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说乱的时候。“革命就是要苦干加23干”，这话怎么也让人听不懂。其实，“23”是“巧”，一到他的眼里就掰两半，还是阿拉伯数字。“海内存知己，天涯五比零”，这后半句得让琢磨片刻，才可明白不过是唐诗里的“天涯若比邻”，被他一不小心改成了球赛报分。有一天晚上开大会，他在台上说得激动了，屁股下装了弹簧一般，身子一次次往上跳跃。“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爬山！”
不知哪个知青提醒：“不是爬山，是登攀。”
“登攀？什么意思？”
“登攀……就是往上爬。”
“还不是，”场长横了大家一眼：“还不是爬山？我哪里说错了？你们说说，我哪里说错了？”
提醒者还真是理亏。
场长再次听到了笑声。也许是在意这一点，他走出会场时怒气冲冲，差点摔了一跤，后来发现是一只木桶绊脚，忍不住把木桶猛踢一脚，“真不是个桶肏出来的！”
有趣的是，他说这一类下流话却从不出错，总是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断创新，花样百出，让大家的耳朵忙不过来。
——夹卵（算了）！
——搞卵呵（搞什么）？
——不要算卵毛细（不要太小气）。
——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
——你搓卵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我看你就是个尿胀卵（我看你就是个冒牌货）。
——你屙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把精神提起来）。
——那妈B自行车还真跑得快（自行车真是好东西）。
——大卵子一甩，天下太平呵（形势会越来越好呵）。
……
女知青极为反感这种语言强暴，一听就皱眉，就脸红，如果见身边有人哄笑，更有当众受辱之感，很可能低声啐一句“臭痞子”。我毫不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青春理想就是由此破灭的，人生信仰就是从这里开始动摇的，后来一个个不择手段惊惶不已地逃离乡村，与这种听觉伤害一定大有关系。也许，这些花骨朵同我差不多，以为革命充满了诗歌、礼花、小帆船以及飞奔的骏马。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是身穿红军制服的亨利·方达或克拉克·盖博，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白马王子，至少也得有点雄姿英发的范儿，有点刚正不阿的劲头，断不可像吴天保这样小眼珠、小尖嘴、小矮个，更不能像他这样污言秽语，一张嘴随地大小便。这种烂人放到任何一部电影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匪军甲或流氓乙。一代新人类能在他这里接受什么“再教育”？
我当然也讨厌吴天保这个活阎王。我痛恨他下达任务时心狠手辣，简直把我们当牲口使，对下雨和下雪视而不见，天塌了也不忘吹出工哨。我还恨得牙痒痒地想到他上工时不见人，说不定是躲在哪里睡觉，到我们刚要休息时却及时出现在工地，吓得队长不敢下令歇工。他早不来，晚不来，打蛇打在七寸，操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作为随身量具，更相当于行凶暗器，在工地上这里量一量，那里丈一丈。两米竿在手上翻一斤斗，配上他故意疾行的步伐，实际上一竿翻出两米多甚至三米的距离——这样量出来的土方，谁担得完？这样丈出来的荒草，谁锄得完？
“不怕阎王要你命，就怕猴子一根棍。”连本地农友都这样说。
“猴子”是他的绰号。
但我还是好奇他的裤裆语，觉得那些话虽不文雅，但很好笑，特敞亮，是典型的就近取喻，有通俗、形象、强烈、便于传播的好处，一炸开就爆破力十足。对不起，我也大体上赞同他对厕所的反感，特别是拒绝当时臭烘烘的各种茅坑。哪怕是离茅坑近，他也愿意舍近求远，去地上的树丛后解裤头，搂屁股，差一点就要加上猫仔刨土和狗仔跷脚的动作：美丽的大自然呵——
这样做的好处，照他的说法，一是不闻厕所里的剧臭，二是省了运送粪肥的手脚，三是可以看看风景，说不定还能顺手扯一把草药……这些求真务实的理由真让我无话可说，甚至令我跃跃欲试。
我的暗自惶恐是，自己是否也是个当匪军甲或流氓乙的料？我的沉沦是不是就从污言秽语开始？当然，我万万没想到，其实没过多少年，他那一大堆“卵”呵“鳖”的在特定情形下倒是奇货可居，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文明的前卫款和高深款——这事不大容易让人看懂了。大甲后来在美国开了一个画展，一大堆潦草变形的男女裸体画，使参观者如同走进一个冻肉库，在一挂挂粉色肉体前穿行。画题分别是《夹卵》《搓卵》《咬卵》《木卵》《尿胀卵》《算卵毛细》《叶（瘪萎义）卵》等，分明就是吴天保当初那一嘴下流，是粗痞话集大成的图解。配画的文字说明，无非是解释这些话各自的引伸义和常用法。画展总题则为《亚利玛：人民的修辞》，其前半句既是基督圣母名谓的倒装，也是白马湖人骂娘的谐音。
大甲就不觉得这一恶搞是在毒害小朋友？
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里开过好几个画展，每次都惨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玩抽象玩具象都不灵，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那些经典大师全帮不上忙，但唯独这一次重口味石破天惊，最狗血的灵感赚了个盆满钵满。市长和主编的宴会请帖送来了。记者的采访让他烦不胜烦。一些洋同行拉他去喝酒，白肤或黑肤的，长发或光头的，在酒吧里同他大谈“解构”或“当下”或“反抗”，听他答非所问胡言乱语也依然开心，依然攀肩搭臂众志成城，闹得他有点受宠若惊。
“不就是个冻肉库吗？”我翻看画册和照片，不明白这种画展的伟大在何处，不知观众们为何热血。
他乐得在床上翻了一个筋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出了连翻白眼的可怜样，“亚利玛，你真是土得……”
“我土？骂人就不土？”
“太对了。”他再次拍大腿，“就是要骂人，就是要用屎团子把资产阶级统统砸晕。你知道那些擂的死（太太）煎特焖（先生）吗？你知道他们扭着小屁股吃香喝辣，然后ni——（我提示他，nice？）对，nice，就是这个nice ！你知道他们nice （优雅、有教养的）得多么痛苦吗？成天都端着，张嘴就谢谢，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肉笑皮不笑，没日没夜地教养来教养去，水深火热呵，暗无天日呵。”
“你的意思是……”
“猪脑子，还没明白？那些阉货too nice 都不会骂娘了，肾上腺素都断档缺货了，所以我们革命人民就得教他们骂娘，代他们骂娘，骂出他们的心花怒放……”
我怀疑他胡扯，对那些观众并不理解，至少是不充分理解。事情肯定比他说的要复杂得多。但他一甩长发，径直去我家厨房找吃的，没耐心与我讨论。“我反正是成功了。”他在冷猪蹄上咬出了洋洋自得，“不瞒你说，我眼下放个屁，在艺术界那也是香的。不得了哇，没办法，门板都挡不住。”
第二天早上，他迟迟没起床。我去拉窗帘时，发现他睡得平静，眼角流出一滴泪，正缓缓地下滑耳根，想必是坠入梦中什么伤心处。我暗自一怔。这家伙还有泪？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忽然想起他昨天曾凝视过墙上一幅画，是他以前送给我的，土红色调的夕阳图。他面对那些可能早已陌生的色块和线条，那种老掉牙的架上绘画，好一阵发呆。
眼下他梦中的一颗泪，与那样的发呆没关系吧？
我很想摇醒他问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