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很难相信，一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原始”文化，竟然能反过来教我们现代社会一些事情；我们对未来发展方式的探寻，总是不断因循远古时人类和地球的联结——某些古老文化从来没有弃绝的联结。
——海琳娜·诺伯·霍吉
在常嘎吉位于斯卡都的大宅院，摩顿森被守门的雅古挡在了门口。雅古是常嘎吉的佣人，身材瘦小，没有蓄胡子，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男孩儿，他的身材就算按巴尔蒂人的标准都嫌瘦小了点儿。但他其实已经三十多岁了，四十多公斤的身体不偏不倚地挡着摩顿森的路。
摩顿森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密封塑料袋，里面放了他所有的重要文件。他开始翻找，终于找到上回他来时常嘎吉勾画的那张学校材料的清单。“我要来拿这些东西。”摩顿森说，一边拿着那张纸让雅古看个仔细。
“常嘎吉先生在品第。”雅古说。
“他什么时候回斯卡都？”摩顿森问。
“最多一两个星期。”雅古想关上门，“你到时候再来。”
摩顿森用手把门挡住。“我现在打电话给他。”
“没有用，”雅古说，“到品第的电话线路断了。”
摩顿森提醒自己不要把愤怒写在脸上。所有帮常嘎吉做事的人都这么会替老板找借口吗？摩顿森正在考虑是继续逼雅古，还是去找警察的时候，一位威严的长者出现在雅古身后。
这位长者名叫古拉姆·帕尔维，戴着上好羊毛织成的棕色帽子，胡子精心修整过，是常嘎吉请来整理账务的会计。帕尔维拥有喀拉蚩大学的商学文凭，那所大学是巴基斯坦最好的学校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在巴尔蒂人来说相当罕见。所以在整个斯卡都地区他都是颇负盛名、深受尊敬的什叶派学者。雅古恭敬地退到一旁，把路让给长者。
“先生，我能为您提供什么帮助吗？”帕尔维用英文说。这是摩顿森在斯卡都听到过的最文雅最漂亮的英文。
摩顿森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提及自己遇到的困难，并把收据拿给他看。“这真是最奇怪、最离谱的事。”帕尔维说，“您努力帮巴尔蒂的孩子们建学校，常嘎吉应该知道我会对您的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他却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他边摇着头边说：“真是太奇怪了。”
古拉姆·帕尔维曾担任过巴尔蒂斯坦社会福利协会的会长。政府承诺提供给他们的费用一直没有到位，帕尔维不得不做些零散的会计工作以维持运作，他的协会在斯卡都郊区建了两座小学。现在，绿色木门的一边，站着一个带着钱要帮科尔飞建学校的外国人，另一边，则是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有资格和能力帮助摩顿森的人——一个和摩顿森有着同样目标的人。
“未来两个星期我都要花时间整理常嘎吉的账本，尽管这么做毫无意义。”帕尔维边说，边在颈部绕上一条浅黄褐色围巾。“现在，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您的材料？”
慑于帕尔维的威严，雅古开着常嘎吉的吉普车将他们带到印度河岸附近，镇子西南不到两公里处的肮脏工地，那里矗立着常嘎吉盖了一半的饭店外壳，钱用完了，饭店却始终没完工。泥墙砌成的建筑物并不高，连屋顶都没有，立在恶臭的垃圾山之中，周围是三米多高的围篱，上头还绑着一卷一卷的铁丝网。透过还没装玻璃的窗户，摩顿森看到了蓝色防水塑料布盖着的一堆堆建材。摩顿森扯着围篱上挂的大锁，转头看着雅古。“只有常嘎吉先生有钥匙。”雅古刻意回避着他的视线。
第二天下午，摩顿森和帕尔维回到工地，从出租车后备箱里取出断线钳走向大门。荷枪的守卫原本在石头上打盹儿，见状立刻跳下石头，一边用手稳住荡来荡去的生锈来福猎枪——看起来更像是吓唬人的假玩意儿。摩顿森心想，什么电话不通，常嘎吉显然已经接到通报了。“你们不能进去，这栋建筑物已经卖给别人了。”
