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文藻
1923年初夏，23岁的谢冰心以优异的成绩获燕京大学“金钥匙奖”和美利坚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8月中旬，这位在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和梁实秋、顾一樵等朋友一起搭乘“杰克逊号”邮轮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在船上，冰心偶然遇到了一位身材魁伟、眉毛粗黑、高高鼻梁上架着玳瑁眼镜的小伙子，这个血气方刚的英俊小伙子就是女诗人未来的夫君——吴文藻先生。他是去美利坚攻读社会学、民族学的，深得冰心好感。两人虽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一路话语投机，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这一对年轻学子都似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异国求学几年，冰心、吴文澡不在一起，但书信和假期交往使双方进一步加深了解和爱的思念。谢冰心视吴文藻为“人生的畏友和老师”；吴文藻则称冰心为“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无瑕完人。”
1926年冰心学成回国，应聘在燕京大学任教。归国前，她与吴文藻共同策划了以吴文藻名义给未来岳父母大人的三千言“求婚书”。面对这封由女儿带回来的求婚书，冰心父亲，这位甲午海战中威海卫保卫战“来远舰”上的炮兵二副、后来的海军中将、烟台海军学校校长舔犊情深，“金言一诺”。1928年冬，吴文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取道欧洲回国，任教于清华、燕京二校。翌年初春，在一个阳光明媚喜气洋洋的佳日双方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同年6月成婚。亲朋好友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吃了他们的喜酒，而新婚的洞房则选择在京西大觉寺一间只放着两张小帆布床和一张旧饭桌的小屋中，以示日后同甘苦共患难。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得到了印证。1957年，吴文藻先生被错划成右派，这一意外的灾难从天而降，冰心痛苦至极，默默承受。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文藻、帮助文藻，相依为命的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
1985年，吴文藻先生大去，冰心专此撰文纪念，称：“这是我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夫妻情深至此，十分令人浩叹！
只拣儿童多处行
冰心
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成千盈百的孩子，闹嚷嚷地从颐和园门内挤了出来。就像从一只大魔术匣子里，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小天使。
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反过来说也可以：“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我们笑着下了车，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
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隙地！女孩子、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的，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拿在手里的，东一堆，西一堆，叽叽呱呱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个个鼻尖上闪着汗珠，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的香气息。也有些孩子，大概是跑累了，背倚着树根坐在小山坡上，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湖面无数坐满儿童的小船，在波浪上荡漾，一面一面鲜红的队旗，在东风里哗哗地响着。
沿着湖边的白石栏杆向玉澜堂走，在转弯的地方，总和一群一群的孩子撞个满怀，他们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又匆匆地往前跑，知春亭和园门口大概是他们集合的地方，太阳已经偏西，是他们归去的时候了。
走进玉澜堂的院落里，眼睛突然地一亮，那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的淡红的花，这繁花开得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
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它把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
我们在花下大声赞叹，引起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聚过来了，他们抬头看看花，又看看我们。我拉住一个额前披着短发的女孩子。笑问：“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她忸怩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问：“怎么好法？”当她说不出来低头玩着纽扣的时候，一个在她后面的男孩子笑着说：“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推着跑出门外去了。
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地浇水施肥，花也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就会欢畅活泼地，以旺盛的生命力，舒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朋友，春天在哪里？当你春游的时候，记住“只拣儿童多处行”，是永远不会找不到春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5月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冰心作品精选
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暗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的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一定！”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泪水在我眼中打转……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写于1957年1月3日
一只木屐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和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飘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过去几年的、在东京的苦闷不眠的夜晚——相伴我的只有瓦檐上的雨声，纸窗外的月色，更多的是空虚而沉重的、黑魆魆的长夜：而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都听到嘎达嘎达的木屐声音，一阵一阵的从我楼前走过。这声音，踏在石子路上，清空而又坚实：它不像我从前听过的、引人憎恨的、北京东单操场上日本军官的军靴声，也不像北京饭店的大厅上日本官员、绅士的皮鞋声。这是日本劳动人民的、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清空而又坚实的声音……
我把双手交叉起，枕在脑后，随着一阵一阵的屐声，在想象中从穿着木屐的双脚，慢慢地向上看，我看到悲哀憔悴的穿着外褂、套着白罩衣的老人、老妇的脸；我看到痛苦愤怒的穿着工裤、披着蓑衣的工人、农民的脸；我看到忧郁彷徨的戴着四角帽、穿着短裙的青年、少女的脸……这些脸，都是我白天在街头巷尾不断看到的，这时都汇合了起来，从我楼前嘎达嘎达地走过。
“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里黑魆魆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嘎达嘎达地往哪里走呢？”在失眠的辗转反侧之中，我总是这样痛苦地想。
但是鲁迅的几句话，也常常闪光似地刺进我黑暗的心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又一声、一步又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日那时日本横滨码头旁边水上的那只木屐。对于我，它象征着日本劳动人民，也使我回忆起那几年居留日本的一段生活，引起我许多复杂的情感。
从那日那时离开日本后，我又去了两次。这时候，日本人民不但是我的苦难中的朋友，也是我斗争中的朋友了，我心中的苦乐和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当同去的人们，珍重地带回了些与富士山或樱花有关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却收集一些小小的、引人眷恋的玩具木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