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而居然出现的事情。我只想告诉你，有一天，那是在包括我和魏锦星在内的大多数教师终于被进驻的工宣队解放以后，小余忽然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嘿，你说顽固不顽固——魏锦星的抽屉里，又有张大照片了，还是原来的模样——肯定是他用旧底片新放大的……”这回，小余没说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本想对小余说：“大照片就大照片吧，这是人家个人的事……”可是终于又咽了回去。小余那时候又渐渐顺利起来。他在红卫兵、工作组、“造反派”、工宣队几朝治下，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三部曲”：先是带头“斗私批修”站过去，接着当一阵“路线斗争”的积极分子，随后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看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很需要小余这样的“标准群众”，也难怪小余对魏锦星这号难以就范的各色人物不予谅解……终于到了这一天，“四人帮”垮台了。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革命，我们每日的教学工作也就是革命活动，这个浅显的道理被肯定以后，我们渐渐地如梦方醒。大家都很高兴，小余可以不必再重复扮演那令他人和自己都腻烦的“三部曲”，魏锦星脸上也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在整顿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战斗中，魏锦星作为我们教研组的一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1977年春天，有个初三年级的团员，是个头发挲着像个刺猬的男孩子。他社会工作很积极，学习成绩却不行，尤其是数学。他先是小考连续不及格，后来爽性作业也不交。小余是他的任课教师，把他找到教研组来谈话，问他为什么不交作业。
那同学自知理亏，只是反复强调：“我不会做啊！”小余板着面孔下命令：“你坐在这儿给我补出来，补完了再干别的去！”那同学摊开作业本，看了看题，叹口气说：“太难啦，这题我不会做啊！”小余气得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做，哪儿不会你提出来，我给你讲！”那同学眉毛结成两团疙瘩，吭哧吭哧硬是下不去笔。我们好几个老师都走过去批评他。这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的身旁。只见他俯身拍拍那同学的肩膀，从胸兜中掏出一张写有练习题的卡片，送到那同学眼前，亲切地问：“那么，这样的题你总能做吧？”
那同学接过卡片，看了一下，脸更红了，头也不抬地说“：还是不会。讲这号题的时候，我就听不大懂了……”
小余气得直咬牙，魏锦星却又麻利地从胸兜中掏出另一张习题卡片，递过去问：“那么，这样的题呢？”
那同学接过去，啃了啃钢笔杆，点下头说：“倒能试试，可没准也做不出来。”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魏锦星竟又从胸兜中掏出第三张习题卡片递了过去，那同学接过一看，松了口气：“这号题我会做。我就是打这以后糊涂起来的！”
魏锦星拍拍他的肩膀说：“那就请从这几道题做起吧。”那同学开始做题了，魏锦星从胸兜里掏出剩下的几张卡片，一并送到小余眼前，解释似的说：“学生有时候说不清自己学习上落下了多远，我准备了一沓写着深浅程度不同的习题卡片，能把他们被落下的距离测出来。借给你参考吧，请后天还给我。”
说完，不等小余道谢，竟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很佩服魏锦星。但是，也许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作用”作祟吧，背地里大家仍旧认为他是一个怪人。
1978年春天到了，迎春花谢去了满枝黄瓣，蹿出了碧绿的叶片。我多年不住校以后，又重新回到学校，住进了宿舍。因为我和爱人、儿子组成的小家庭离学校太远，而在这个春天里我又有着那么旺盛的工作热情，因此，我决心每周只回家两次，其余的晚上都在宿舍里悉心备课。我回校住了几天以后，才又注意到魏锦星的那间宿舍，依然是素净的白布窗帘，依然是“闲人免进”式的气氛。只是窗外的杨树粗了许多，晚风一过，叶片的摩擦声更响，使人想起流动的涧水，从而进一步联想到逝去的岁月，而生出万千的思绪。
