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