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其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丰富知识，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所谓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又有“齐民”一说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为经济道德目标。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
笔者对文学以外话题一直慎言。然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两则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模范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佘，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小洋楼，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就读等福利。这当然是骄人的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这些利润的创造者远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未纳入人均利润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外地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完全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资即劳务费，比无业者要强。但常识又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劳务费并不意味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案例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这种分配的依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时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隐形化了。这种统计不仅掩盖了一个模范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民工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和高利润，无不包含这些群体的心血——只是他们通常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之外。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深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合理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