我轻轻走到那株杨树前，伸手摩挲着树皮，仰头望去，星星从叶隙中闪烁出神秘的光芒。我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十多年来，宇宙中发生过多少巨变。就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席卷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政治飓风，然而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仍旧保持着可以想见的特有状况。
我忽然觉得，魏锦星多么值得怜悯。我们毕竟有了个小家庭，尽管房间很小，生活也艰辛，但有老婆儿子，得享天伦之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是，当我在树下背着手踱了几步，我又突然想到，也许，从魏锦星的角度看我们，倒是我们更值得他去怜悯。他毕竟敢于在抽屉里保留一张那样的照片，在心灵深处维系一股个人的柔情。而我们，比如说我吧，这些年来连日记也不记了，同亲友通信，也按随时可能被用大字报公布的标准来写，因为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我已经习惯于按“安全”而“规范”的方式说话、办事、与人交往；说老实话，我是没有勇气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类似抽屉底上的大照片这种东西的……陡然，魏锦星屋里的灯熄了，银色的月光，泼泻到他屋外的院落里，使人如处纯净的冰壶之中；沐浴着这清朗的月光，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魏锦星并不怪啊，应当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刻板而不为人理解的生活，有一天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天我正坐在宿舍灯下批改学生作业，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竟是魏锦星。他进得屋来，搓着双手，塌陷的眼窝里，眸子闪着奇异的光彩，满面为难之色，嗫嚅地说“：老彭，你看，能不能……这几天你回家去睡，让我，我来你这儿暂住几天……”
可以当然是可以，但魏锦星竟然要打破他的生活常规，“下凡”到我这个凌乱不堪的宿舍里来借住，真让我难以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老家来了个亲戚，要住几天，所以……”
原来是这样，我立即让出了一切：屋子、床铺、被褥……我对他说：“你尽管住吧，我反正有自己的家！”
当我离开学校时，路过他的宿舍，只见窗帘上映出了一个妇女的身影，屋里传出她和一个孩子说话的声音。这是魏锦星的什么亲戚呢？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啊……魏锦星的亲戚很快成了全校教职工注视的对象。是一位看上去四十上下的妇女，矮矮的，没有什么腰身，脸庞瘦瘦的，眼角鱼尾纹很明显，看上去很憔悴。她早出晚归，所以露面的时候不多。大家看见得最多的是她带来的那个男孩，看样子有五六岁的模样。她吆喝他“小三”，可见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每天一到中午，大家就看见魏锦星到食堂给孩子打饭，每回总要买上两个肉菜；他把饭菜送回宿舍，亲手照料那孩子吃。那孩子很淘气，总要端着大碗，跑到屋外来吃，吃的时候很贪，腮帮子鼓起来半天平不下去，嘴角往下掉渣儿。
有一天傍晚，我正要回家，远远看见魏锦星拿着一条纸蛇，蹲在杨树下，噗噗噗地吹着，逗弄那孩子，孩子咯咯咯地摆动着小手笑着。这个镜头令我很是吃惊。我回想起来，1966年同受“群众专政小组”专政时，我曾和魏锦星一起被关在生物标本室里呆了好多天。什么鸟呀兔呀一类的好看的标本，早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只有人的骷髅骨架和几种蛇的标本。他并不厌恶骷髅骨架，却特别怕蛇，即使是泡在药水里的瓶装标本，他也总要远避三米以外，还屡屡指着蛇对我说：“我恶心，我恶心……”可是，此刻面对他亲戚的这个孩子，他却不厌其烦地吹着纸蛇。那孩子显然顶顶喜欢这个形象逼真的玩具，一见纸蛇伸缩蠕动，便拍手笑着，两只眼睛眯成两条小缝。看见孩子笑，魏锦星便也笑，脸上笑纹抖动，嗓子眼儿里还乐出声来。说实在的，这种笑法，我和他同事近二十年，还是头一遭看见。“真是怪物！”小余在我耳边这么评论。“哦。”我竟不由自主地应和着。有一天。放学以后我和小余同路骑车回家，他又向我开始了“小广播”：“嘿，你知道魏锦星那亲戚是干什么来的吗？是来北京上访的！据说她丈夫直到现在还被关着。你知道这些天魏锦星备完课净干什么吗？帮那女的改上告信呢？……你仔细琢磨一下吧，这女的那脸庞，跟他抽屉底上的那张大照片，是不是有点像？”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生了很大的气，瞪了小余一眼说“：你净琢磨这些个干什么？”