“这个常嘎吉虽然穿着白袍，但却是一个黑心肠的人。”帕尔维用抱歉的语气对摩顿森说。
但帕尔维回头面对常嘎吉的守卫时，却一点儿也不客气。粗着嗓子吼出来的巴尔蒂话听起来非常凶狠。帕尔维的每句话都仿佛能刺穿岩石的利铲一般尖锐，字字重击在守卫身上，完全粉碎了他拦路的意志。当帕尔维终于住声，举起手中的钳子准备剪锁时，守卫放下了来福枪，从口袋里翻出钥匙，陪着他们进去了。
在废弃饭店潮湿的房间里，摩顿森掀开蓝色的防水布，找到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建材，包括水泥、木料，以及屋顶的波纹板。他永远都没办法找回当初千辛万苦拖上喀喇昆仑公路的整车材料，更别说找人负责；不过这些已经够他们开工了。在帕尔维的协助下，他把找回的材料用吉普车运回了科尔飞。
“要是没有古拉姆·帕尔维，我在巴基斯坦会一事无成。”摩顿森说，“我父亲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盖成医院，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坦桑尼亚伙伴约翰·摩西。帕尔维就是我的约翰·摩西。盖第一所学校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帕尔维教我一步步把事情完成。”
搭上吉普车回科尔飞前，摩顿森热情地握着帕尔维的手，向他致谢。“如果我还能帮些什么忙，一定要让我知道。”帕尔维微微鞠着躬，“你为巴尔蒂孩子们所做的事，才是最值得赞赏和感谢的。”
堆在地上的石头与其说是盖新学校的建材，不如说更像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废墟。摩顿森站在高地上远眺布劳渡河，宜人的秋色中，“科尔飞乔戈里峰”的金字塔山形清晰耸立，壮观气派，但眼前废墟般的景象却让他的心跌进了谷底。
前一个冬天离开科尔飞之前，摩顿森已经把帐篷地钉打进地里作为记号，还绑上红蓝尼龙绳索，用来标示学校五间教室的平面图。他也给哈吉·阿里留了足够的钱，让他请下游地方的人切割搬运石材。再回到科尔飞时，摩顿森原本期待看到基本完工的学校地基，但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地中间的两大堆石头。
摩顿森跟哈吉·阿里一起巡视学校的建设地点，努力隐藏着自己的失望。在旧金山机场的四度延迟，加上费尽周折要回建材耽误的时间，他回到科尔飞时已是十月中旬，比之前跟哈吉·阿里约定的时间几乎晚了一个月。“他们这个星期应该开始盖墙了才对啊！”摩顿森生着闷气，开始怪起自己来，“我不能一直到巴基斯坦来，现在我结婚了，我得有份工作。”摩顿森希望赶快把学校盖好，然后好好规划自己未来的路。可现在，即将来临的冬日又会再度耽搁盖学校的进度，摩顿森一路踢着石头生闷气。
“怎么回事？”哈吉·阿里用巴尔蒂语问，“你看起来像只横冲直撞的年轻公羊。”
摩顿森深吸了一口气，“你们为什么还没开始动工？”他问。
“葛瑞格医生，我们在你回去的时候，讨论过你的计划。”哈吉·阿里说，“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浪费你的钱，把它付给门中村和艾斯科里那些懒惰的工人。他们要是知道学校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盖的，就会耍心机，做很少的事却要很多的钱。所以我们决定自己采石材，结果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因为村里的男人得接挑夫和协作的工作。不用担心钱，我把它好好地锁在我家了。”
“我不是担心钱。”摩顿森说，“但是我希望在冬天来到之前，至少把学校的屋顶盖好，孩子们能有个地方儿读书。”
