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二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在1946年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
三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生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疏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我走了…
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话。
四
……
表叔自己记性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作者简介】
黄永玉，1924年出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出版《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开过画展，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生平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插曲《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阴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沈从文与黄永玉
沈从文是画家黄永玉的表叔，年龄比黄永玉大21岁。他们被称作是湘西飞出的两只“金凤凰”。
黄永玉是常德人，他的父亲黄玉书毕业于常德师范，在男小学当校长，曾以通草作画捧回巴拿马赛会铜奖；母亲杨光蕙毕业于桃源省立二师，在女小学当校长。父母在读书时学的都是音乐和美术，对黄永玉对未来发展留下了遗传基因。在黄永玉1924年8月出生后不久，他家就搬到凤凰县居住，从此黄永玉与他的表叔沈从文成了名副其实的乡党。
黄永玉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读小学时。有一天他正与几个伙伴疯跑，忽然有个伙伴告诉他，他家从北平来了客人。祖母告诉他这是他的二表叔沈从文。沈从文摸摸他的头，将他揽在怀里，很喜欢这个小表侄。少不更事的黄永玉听说这位表叔在北平当教授，写文章，并没有怎么在意，过一会儿，便跑去与小伙伴玩耍去了。
黄永玉从16岁开始以绘画与木刻为生，到处漂泊。在福建德化山区做小工时，老板见他头发太长了，给他一块钱让他去理发，可是他在书摊上见到一本表叔写的《昆明冬景》，便花了七角钱买了下来。他读着表叔写的书，对表叔的才华滋生了无限仰慕的感情。
1946年他才开始与表叔沈从文通信。这些信有谈艺术知识的，有谈艺术欣赏的，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大有补益。本来黄永玉名字中的“玉”是“裕”，是沈从文说他的名像个卖布的，建议他改为现在用的“玉”字的，意思是永远继承父亲黄玉书的艺术才华。沈从文曾在一封信中向黄永玉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一是充满着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是摔倒了，不要停下来哀叹，要赶快爬起来往前走。三是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样的教诲成了黄永玉的座右铭，也成了指导他前进的一盏明灯。
1950年沈从文动员在香港的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1953年黄永玉回到北京到中央美院任教。叔侄都住在北京，彼此的联系多，也经常走动。“文革”开始后，他们叔侄俩都成了审查对象。有一次在大街上他们邂逅了。沈从文怕连累表侄，装作没有看见，便走了过去。毕竟黄永玉年轻些，胆子大些，他借擦身而过的瞬间对表叔低声说：“要从容对付呀！”这句话表达了亲属间的惦念与安慰，对沈从文也是个很大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