），孙皓继位，加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
陆抗在吴国边境和魏国名将羊祜两军对峙，但是两人惺惺相惜，使者互通往来，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气量，即使是乐毅和诸葛亮也不能超过。
有一次，陆抗得了很严重的病，羊祜就派人给他送药，陆抗当场就服下了药，没有一点疑心。当时陆抗的部下大多劝谏陆抗，陆抗说：“羊祜岂能是毒害别人的人？”
陆抗常常告诫他的士卒说：“羊祜一味推行仁德，我一味推行暴政，这样没有交战我们已经屈服了，应该各自保住界限，不要去追求小的利益。”孙皓听说边境上讲和，就责问陆抗，陆抗回答说：“一个乡里，不能够没有信义，更何况是大国呢？我不这样，正是彰显德行，对于羊祜没有什么伤害。”
陆抗和羊祜一生相识相知，陆抗死后，羊祜才上表攻吴。此二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成就了一段英雄惜英雄的美名。其实，对手并不一定要全力贬低，那样只会自我降低身价，一个实力雄厚的对手往往是你人生奋斗中的最佳试炼拍档。他不会一下子把你彻底击垮，也不会被你一下子打败，和对手一起成长，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人生需要一个对手，才能始终进步，高处不胜寒，金庸小说里的高手独孤求败，一生难逢敌手，最终寂寞饮恨而死，不得不说是悲剧的一生。棋逢敌手当珍重，尊敬你的敌人，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一丝优势。
三国时期的周瑜，天纵奇才。因为在他的心里总是没有别人的位置，不允许别人占据他的舞台，或者说不愿与人共同奋斗、共享成果。诸葛亮比他技高一筹，周瑜每次和他斗法、斗智皆处在下风，而又不能开导自己，最终怀着“既生瑜，何生亮”的恨意吐血而亡。
而诸葛亮的另一个对手，司马懿却糊涂一时，聪明一世。他每次和诸葛亮打仗大都败得一塌糊涂，甚至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还装神弄鬼吓唬了他一把。然而，司马懿每次失败都会说同一句话：“吾不如孔明矣！”与周瑜相比，司马懿活得更舒坦，也更睿智。他承认对手的实力，变相的宽慰自己，使自己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再度站起来，最后还把曹氏一族赶下了政治舞台。正是因为他这种承认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尊重对手，为对手喝彩的心态，以及宽阔的胸襟让司马懿在军事上永不言弃，在政治上风生水起。
我们须学习司马懿、陆抗这种胸襟，把对手当成值得尊重的人。当对手完成了漂亮的一仗时，心里太多的怨念、妒恨是毫无用处的，不如大方一点，给些掌声，宽容一些，给点喝彩。真正的对手是一生的敌人也是一生的朋友，藐视对手不也在藐视自己吗？值得尊敬的对手即使打败了你，也不会摧毁你的信心。
为对手喝彩，这不仅仅是一种君子风度，也是人生经历的一项重要体验。对手，是实现成功的另一半。就像喜欢下棋的人都愿找强手过招，不愿意陪弱手干耗时间。棋逢敌手才能锻炼棋艺，尊敬对手才能棋高一筹。
功过辩证看，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些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里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是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地洗练。一旦真铸成了友谊，便会金石同坚，永不退转。
──梁实秋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不韦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
李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结果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后来，李斯又为秦始皇献计，制定了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和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无不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做出了贡献。
然而，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我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李斯妒杀韩非，让韩非这位法家集大成者出师未捷身先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而胡亥愚昧平庸，为人残暴，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所谓成也是卿，败也是卿。李斯作为丞相，他为秦皇一统天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一名政客，他为了保全自己，伪造遗诏，立少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倡议“焚书坑儒”，让中华古文化遭受巨大损失。李斯的功过难以决断，他的处世哲学是“老鼠哲学”，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只老鼠，同样是老鼠，但有粮仓老鼠和过街老鼠之分。李斯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为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临死的时候长叹道“仓鼠上越高，摔越惨”。
而我们去看待李斯和以往、现在的所有人都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这两者没有绝对的概念。好恶都是人心中依据自我的观念产生的判断，太过片面，也太过直接。曹操是奸雄，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奸雄曹操却在汉末纷争中一直在进行着统一全国的斗争，他的间接目标也是统一全国，消弭战争，休养生息。曹操在当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欢迎，也就是古代的谋士，竞相投靠，有“明公”之称。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