哈吉·阿里把手放在摩顿森肩上，像父亲一样拍了拍这个没耐性的美国人。“我感谢慈悲的安拉把你赐给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科尔飞的人住在这个没有学校的地方已经六百年了。”他笑着说，“多一个冬天又有什么关系？”
回哈吉·阿里家的路上，他们穿过一捆捆麦穗堆成的金黄色走廊，摩顿森每走几步，就有村民把身上背的农作物放下来欢迎他。从田里返回的妇女们把身子往前倾，倒出背上竹篓里的麦梗，再回到田里用长柄镰刀继续收割。摩顿森注意到，她们头上戴的“乌答瓦兹”帽子除了沾上色彩单调的麦糠碎谷外，还有些闪亮的丝线和羊毛织在一起——正是他用来做记号的红蓝尼龙绳。在科尔飞，任何东西都不会浪费。
那天晚上，摩顿森和塔瓦哈一起躺在哈吉·阿里家的屋顶上，回想起上次睡在同样的位置时，心里有多孤单。现在他想着塔拉，脑海中闪现出她在旧金山机场隔着玻璃跟他挥手时可爱的模样，强烈的幸福感涌了上来，他迫不及待地想与人分享。
“塔瓦哈，你睡了吗？”摩顿森问。
“还没。”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结婚了。”
摩顿森听到轻轻的“咔嗒”一声，眯眼朝着突然亮起的手电筒灯光望去——手电筒是他刚送给塔瓦哈的礼物。塔瓦哈坐起身，用他新奇的灯光玩具研究摩顿森的表情，想弄清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接着手电筒掉到了地上，一阵祝福的拳头兴奋地落在摩顿森的臂膀上。最后塔瓦哈终于跌坐在床上，高兴地叹了口气。“哈吉·阿里说葛瑞格医生这次看起来不太一样。”塔瓦哈笑着说，“他真的什么都知道。”塔瓦哈开心地玩起了手电筒的开关。“我能知道她的名字吗？”
“塔拉。”
“塔……拉。”塔瓦哈跟着念。这个发音在乌尔都语里是“星辰”的意思。“她很美吗，您的塔拉？”
“是的，”摩顿森觉得自己脸红了，“非常美。”
“您要给她父亲多少只公羊和山羊呢？”塔瓦哈问。
“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已经过世了。”摩顿森说，“而且在美国，我们不给新娘聘礼。”
“她离开母亲的时候，有没有哭？”
“她是和我结婚后才告诉她母亲的。”
塔瓦哈停顿了片刻，思索着美国奇特的婚姻习俗。
来到巴基斯坦后，摩顿森曾经受邀参加过几十次婚礼。在巴尔蒂斯坦，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婚礼习俗，但是他见过的所有婚礼，主题基本都一样：新娘要表达永远离开家的痛苦和悲伤。
“通常在婚礼中，会有个很严肃的时间段，新娘和她母亲抱在一起痛哭。”摩顿森说，“新郎的父亲会堆起很多袋面粉和糖，还答应以后会给更多的山羊和公羊，新娘的父亲则是双手抱胸背对男方，要求对方给更多的聘礼，等到新娘的父亲觉得男方给的聘礼足够合理时，就会转过身来点头表示同意。接着，男方的家庭在新娘哭天抢地的时候，硬把她和母亲两人活生生拆开。如果嫁到科尔飞这种偏远的村落，新娘以后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家人了。”
第二天早上，摩顿森发现早餐盘里，除了平日的“恰巴帝”薄煎饼和“拉西”酸奶外，还多了颗珍贵的鸡蛋，莎奇娜站在通往厨房的走道上骄傲地对他笑着。哈吉·阿里帮摩顿森剥掉蛋壳儿，一边解释着：“这会让你更强壮，多生些孩子。”莎奇娜则把脸藏在头巾后头咯咯笑个不停。
哈吉·阿里耐心地坐在摩顿森旁边，看着他喝完第二杯奶茶，先是微笑，然后笑容扩展到整个脸庞。“走，我们去盖学校！”他说。
哈吉·阿里爬到屋顶上，要所有科尔飞村民到村里的清真寺集合。摩顿森带着从常嘎吉废弃的饭店找回来的五把铲子，跟着哈吉·阿里从泥泞的巷弄走到清真寺，其他村民也纷纷走出家门。
过去几百年来，科尔飞的清真寺和怀着信仰涌入寺里祈祷的村民一样，都在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巴尔蒂人没有文字，历代都是用口述方式传承他们的历史文化，每个巴尔蒂人都能复诵十几代甚至二十代前的历史，因此每一位科尔飞村民都对这幢土墙支撑的木建筑了如指掌。这栋建筑有超过五百年的历史，在伊斯兰教进入巴尔蒂斯坦地区之前，它本是一间佛教庙宇。
