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股市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创举，它的初衷是为了融资，股民所寄托的回报也更在于融资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前景所谓股份分红而已。后来这变得似乎不重要甚至根本不重要了，在中国尤其如此。从股份交易中快速获得回报，遂成买方卖方都认为更有利可图之事。
所以，想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并不是投机场，甚至不具有投机的性质，如同想要说明炒房团的炒房行为非属投机一样难。
假设某国经济欠发达而须振兴，于是媒体倡导人们买股票以急国家之急假如这一点说明在先，而人们踊跃成为股民，那么这个国家是幸运的。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动机与爱国心发生联系，意味着人们很爱国。而情况如果相反，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萎缩，国家通过媒体大力倡导人人创业，最好形成全民创业之局面，却未见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倒是将股市炒得风生水起，甚至连实体经济也分流出资金投向了股市，那么这个国家是堪忧的。因为这意味着该国家的人们太热衷于投机了，获利之心理太急迫了，也太乞灵于炒股了。诚然，股民众多，蜂拥般的投机毕竟有利于上市公司或企业的经济实力壮大即使上市当日涨停隔日跌停，那也终究还是融到了资，终究还是会使某些原始持股人摇身一变而成富人，但却同时会使许许多多中小股民损失不起，其中穷者将变得更穷。
好在中国股市有一个“法宝”涨停与跌停的幅度都限制在了百分之十以内。我认为，这很“中国特色”的“法宝”，实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极人性化的创举，尽管对此点经济学界存在分歧，但我支持。
一个国家有股市却鲜有股民，股市冷冷清清，肯定显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太板结了。
一个国家第四类孤注一掷的人多了，则证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不抱任何希望的人多了。
谢天谢地十四亿人中这样的同胞并不多，有也是个案。一个国家的第三类人多了也肯定不是好事，因为他们那种明明根本不相信却偏偏还是要投机一把的心理，很可能会漫延向其他方面某些人虽不相信某事，但只要认为参与其中有利可图，便会以挡都挡不住的“激情”踊跃参与。于是这个国家的无诚意的人便会多起来。今天是明明不相信某只股背后的公司或企业的实绩及前景，但既然仍有获利空间，何乐而不为？那么以后便是，对诸事皆没了信与不信之说，唯利是图。
在中国个别农村，村民往往会因暗收了一二百元的贿选金，便将选票投在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人的名下。某些股民与那样的村民是一样的，那样的村民成了股民，股市则更会变得风云莫测。
第二类人是最有资本创业的。他们中运用资本创业的人多了，才是一个国家的大事，远比一个国家一无所有的大学生们自谋出路者多起来值得高兴。
至于第一种人，不再说他们也罢中国股市制度越来越周密、严格，他们钻空子得逞的可能性肯定越来越少了……2015年5月8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二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躁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成为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儿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五十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儿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中国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儿，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后来我也就开始闯红灯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十六亿多一些，也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我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儿，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之前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三十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罄。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三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