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石红的爸爸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妈妈是个小学教师，两口子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里入党的；从入党前后起，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他们书架上的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
石红是幸运的。“晚饭以后”成了她家的一个专用语，那意味着围坐在大方桌旁，互相督促着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在互相关怀的气氛中各自做自己的事——爸爸有时是读他爱读的历史书，妈妈批改学生的作文，石红抿着嘴唇，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一道物理习题或是解着一个不等式……有时一家人又在一起分析时事或者谈论文艺作品，父亲和母亲，父母和女儿之间，展开愉快的、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些书籍。张老师曾经把石红通读过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毛选”四卷，以及她的两本学习笔记，拿到班会上和家长会上传看过。但是，他更觉得欣喜的是，这孩子常常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思考、分析一些问题，这些思考和分析，往往比较正确，并体现在她积极的行动中。
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一天，张老师敲开石红他们家那个单元的门后，发现迎门的那间屋里，坐满了人。石红坐在屋中饭桌边，正朗读着一本书，另外有五个女孩子，也都是张老师班上的学生，散坐在屋中不同的地方，有的右手托腮、睁大双眼出神地望着石红；有的双臂叠放在椅背上，把头枕上去；有的低首揉弄着小辫梢……显然，她们都正听得入神。根据下午谢惠敏的汇报，这恰恰是那几个因为害怕或赌气，而扬言明天宋宝琦去了她们就不去上学的同学。
石红读得专心致志，没有发觉张老师的到来；有两三个女孩子抬眼瞧见了张老师，也只是羞涩地对他笑笑，没有出声叫他“张老师”，那显然并非忘记了礼貌，而是不忍心中断她们已经沉浸进去的那个动人的故事。
来开门的石红妈妈把张老师引到隔壁屋里，请他坐下，轻声地解释说：“孩子们正在读鲁迅翻译的《表》……”
《表》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写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流浪儿在苏维埃教养院里的转变过程。鲁迅先生当年以巨大的热情翻译了它。张老师虽然好多年没翻过这本书了，但石红妈妈一提，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物形象和片段情节，顿时涌现在张老师的脑海中。张老师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已经猜测出石红家里出现这种局面的来龙去脉了。果然，石红妈妈告诉他：“石红一回家就把宋宝琦的事跟我说了。吃晚饭的时候她一个劲儿眨巴眼睛，洗碗的时候她跟我商量：‘妈妈，要是我约上谢惠敏，把那些害怕、赌气的同学们都找来，读读《表》这本书怎么样呢？’我很赞成。我跟她说：‘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路线对了头，只要老师、同学们发挥集体的作用，小流氓也是能转变的啊！’后来她就找同学们去了——只是谢惠敏不知怎么没有来……”
正说着，石红读完一个段落，知道张老师来了，拿着书跳进里屋，高兴地嚷“：张老师，您来得正好！快给我们讲讲吧！”
张老师被她拉到了外屋，几个小姑娘都站起来叫“张老师”，不等他发话，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争先恐后地提出来了：
“张老师，这本书我们能读吗？”“张老师，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怎么又惹人生气，又惹人同情呢？”“张老师，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张老师，您见着宋宝琦了吗？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
……
张老师且不忙回答，却反问她们“：谢惠敏为什么不来呢？石红跟她吵嘴了？你们应该齐心协力把她拉来啊！”小姑娘们激动地同声回答起来，吵成一片，结果一句也听不清，还是石红让大伙儿静下来，解释说：“拉不来啊！除非现在报上专门登篇文章，宣布《表》是一本好书……”
原来，石红刚一找到谢惠敏的时候，谢惠敏见石红工作这么积极，还挺高兴。可是一听是找到一块儿去读一本外国小说，她就打心眼里反感。石红跟她解释，这本书挺不错，读了对解决那几个同学的问题能有启发……谢惠敏没等石红说完，立刻反问道：“报上推荐过吗？”这一问使石红呆住了，半晌才回答：“没推荐呢。”“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谢惠敏一脸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红，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劝说石红不要“犯错误”……这把石红惹恼了，同她吵了一场，但临走时仍然拉着她的手，央告她去“听听再说”，她把石红的手拂开了。石红走后，谢惠敏激动地走出屋子，晚风吹拂着她火烫的面颊，她很痛苦，上牙把下唇咬出了很深的印子……在石红的家里，接下来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张老师坐在桌边，石红和那几个小姑娘围住他，师生一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从《表》谈到苏联的演变，从《表》里的流浪儿谈到宋宝琦，从应当怎样改造小流氓谈到大多数小流氓是能够教育好的，最后渐渐谈到明天以后班里面临的新形势，张老师笑着问那几个小姑娘：“怎么样，你们还罢课吗？”
她们互相交换完眼色，便都望着张老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罢啦！”
张老师离开石红家的时候，满天的星斗正在宝蓝色的夜空中熠熠闪光。
用不着思索，蹬上自行车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向谢惠敏家里驰去。说实在的，当他同石红和那几个小姑娘议论时，谢惠敏无时不在他的心中；他疼爱谢惠敏，如同医生疼爱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他相信，凭着谢惠敏那正直的品格和朴实的感情，只要倾注全力加以治疗，那些“四人帮”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是一定能够被杀灭的。
离谢惠敏的家越近，张老师心上的内疚感便越沉重。过去，对谢惠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他总觉得自己难以承担责任——他在接班不久的情况下，就向谢惠敏含蓄地指出过，不要只是学习零星的语录，不要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要认真学习原著，要独立思考……但谢惠敏并未领悟。今天，张老师有了新的感触，他责问自己，虽然去年10月以前的那个学期里，是个乌云压顶的形势，可是，难道自己就不能更勇敢、更坚决地同荒诞、反动的东西作斗争吗？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惠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识别真假吗？
快到谢惠敏家的门口时，一个计划已在张老师心中初现轮廓：他今天要把书包中的那本《牛虻》留给谢惠敏，说服她去读读这本书，允许她对这本书发表任何读后感。然后，从分析这本书入手，引导谢惠敏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答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应当怎样认识生活？应当怎样了解历史？应当怎样对待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应当怎样批判过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而取其精华？应当怎样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应当怎样辨别香花和毒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应当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应当怎样去为祖国的“四化”、为共产主义的灿烂未来而斗争？
张老师心中掀动着激昂的感情波澜。当他刹住车，在谢惠敏家门口站定时，心中的计划进一步明朗起来：不仅要从这件事入手，来帮助谢惠敏消除“四人帮”的流毒，而且，还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示党支部。会获得支持吗？他眼前浮现出老曹在支部会上目光灼灼地发言的面影：“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儿”地大干一场啊，一定会得到组织支持的！他心中又闪过了一些老师可能发出的疑问，于是，他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
197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