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要审时度势，善于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应变，不拘泥于成规，不怕装傻充愣，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通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静自如，不为突发的事变所震慑。遇到复杂难解的问题，若一味思想僵硬、守旧，而不根据事情的变化有所改变的话，必然要追悔莫及。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谓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置是：祝滋侯徐厉胜守渭北棘门；宗正神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弓弩上也搭着箭。天子的前导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
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
过了一会，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
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
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刚正廉洁，但也隐隐地觉得他做得过分，毕竟自己乃堂堂一国之君，觉得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虚荣心多少受到了一点刺激。
汉景帝初年，晁错建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认为理应如此。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刘武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周亚夫自知受人猜忌，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故意隐瞒，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
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问官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再也无话可说。周亚夫就这样被关入狱中，五日不食，绝食而亡。
周亚夫毫无过错，只因过于刚正，不善通权达变就触怒龙颜，死得真是莫名其妙！
不要在庸人面前过于出众
高明的人特别注意藏锋露拙。这里所说要藏锋露拙，并非是要人埋没自己的才能，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导致祸端，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专长。追求卓越和超凡出众，本身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一味孤芳自赏，无视周围环境，就会与人格格不入，招人厌恶，千方百计让你过不去。
战国末期韩国贵族韩非与吴起、商鞅的政治思想一致，著书立说，主张社会变革。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被秦王嬴政看到，极为赞赏，设法邀请他到秦国。但才高招忌，入秦后，还未受到重用，就被李斯等人诬陷，屈死狱中。宏图未展身先死，这样纵使有满腹经纶又有何用。如果韩非不是突显才华，而是谦卑抱朴，等待时机，或另待明主，或婉转上奏，使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相信他并非仅仅就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会成为一代名臣巨相，而不会是一个悲剧人物。
有成语曰“锋芒毕露”。锋芒本是刀剑的尖端，它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古人认为，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
然而，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中。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只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失去了身家性命。
所以，有才华的人应该隐而不露，该装糊涂时一定要装糊涂，待机而行动。
杜祁公有一个学生做县官，祁公告诫他说：“你的才华和学问，当一个县官是不够你施展作为的。但你一定要积存隐蔽，不能露出锋芒，要以中庸之道治理县政，求得和谐安定，不这样的话，对做事没有好处，只会招惹祸端。”
他的学生说“你一生因为正直忠信被天下尊重，现在却教我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杜祁公说“我为官多年，做了许多职位，对上被皇帝知道，对下又被朝廷的官员相信，所以能抒发志向，现在你当县令，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牵涉到上下官吏，那县令可不是好当的，如果你不被别人了解，你怎么能施展你的抱负呢？只会惹来灾祸罢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不方不圆，在中庸之道中求得和谐的这些话的原因啊”！
洪应明的《菜根谭》：“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喜欢夸耀自己名声的人，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一个潜心研究事物的人，倒不如什么也不做来得更安闲。这正是“隐者高明，省事平安”之谓。
高明之人，他们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招风，不惹雨，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善始善终。
古往今来，有不少智者、仁人，因为其才能出众，技艺超群，行为脱俗，招来别人的嫉妒、诬陷，甚至丢了性命。于是，躲避风雨就成为一些高明的智者仁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处世安身的应变策略。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群，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
有一次，他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却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他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苟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善避风雨，精于应变的结果。
这种应变策略，初看起来好像比较消极。其实，它并不是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做人，而是通过少惹是非，少生麻烦的方式，更好地凸现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
看轻是非，看重结果
孔子曾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万事万物，并没有规定怎么样处理好，也没有规定怎么样处理不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只要合理恰当，就可以了。
有些人对事物的认识太过执着，是非观念太强。这不是成大事者的作风。成大事者依时而进，依势而动，是不会被头脑中固有的是非对错观念所左右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贪婪无度。统治秩序极其混乱，人民苦不堪言，绿林、赤眉两军适时打起反王旗帜，共图大业。但起义军内部不和，经常为权势而争斗不已。
公元23年，绿林军内部争权夺势，刘玄设计杀死了刘秀的哥哥。刘秀得知后，赶紧从外地奔回“请罪”。缄口不谈兄弟两人在昆阳大捷中的功绩，不为哥哥服丧，也不与哥哥的旧将交谈，在绿林众将面前言谈举止和原来一样，丝毫看不出悲哀的样子。这样，刘秀终于骗过了当时已被拥立为帝的刘玄和许多参与谋杀哥哥的将领的眼睛，保住性命并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致后来刘玄还糊里糊涂地派他去河北进行扩展势力的重要工作。刘秀趁此良机在河北境内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待羽翼成熟才拥兵自立，一举打败绿林军，杀了刘玄，自己当上了东汉的开国皇帝，这才有封建治世上的“光武中兴”。
丧兄之痛不可谓不大，但刘秀却能忍此大悲痛，强装笑颜。假使他当时心存是非之念，执着于对错之间，不隐亡兄之痛而发一夫之怒，非但不能为惨死的兄长报仇，反而会白白送去自己的一条性命。有时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才是上上之策。
确实，人世间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用对和错来简单区分的，合适与否，才是最为紧要的。
在我们身边，无论同事、邻里之间，还是萍水相逢之人，不免会产生磨擦，如若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结果就会越想越气，伤害身体，激化矛盾。如果能做到遇事“糊涂一点”，麻烦、恼火、损失自然就少得多。
很多事情，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所以，学会不分是非、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用现实的眼光看待别人和世界，是提高思考能力最基本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