在科尔飞待了这么久，摩顿森还是第一次跨过清真寺的大门进到里面。每次走到清真寺附近，他都带着保持距离的尊敬——跟他对科尔飞的宗教领袖谢尔·塔希的态度一样。摩顿森不确定这位伊斯兰“毛拉”对村里有他这样一位非信徒有何想法，尤其是还打算让科尔飞女孩们受教育的非信徒。谢尔·塔希给了摩顿森一个微笑，把他领到厅后的祷告垫。瘦瘦的谢尔·塔希留着灰黑胡子，和大部分住在山区的巴尔蒂人一样，比他四十多岁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苍老很多。
谢尔·塔希每天要召唤散居村里各处的信徒来祈祷五次，而且没有扩音器帮忙。此时他宏亮的声音回荡在小小的室内，他开始带着大家用一种特别的祷词召唤真主，请安拉在他们盖学校时赐下祝福引导。
这次哈吉·阿里提供了绳子，是当地人编的麻线（当然不是用红蓝尼龙绳交错编成的绳索了）。他和摩顿森一起量好准确的长度后，把麻线浸在钙粉和石灰的混合物里，接着用村里几百年来的古法标示施工的位置：他和塔瓦哈把绳子拉紧，然后往地上一弹、留下一条白色线痕，校墙的位置便清晰可见了。摩顿森把五把铲子传给大家。五十多位村民挖了一整个下午，学校预定位置的四条边都挖好了一条一米深、一米宽的长沟。
沟挖好后，哈吉·阿里对着两块巨石点点头，六名壮丁合力抬起石头，吃力地移动脚步走到沟边，把石头放进面向“科尔飞乔戈里峰”的地基角落。接着他让塔瓦哈把“邱可拉巴”（大山羊）带过来。
塔瓦哈神情严肃地走开，回来时带着一只有着高贵弯角的巨大灰色动物。“通常要人拖着，公羊才会跟过来，”摩顿森说，“但这是全村最大的一只羊，根本就是它拖着塔瓦哈走，塔瓦哈努力撑着才不被它甩开。”
侯赛因的体型可算得上是巴尔蒂人中的相扑选手了，所以一直负责村里的屠宰任务。巴托罗的挑夫是依据负重量收费的，每二十五公斤为一个负重单位，而侯赛因是有名的高地挑夫，每次至少能背三个单位，从来没少于过七十公斤。侯赛因从刀鞘中抽出柳叶刀，把刀轻轻放在胡子倒竖的公羊的喉咙上。谢尔·塔希举起双手，合掌放在羊头上，请求安拉同意取走它的性命，然后对握着刀的侯赛因点头示意。
稳了稳脚步，侯赛因利落地将刀子送进公羊的咽喉，切断颈动脉。热血如泉涌般喷溅在学校的基石上。然后塔瓦哈负责抓着角拎起羊头，侯赛因用力锯开公羊的脊椎。摩顿森盯着这只动物的眼睛，它也回盯着摩顿森，眼神看起来和侯赛因下刀前一样毫无生气。
男人们忙着剥羊皮、割羊肉时，妇女们则准备着做饭、煮菜汤。“那天我们几乎没做别的事儿。”摩顿森说，“事实上，我们整个秋天都没什么进度。所以，我们只是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对于一年只能吃到几次肉的村民来说，那顿饭远比学校重要得多。”
每一位科尔飞村民都分到一份羊肉。整只羊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滴骨髓都被吸干后，摩顿森加入村民的队伍，在即将成为学校庭院的预定地点升起火庆祝。月亮悄悄爬过“科尔飞乔戈里峰”，升上晴朗的夜空，村民们围着火堆跳舞，教摩顿森诵唱伟大英雄格萨尔王的史诗，以及一首又一首唱不完的巴尔蒂民谣。
巴尔蒂人和大块头美国人一起跳着舞，唱着高山王国的征战之歌，歌颂从巴基斯坦蜂拥而来的帕坦野蛮战士；歌颂廓尔喀人与巴尔蒂王之间的争战。科尔飞的妇女们早已习惯了这个大块头，她们脸孔发亮，站在熊熊火光边，一边拍掌一边跟她们的男人唱和。
那一晚摩顿森了解到，巴尔蒂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虽然他们的历史没有文字可循，其真实性却并未因此削减。围着火堆跳舞的一张张面孔，需要的不是教导，而是帮助，学校将是他们能够彼此帮助的地方。摩顿森望着学校的预定地点，现在那里不过是几条洒了羊血的沟渠。在他回到塔拉身边之前，也许没有多少进展，但自从那个跳舞的夜晚起，学校在他心里开始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对他来说，学校已经是真实的了，他仿佛看到学校就矗立在眼前，像满月银光照耀下的“科尔飞乔戈里峰”一样。摩顿森将脸转向火光。
