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则完全不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喜欢弗莱兹路，尽管他自己几乎从不喝酒，也不乱搞女人或说粗话，尽管他相信工作并一直努力工作。他在这里很自在，而对镇上来的人，任何穿衬衣打领带工作的人，他不免要留着点儿神，有点儿自负又担心受侮辱，对于虚荣嗅觉特别迅速和敏感，这是某些乡下人的天赋。他和母亲一样在偏远乡下的农场长大（而她早已把那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在那里也不适应，不适应那些顽固的传统，自负的贫穷，以及单调乏味的农场生活。弗莱兹路对他来说就够了。他可以和班尼叔叔做朋友。
我母亲已经习惯了班尼叔叔。除了星期天以外，他每天中午在我们家吃饭。他把口香糖粘在叉子把儿上，吃完饭拿下来给我们看上面的图案，那图案印在白蜡色的口香糖上很好看，嚼了真是可惜。他把茶倒在碟子里然后用嘴吹。他还用叉子叉着一片面包，把盘子擦得像猫舔的一样干净。我不太喜欢他把一股鱼腥味儿、毛皮动物和沼泽的气息带到厨房里。虽然我记得他的乡下作风，他却从来不自己拿东西吃，要等到三番五次的邀请才再加点儿吃的。
他讲的故事里总是有些我母亲坚持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桑迪·史蒂文森结婚的故事。
桑迪·史蒂文森娶了东边很远地方的一个胖女人，是完全不属于本县的一个地方，她有两千美元存在银行里，还有一辆庞蒂克轿车。她是个寡妇。十二到十五年前，她刚搬来弗莱兹路和桑迪一起生活，就发生了些奇怪的事情。夜里盘子会自己摔到地上；炉子上炖的菜飞起来，溅到墙壁上；桑迪半夜醒来感觉好像有类似山羊的东西隔着床垫用头顶撞他，可当他查看床下面又什么也没有；他妻子最漂亮的睡衣被撕成一条条的，系在百叶窗的绳子上；还有晚上，他们想安静地坐一会儿聊聊天的时候，墙壁上会传来敲击声，声音大得使人心烦意乱。最后，他妻子告诉桑迪，她知道是谁干的了。那是她死去的丈夫，被她的再嫁气疯了。她听出了他敲击的方式，就是用他那指关节。他们试图不理会他，可是无济于事。他们决定开车去旅行，看这样能不能让他罢休。但是他也跟着一起去了。他在车顶上用拳头砸、用脚踢、乱打、摇晃，让桑迪无法继续开车。最后他的神经彻底崩溃了。他靠路边停下来，让女人开车，自己干脆下了车，步行或者搭便车回了家。他说她最好开回自己的家，把他忘记算了。她哭了起来，但是知道已经别无选择了。
“可我还是不相信，你呢？”母亲开心地说。她开始解释一切都是巧合，是想象和自我心理暗示的结果。
班尼叔叔看着她，带着强烈的同情。
“你自己去问桑迪·史蒂文森吧。我看过那些瘀伤。亲眼看见的。”
“什么瘀伤？”
“山羊从床底撞的。”
“两千美元的存款。”我父亲沉思着，让争论持续。“现在说到女人。你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女人，班尼。”
“我正有这样的打算，”班尼叔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最近就准备好好考虑一下这事儿。”
“有一个那样的女人在身边应该是很方便的。”
“我也常这样对自己说呢。”
“问题是要娶个胖的好还是瘦的好啊？胖的一定会做饭，但是可能会吃得很多。不过特别瘦的也有能吃的，很难说。有时候娶一个大块头的，她的脂肪多少能让她挺一段时间，那实际上是会节省不少花销的。牙口一定得好，不然就是掉光的，镶了全套假牙。最好也割了阑尾和胆囊。”
“你好像是在买奶牛。”我母亲说。不过她不是真的在意；她有些时候会不经意地开开玩笑—然后不久就恢复过来了—那时，她身体的轮廓会变得柔和，她冷漠的动作，比如拿起盘子，给人一种从容的高高在上的感觉。她曾经是个丰满白皙的漂亮女人。
“但是她也许会骗你，”我父亲继续冷静地说，“对你说她已经割了阑尾和胆囊，实际上还留着。你最好要求查看她手术的伤疤。”
班尼叔叔打着嗝，脸红了，差不多是无声地笑了，头向盘子低得更近了。
“你会写字吗？”当我在他家门廊上读报时，班尼叔叔问我。他正在把一只马口铁茶壶的茶叶底倒出来，茶叶滴落到栏杆上。
“你上学多久了？读几年级？”
“开学就四年级了。”
“进来。”
他带我到厨房的餐桌，推开一个他正在修理的烫斗和一口底部有洞的炖锅，拿了一叠新的信笺、一瓶墨汁和一支钢笔。“练习写点东西给我。”
“你要我写什么？”
“无所谓。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写字。”