可是，回到家里，我的心却好久踏实不下来。是呀，那妇女的脸庞，猛瞧上去当然和那照片上的姑娘并不一样，但细细考究，的确有着某种消除不尽的同一神韵。难道……十多天以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魏锦星在众目睽睽之下，送那母子去火车站。那妇女神色黯然，显然是上访暂未获得成果。小孩却很高兴，一手举着咬掉一半的糖葫芦，一手抱着辆一尺长的玩具汽车。魏锦星提着大包小包，神色泰然，如过无人之境，陪着她们走出了校门。
有人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窥视他们的身影，有人在檐前、树下互相努嘴、打手势，表达着对魏锦星的评价，但并没有几个人公开议论这件事。这件事结束以后，一切似乎又复归旧态。魏锦星每日白天同我们一样辛勤地工作着，每日晚上回到宿舍，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他还干些什么呢？不得而知……再回到评选优秀教师的事儿上来。我把头一回开会的情况汇报上去以后，党支部书记周大姐皱皱眉头说：“怎么会只有一个人提魏锦星呢？”我说：“多半是大伙儿觉得他怪，不讨人喜欢。”周大姐沉吟着说：“还是要看工作做得怎么样嘛。”于是开了第二次会。周大姐来参加。这回我带头发言，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但是在集中人选的过程中，只有吴老师和另外两位中年教师把魏锦星列为第五名，其余同志所提出的五个人中，都不包括魏锦星；当选的五个人当中，平心而论，起码有两位就教学成绩而言，实在明显地逊色于魏锦星，可是强扭的瓜不甜，看来只好如此。于是我打算结束整个评选工作，环顾了一下全室，例行公事似的问：“同志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小余在我身旁小声催促着：“成了成了，谁争这个名誉？”可是，坐在角落里的魏锦星突然发话了：“我说几句。”大家都不禁有点吃惊，全不由自主地把脸转向了他。
魏锦星那黝黑的皮肤本来是难以令人觉察出泛红的，但此刻你可以看出，他的脸确实涨得通红。他眼里闪着一种执拗、渴求交织的光芒；停顿了一两秒钟，像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似的，他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这回参加评选优秀教师，我很高兴。有的同志当年错划成了‘右派’，有的同志背了好多年的历史包袱，现在都解脱出来了，工作有成绩，大家在评议里都给予充分肯定，这有多好。这样落实政策，我很拥护。可是，能不能给别的……别的东西……落实政策？”
全场哑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但是，魏锦星突然顺下眼皮，摆了下手，不再说下去了；只见他的喉骨上下搐动着……散会后，我随着周大姐往党支部办公室走，周大姐眉峰攒聚，双眼仿佛凝视着远处，低声地问我：“你知道魏锦星要说的是什么吗？”
我突然感到，仿佛是银幕上的画面陡然从模糊变为了清晰，并且推成了一系列特写：大幅的姑娘头像、8平方米小屋的窗户、当年团支部的整风会上蜷缩在沙发上的魏锦星、“我恶心”和随之打来的铜头皮带、狮子般扑向大字报和撕裂人心的惨叫、远道而来的女客和她的眯眼睛娃娃、由蜷曲到伸直的纸蛇、给母子送行的场面……我觉得一个意念已在心中形成，于是，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周大姐：“他是问，能不能给性格，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我还要替他补充，一个人在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工作的前提下，能不能保留一点个人的东西，比方说，能不能有一点个人的秘密？”
周大姐用力地点着下巴，深沉地说：“是呀，多少年来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左倾’灰尘污染了多少人的眼睛，容不得魏锦星的性格和他的个人秘密，这只不过是小小一例罢了……看来，充分调动每个革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形成既有统一的革命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这时，我看见檐下的冰挂正在阳光下融化，一滴一滴的水珠落到阶沿上，正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197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