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1935年11月27日，苏州，钱基博为三子钱钟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钟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钟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年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