我写了他的全名和完整地址：宇宙，太阳系，地球，西半球，北美洲，加拿大，安大略省，瓦瓦那什郡，诸伯利，弗莱兹路，本杰明·托马斯·普尔先生。他站在我后面读着，然后尖声说：“和天堂有什么关系？你写的还不够远。天堂不是在宇宙之外吗？”
“宇宙就是一切。所有的一切。”
“好吧，既然你觉得自己懂得那么多，走到宇宙尽头又是什么？那儿总得有些什么，否则就不会有尽头，得有什么东西作为尽头，不是吗？”
“没有尽头。”我怀疑地说。“有的。有天堂。”
“那么你到了天堂的尽头又有什么？”
“你不会到天堂的尽头的，因为上帝在那里！”班尼得意扬扬地说，仔细看我的字，它们圆滚滚的，颤抖而不自信。“任谁读上去都够费劲儿。我要你坐在这里帮我写封信。”
他识字但是不会写。他说学校的老师总是打他，想把字打进他的脑袋里，他为此尊敬她，但是怎么打也没有用。他需要写信时通常找我父亲或母亲帮忙。
他靠过来，看着我在顶上写：诸伯利，弗莱兹路，1942年8月22日。“没错，就是这样！现在开始写内容。亲爱的女士。”
“先写亲爱的，然后加上人名，”我说，“除非是商务信函才写尊敬的先生或尊敬的女士。这是商务信函吗？”
“又是又不是。就写亲爱的女士吧”。
“她叫什么名字？”我嚷嚷着，“我直接写她名字就好了嘛。”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语气很不耐烦，拿来了报纸，翻开到背面的分类广告，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栏目，伸到我鼻子底下。
某女，一子，欲觅安静乡村家庭，帮助持家。喜欢田园生活。若适合也可结婚。
“这就是我要写信的女士，我不叫她女士还能叫什么？”
我让步了，照他说的写，然后是一个大大的认真的逗号，等待按照老师教的在dear下面一行对齐第三个字母处开始写信的正文。
“亲爱的女士，”班尼叔叔略显鲁莽地说，“我写这封信—”
是因为在邮寄的报纸上读到了你的启事。我三十七岁，独自住在弗莱兹路尾十五英亩土地上，房子很好，是石头地基的，就在树林边，冬天从来不缺木柴。还有一口六十英尺深的井和蓄水池。树林里有吃不完的浆果，河里有鱼，有办法避开兔子的话还可以种菜。我圈养了一只狐狸、一只雪貂和两只水貂，这里到处都有浣熊、松鼠和花栗鼠。欢迎你带孩子来。你没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我可以教他设陷阱和打猎。我为隔壁养银狐的人工作。他妻子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拜访她。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你忠实的，本杰明·托马斯·普尔。
不到一星期，班尼叔叔就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本杰明·普尔先生，我代我妹妹玛德琳·豪威小姐写信，告诉你她愿意接受你的邀请，准备9月1日后随时过去。去诸伯利要搭大巴还是火车？或许你能过来就再好不过了，我在信尾把我们的完整地址告诉你。我们家不难找。我妹妹的孩子是女孩，十八个月大，叫戴安。盼望收到你的来信。忠实的，曼森·豪威，安大略，基奇纳市，贾尔玛大街121号。
“这是在冒险，”我父亲说，班尼叔叔吃饭时给我们看了信，“你怎么认为这是你想要的？”
“我认为去看看应该没什么坏处。”
“我看他哥哥倒是急于把她甩掉。”
“带她去看医生，做个体检。”我母亲语气坚定地说。
班尼叔叔说他一定会的。从那时开始，他迅速做了一些安排。他给自己买了新衣服。他借了车，准备开到基奇纳去。他一大早就出发了，穿着浅绿色西装，白衬衣，绿红橙三色领带，墨绿色毡帽，棕白相间的皮鞋。他理了发，修了胡子，还洗了澡。他看起来很奇怪，脸色苍白，像是准备赴死一般。
“高兴点儿，班尼，”我父亲说，“又不是去上绞刑架。如果情况不好就掉转车头回家来。”
母亲和我拿着地板擦、扫帚、畚箕、肥皂盒和荷兰去污粉。不过母亲以前没有进过那间厨房，从没有真正进去过，所以它让她感到挫败。她开始往门廊外扔东西，不过一会儿就发现毫无希望。“你得挖个坑才能放得下它们。”她坐在台阶上，扫帚把儿支在下巴上，想着故事里的女巫，笑了。“如果我不笑，我会哭出来的。想想那女人要来这里，她一个星期都待不住。哪怕走路都得回基奇纳去，不然也会投河自尽。”
我们擦净了桌子、两把椅子、地板的中央部分，用面包袋擦了炉子，敲掉电灯上的蜘蛛网。我采了一束秋麒麟，放进水罐，摆在桌子中间。
“干吗要擦窗子，”母亲说，“想让里面的不幸更亮一些吗？”
回到家她说：“现在我开始同情那女人了。”
天黑后，班尼叔叔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他看着我们，样子像一个长途旅行归来的人，无法恰当地述说惊险的经历，虽然他知道他不得不尽力说明。
