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楞楞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钯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钯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