塔拉·毕夏的房东不肯把舒服的车库套房租给夫妻俩，摩顿森只好把妻子的东西搬一些到他跟杜得辛思基合租的房间，然后把剩下的东西全塞进他的个人储藏室里。看着她的书和灯静立在父亲的乌木大象旁，摩顿森觉得妻子和父亲的生命也彼此联结起来了，正如那头木雕大象一样：象牙部位缠着灯的电线，象尾则掉在她的牛奶架里。
塔拉取出她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钱，买了张双人床，小小的卧房也因为这张床变得更加拥挤。摩顿森惊奇地发现，婚姻给他带来了这么多正面影响：自打他到加州后，这还是第一次搬出睡袋，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是头一次，他终于可以跟人一起商量、一起讨论自他踏上科尔飞的土地后就没有中断的艰辛旅程。
“摩顿森越跟我分享他的工作，我就越觉得自己幸运。”塔拉说，“他对巴基斯坦有很深的热情，他也将这种热情延伸到他做的其他事上。”
吉恩·霍尔尼博士同样为摩顿森对喀喇昆仑山区的热情所感动，他邀摩顿森和塔拉到他在西雅图的家中一起过感恩节。霍尔尼和妻子珍妮弗准备了一顿超级大餐，让摩顿森想起他在巴基斯坦时，大家在抢学校时争着请他吃的那几顿盛宴。霍尔尼热切地听摩顿森讲述了所有经过，包括他怎样被吉普车挟持到可安村，连续吃了两顿同样的晚餐；常嘎吉怎样在库阿尔都请客，上了整只牦牛菜肴。摩顿森一口菜都没动，继续讲述科尔飞的破土典礼——包括宰杀那只大山羊献祭，以及整夜的营火和舞蹈。
那个感恩节，有许多事情值得摩顿森感恩。当大家坐在壁炉前，喝着超大高脚杯的红酒时，霍尔尼开口了。
他说：“你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做的事情，而且听起来做得还不错。为什么不把这变成你的事业呢？那些争相请你吃饭、想贿赂你的村庄，他们的孩子也需要学校。但是没有一个登山界的人会举一根手指头帮助这些人，他们脑子里装了太多夏尔巴人、太多的佛教徒。如果我成立一个基金会让你当会长，一年盖一所学校，你意下如何？”
摩顿森紧握着妻子的手，这个想法好到让他不敢说话，生怕霍尔尼会突然改变心意。他赶紧喝了一口酒，平复自己兴奋的心。
那年冬天，塔拉·毕夏怀孕了。随着小生命的孕育，杜得辛思基充满烟臭的公寓也越来越不适合他们。塔拉的母亲丽拉从登山圈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摩顿森新事业的好消息，邀请小两口儿到蒙大拿州去看她。丽拉住在波兹曼市的历史街，她的房子充满了艺术气息。摩顿森立刻爱上了这个在盖拉丁山脚下的淳朴城镇，他决定离开柏克莱，那里只有他攀登生涯的回忆。丽拉借给他们足够的钱付房屋头期款，于是夫妻俩买下了附近的一栋小房子。
早春时分，摩顿森最后一次关上柏克莱114号个人储藏室的门，带着妻子和家当，开着自助搬家货车来到蒙大拿州，住进了离丽拉家只有两条街的小平房。远离了波兰杂工的二手烟和14岁的持枪少年劫匪，这栋有清幽围篱庭院的小房子可以让未来的孩子们安心地玩耍和成长。
1996年5月，摩顿森在伊斯兰堡机场填入境表格时，他的笔在“职业栏”那一格犹豫了许久。好几年来他都写“登山者”；这一次，他潦草地填入了霍尔尼建议的“会长——中亚协会”。霍尔尼预见，这个组织将如同他创立的半导体公司一样快速成长，除了在巴基斯坦，还会沿丝绸之路散布到各个“斯坦”地区，推广学校建设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计划。摩顿森则没那么乐观，盖好第一所学校都已困难重重，他实在不敢想象霍尔尼所说的计划。不过令他安心的是，他有了年薪21798元的稳定收入，同时也多了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
摩顿森从斯卡都寄了封信给穆札佛，表示愿意给他提供一份薪水稳定的工作，希望他到科尔飞帮忙盖学校。离开斯卡都回到科尔飞之前，摩顿森也拜访了古拉姆·帕尔维。帕尔维的房子位于斯卡都南部山丘，附近都是翠绿的密林，隔壁就是华美的清真寺，土地是他父亲所捐，清真寺则是由他建造完成。在帕尔维被苹果树和杏桃围绕的庭院里，摩顿森提出了他对未来的保守计划：先将科尔飞的学校完成，然后明年在巴尔蒂斯坦其他地区再盖一所学校。他也邀请帕尔维加入。征得霍尔尼的同意后，摩顿森给帕尔维提供一些薪水，补贴他做会计师的微薄收入。
