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水道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呼“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1200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133838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不仅如此，除东三省外，清朝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质，其家属则领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驻京八旗官兵、官员家属，人数已逾数百万口，这些人同样是清朝的“国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费钱粮豢养。
上述庞大开支，绝大多数仰赖长江沿线的供应，因此清朝对长江一直投入极大关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采用集中驻防、居中驭外的布防形式，京师以外，仅扼守最重要的据点，而这些据点又以长江或连接长江与京师的运河沿线最为密集。据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当年除京畿、东北以外，全国驻防八旗总兵力为127443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设将军，2376人）、荆州（设将军，6460人）、江宁（即南京，设将军，4546人）、京口（即镇江，设副都统，1644人），沿运河布防的有乍浦（设副都统，1650人）、青州（设副都统，1880人）、德州（设城守尉，550人），总数达19106人，占了近10%。考虑到长江、运河沿线几乎都是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的内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见清廷对长江财赋的重视。
八旗以外的行政体系，对长江的重视程度更异乎寻常。沿江自西向东，有三总督（四川总督驻成都，湖广总督驻武昌，两江总督驻江宁。当时清朝统辖地方行政的总督总共只有八位）、三巡抚（湖北巡抚驻武昌，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中江苏巡抚还特辖江宁、苏州两位布政使，其余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河道总督（南河总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山东济宁，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和一位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也全部分布在运河一线，其主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维系长江—京师生命线的稳定与畅通。
割据长江
不过1856年年初，这条长江生命线连同运河这条脐带，对清廷而言却显得不那么通畅。
曾经被小刀会占据18个月的上海县城，此时已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收复，“长江尾”算是勉强被打通，但在上海县城之外，英法两国却趁火打劫，建立了两块租界地的雏形，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原本的城外“烂泥浜”，将发展成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城市，而上海县城却会凋敝落魄，甚至县城的“上级单位”松江府以及当时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商业都市苏州府，也都会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会进入太平军大炮的射程范围。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在长江沿线所控制的要点并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为瓜洲—镇江、南京、东西梁山、安庆、九江—湖口和武昌，而这些要点间的大多数江段，则被清朝水师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金口，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设有水师船厂；安庆和南京间的芜湖和三山矶，有绿营水师吴全美部“红单船”[1]25艘驻泊；镇江和瓜洲之间的焦山岛附近，则巡弋着吴全美部另25艘红单船，他们还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吴淞口苏松太道组建船队[2]支援。但太平军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运要冲，尤其镇江—瓜洲据点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长江、运河两条航道的交叉点，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1856年已不是1853年，当年太平军上万艘船只“行若浮云，止若叠雪”，自宜昌至镇江，“制江权”完全掌握在“天朝水营”手里。而此时，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