“你顺利到达了？”我父亲鼓励地说，“车子没出什么毛病吧？”
“没有，先生。它跑得很好。我走错了一次路，没多远就意识到了。”
“你看了我给你的地图了吗？”
“没有，我向一个开拖拉机的人问路，他让我掉头。”
“那么你到了那儿了？”
“哦，是，我到了那儿。”
母亲插进来：“我还以为你会带豪威小姐进来喝杯茶呢。”
“她有点儿累了，这一路也挺辛苦的，还要照顾小孩睡觉。”
“小孩！”母亲懊悔地叫着，“我忘了小孩的事儿了！小孩睡哪儿呀？”
“我们会搭个小铺什么的。好像什么地方有个婴儿床，就是得铺几条板子。”他摘下帽子，露出大汗淋漓的头顶那道红印儿说，“我正要告诉你们，不是豪威小姐，是普尔太太了。”
“啊，班尼。恭喜你了。祝你们幸福。一见面就决定了，是吗？”
班尼叔叔吃吃地笑着，显得很不安。
“是—是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把婚礼都准备好了。我还没到就准备好了。请了牧师，买了戒指，托人帮忙快速拿到了结婚证。我看得出来一切都办妥了。是的，先生。他们没漏下什么。”
“那么你现在是结了婚的人了，班尼。”
“哦，是啊，是结了婚的人了！”
“那么你应该带新娘子过来看我们。”母亲大胆地说。她使用“新娘子”这个词令人震惊，让人联想起长长的白面纱、花束、庆祝，而不是想到这个地方。班尼叔叔说他会举行婚礼的。他一定会的。他说等她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他们就办事儿。
可是他没有。也没见过玛德琳的人影儿。母亲想现在他该回家吃饭了，但是他还是照常来厨房。母亲问：“你妻子怎么样了？她还适应吧？她会用那种炉子吗？”每个问题他都含含糊糊地给了肯定的回答，吃吃地笑，摇着头。
下午晚些时候，他做完工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点儿东西？”
“什么东西？”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欧文和我跟着他穿过田地。到了他的院子边上，他转身让我们停下来。
“欧文想看雪貂。”我说。
“他得等下次了。别再走近了。”
过了一会儿，他从房子里出来，抱着一个小孩。我失望了—原来这就是他要给我看的东西。他把她放在地上。她弯下身，踉踉跄跄地走着，捡起一根乌鸦的羽毛。
“说你的名字，”班尼叔叔哄着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是戴—安吗？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她不说。
“她想说的时候是会说的。她会叫妈妈、班尼、戴安，还有喝水什么的。呵，是喝水吗？”
一个穿红夹克衫的女孩出现在门廊上。
“你进来！”
她是在叫戴安还是班尼呢？她的语气里有威胁的意思。班尼叔叔抱起小姑娘，轻轻对我们说：“你们最好赶快回家吧。改天再来看雪貂。”然后朝房子走去。
我们远远地望见她，穿着同样的红夹克衫，沿着街道走向巴克尔的商店。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长长的腿像剪刀一样。母亲最终在商店里见到了她，特别留意地打量过她。母亲看见班尼叔叔抱着戴安在门外，就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在等她妈妈呢。”
母亲进到店里，走到柜台前，女孩站在那儿，查里·巴克尔正给她开账单。
“你一定是普尔太太吧。”她做了自我介绍。
女孩没说话。她看着母亲，听见了她说的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查里·巴克尔看了母亲一眼。
“我想你一定在忙着收拾东西。你想过来时就来我们家坐坐。”
“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走碎石路的。”
“你可以穿过田地。”母亲最后和女孩说了一句，她不想就那么走出来。
“她还是个孩子，”她和父亲说，“不超过十七岁，不可能。她戴眼镜，非常瘦。人不笨，她家要快点把她嫁掉不是因为她笨而是精神有些错乱，或许处于临界状态。哎，可怜的班尼。不过她来这里生活就对了。她会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的！”
这儿的人们已经知道她了。她把艾伦·布罗克斯追到她院子里，追上了台阶，迫使她跪在地上，双手抓着她孩子一样的白头发。人们这样传说。母亲对我说：“别去那边了，别在乎什么雪貂啦，我可不想任何人残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