“我马上就发现，葛瑞格有一颗了不起的心。”帕尔维说，“我们俩都渴望着帮助巴尔蒂斯坦的孩子们。我怎么能拒绝他呢？”
帕尔维给摩顿森介绍了一位能干的斯卡都泥水匠玛克玛，两人一起在星期五下午回到科尔飞。走在村里的新桥上，摩顿森惊讶地看见十多位科尔飞妇女穿着只有在特别日子才会穿的盛装迎面走来。妇女们跟他打招呼后，就忙着去拜访住在附近村子的娘家，因为那天是星期五，伊斯兰教的“主麻日”。
“有了桥之后，她们现在可以当天回到村里，所以每到星期五，科尔飞的妇女们就回娘家探视家人。”摩顿森解释说，“这座桥变成了联结母性亲情的一种纽带，让她们更快乐，不像从前那么孤单。谁能想到像桥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可以给女性带来那么多的支撑。”
在远处的布劳渡河岸上，哈吉·阿里一如往常，像雕像般站在悬崖的最高处，左右分别站着塔瓦哈和嘉涵，哈吉·阿里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美国儿子回来，亲切地问候他从大城市带来的客人。
摩顿森看到他的老朋友穆札佛害羞地站在哈吉·阿里身旁，非常开心。两人热情拥抱，仔细打量着对方的面容，穆札佛尊敬地将摩顿森的手拉到自己的心口。
“永青那右？”摩顿森说着传统的巴尔蒂问候语，意思是“你好吗？”脸上满溢着关心。
“我那天其实还好，感谢安拉。”十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时，穆札佛已是即将失聪的老人，他温柔地说，“只是有点累。”
那天晚上在哈吉·阿里家吃晚饭时，摩顿森才知道穆札佛刚完成一趟历经十八天的艰苦行程。从斯卡都到科尔飞唯一的路又一次因山崩而中断，穆札佛刚陪同日本登山队往返巴托罗冰川，马上又带着一小队挑夫，每人背上四十公斤重的水泥，徒步二十五公里山路运往科尔飞。个子瘦小的穆札佛那时已经六十多岁，前后扛了二十趟水泥上科尔飞，日夜赶路，甚至顾不上吃饭，只盼着能在摩顿森到达之前把水泥准时送到。
“我第一次在巴托罗冰川遇到葛瑞格·摩顿森先生的时候，他是个非常和善的年轻人。”穆札佛回忆，“很幽默，喜欢开玩笑，也很愿意和我们这些穷协作分享东西。当我找不到他，担心他可能在冰川上丧生的时候，我整个晚上都没睡，一直在向安拉祈祷，让我有机会救他。后来我找到他，我答应要用我所有的力量保护他。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帮助巴尔蒂人。我很穷，只能贡献我的祈祷，还有我的力气，我很高兴能给予这些，帮助他盖学校。后来，我搬完那些水泥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我太太看着我的瘦脸说：‘怎么回事？你被关进牢里了吗？’”说完穆札佛大笑。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摩顿森就在哈吉·阿里家的屋顶上踱起了步子。他现在是一个组织的会长，肩负更重的责任，不光是盖好这个偏远村庄的学校而已。霍尔尼对他的信任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宽肩膀上，他决定了，不能再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庆宴，必须尽快将学校盖好。所有村民在工地集合后，摩顿森带着铅垂线、水平仪、账簿跟他们会面。“盖学校，就像是指挥交响乐团一样。”摩顿森说，“我们先用炸药把巨石炸成较小的石头，然后几十个人在混乱中左弯右绕，把一篓篓石头搬给泥水匠。玛克玛像变魔术一样，用铲子铲两下就把石头理成整齐的石砖。妇女们则从河里挑水过来，倒在大坑里搅和水泥，然后泥水匠把混好的水泥抹在石砖上，一排一排把砖慢慢砌起来。孩子们趁水泥没干赶紧冲过来，用小石头把石砖间的空隙填满。”
“我们非常兴奋，特别想帮忙。”学校老师侯赛因的女儿泰希拉说，当时她只有10岁。“父亲跟我说学校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可我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所以跑到工地想看看大家为什么这么兴奋。家里每个人都去帮忙了。”
“葛瑞格医生从他的家乡带了些书来。”哈吉·阿里的孙女，当时9岁的嘉涵说，“里头有些学校的照片，所以我大概知道我们要盖的是什么了。葛瑞格医生穿着干净衣服很高贵，照片上的孩子看起来也都很干净。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去上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很高贵。”后来她和泰希拉成为了科尔飞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
整个六月，学校的墙慢慢筑高，但是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半的工人跑去照顾庄稼或是牲畜，建筑进度比摩顿森预期的落后很多。
“我努力扮演严格公正的工头角色。”摩顿森说，“我整天待在工地，从日出到日落，用水平仪确定墙砌得够平，用铅垂线量它们够不够直。我手里一直拿着笔记本，眼睛盯着每个人看，焦虑地计算每一块卢比。我不想让霍尔尼失望，所以我逼大家逼得很紧。”
8月初一个晴朗的午后，哈吉·阿里在工地拍了拍摩顿森的肩头，邀他一起去散个步。老人带着摩顿森往上走了一个小时，脚劲好得让比他年轻几十岁的美国人自叹弗如，但摩顿森也觉得时间正在一点一滴地浪费。当哈吉·阿里终于在狭窄的岩架上停下来时，摩顿森已经气喘吁吁。
哈吉·阿里等到摩顿森喘过气来，让他看看眼前的景色。空气是高山上特有的清新，远在乔戈里峰之外，喀喇昆仑山脉内层的冰峰直刺蓝天。千米之下的科尔飞，逐渐成熟的麦田一片翠绿，但看起来那么渺小脆弱，仿佛漂浮在岩石海洋中的生命之舟。
哈吉·阿里伸手放在摩顿森的肩上。“这些山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说，“我们也一样。”说着他拿出象征村长权威的棕色羊毛“托比帽”，戴在银白的发梢。“你不能决定山该做什么。”他语调中的严肃把摩顿森震慑住了，一如眼前的景色。“你必须学会聆听它们。所以我也请你听我说，因为全能安拉的慈悲，你为我的村民做了很多，我们很感激。但是现在你得再为我做一件事。”
“我愿意做任何事。”摩顿森说。
“坐下，不要说话。”哈吉·阿里说，“你把大家都快逼疯了。”
“然后他伸手把我的铅垂线、水平仪、账簿全都拿走了，快步走回科尔飞。”摩顿森回忆道，“我跟着他走回屋里，不知道他要到底做什么。他脖子上一直戴着一个皮串，上头穿了一把钥匙。他用钥匙打开一个褪色的木雕柜子，把我的东西锁在里头。里面放的都是重要的东西，有腌山羊肉、他的祷告珠，还有他那把旧式英国滑膛枪。然后他要莎奇娜备茶。”
在莎奇娜煮“白玉茶”的半个小时里，摩顿森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哈吉·阿里则用手翻着他最宝贝的《古兰经》，专心沉浸在内心世界里，默念着祷词。
装着滚烫酥奶茶的瓷碗在他们手中冒着热气，哈吉·阿里终于开了口。“如果你想在巴基斯坦成功，你就得尊重我们的方式。”哈吉·阿里边说边吹着他的碗，“当你第一次跟巴尔蒂人喝茶的时候，你是个陌生人；第二次，你就是我们的贵客；第三次你再和我们一起喝茶，就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而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会无怨无悔地做任何事，甚至是死。”他把温暖的手搭在摩顿森的手上。“葛瑞格医生，你必须花时间去喝这三杯茶。我们虽然没受过教育，但是我们并不笨，我们已经在这里生存居住了很久。”
“那一天，哈吉·阿里教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堂课。”摩顿森说，“我们美国人认为必须尽快把事情做完，我们是个三十分钟解决午餐、两分钟完成橄榄球训练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认为靠‘震撼教育’式的宣传活动，就能在攻进伊拉克之前赢得战争。哈吉·阿里教我要花时间喝上三杯茶，把速度放慢，像重视盖学校一样，重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知道从跟我一起工作的人身上，我还有太多东西要学，而不应该自以为是，总想着教给他们些什么。”
三个星期后，当摩顿森从工头降级为群众时，学校的墙已经砌得比他的头还高，只差把屋顶盖上去。常嘎吉偷掉的屋梁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摩顿森又回到斯卡都，跟帕尔维一起监督新梁的采购和制作，确保它们足够强韧，能顶得住科尔飞严冬时的大雪。
意料之中的一场山崩，让前往科尔飞的路再度中断。运送木料的吉普车被拦在了二十五公里外的山下。“第二天早上，帕尔维正和我讨论该怎么办时，看见一大团尘土往河谷方向移来。”摩顿森说，“哈吉·阿里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们面临的困境，连夜发动科尔飞的所有村民步行下山，他们抵达时还在拍手唱着歌，精神好得根本不像一夜没睡的人。最神奇的是，连谢尔·塔希都来了，还坚持要搬第一包货。”
“照理村里的宗教老师不应该做粗重的事情，但他坚持要帮忙，领头带着我们这一行三十五个人走了二十五公里的山路，把屋梁搬回村里。谢尔·塔希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拐，走这段路对他来说非常辛苦，但他一路笑嘻嘻的，若无其事，带领我们走上布劳渡河谷。这位毛拉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教育科尔飞孩子的支持——甚至包括教育女孩子。”
但并非所有布劳渡河谷的人都和谢尔·塔希的看法一致。一个星期后，摩顿森和塔瓦哈站在一起，正赞叹玛克玛和他的工人们安放屋梁的纯熟技术，忽然听见一群孩子的喊叫声。孩子们通报说，有一帮陌生人刚刚过桥，正往村子里走来。
摩顿森跟着哈吉·阿里走到桥上方的制高点，看到有五名男子走过来，其中一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后头四名身材魁梧的男子手里拿着白杨树枝修整成的棍子，边走边用棍子敲着手心。领头的长者身材很瘦，看起来一脸病容，爬上科尔飞时还拄着拐杖。距离哈吉·阿里一百多米时，他停下脚步，傲慢地要科尔飞的村长走过去迎接他。
塔瓦哈挨近摩顿森，“糟糕，这个人是哈吉·麦迪。”他悄声说。
摩顿森早听说过这个人，他是艾斯科里的村长。摩顿森说：“他像个黑手党老大一样控制着整个布劳渡河谷的经济。巴尔蒂人卖的每一只绵羊、山羊或是鸡，他都要抽成。他也盘剥登山者，用离谱的高价贩卖物资。如果有人卖给登山队一个鸡蛋，胆敢不让他抽成，哈吉·麦迪就会派打手用棍棒修理那些人。”
哈吉·阿里拥抱过麦迪后，他拒绝了喝茶的邀请。“我就在这儿说话，这样大家都听得到。”他对岩壁旁开始聚拢的人群说：“我听说有个异教徒来到了这里，企图用他教的东西毒害穆斯林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吉·麦迪嚷了起来。“安拉禁止女孩子受教育，我也禁止你们盖这所学校。”
“我们会把学校盖好的，”哈吉·阿里平静地说，“不管你阻止还是同意。”
摩顿森往前走去，试图化解越来越浓的冲突气息，“我们何不先喝茶再讨论这件事？”
“我知道你是谁，‘卡飞尔’（拒绝信仰者）。”麦迪使用了形容异教徒最恶劣的词汇，“我跟你无话可说。”
“至于你，你不是穆斯林吗？”麦迪转身对着哈吉·阿里恐吓道，“真主只有一位。你是侍奉安拉，还是侍奉这个卡飞尔？”
哈吉·阿里拍着摩顿森的肩膀说：“从来没有人来到这里帮助过我的村民，我每年付给你钱，但你什么事也没帮我们做过。这个人比你好，他比你更当得起我的奉献。”
哈吉·麦迪的打手蠢蠢欲动，他举起手作势要他们先别动。“如果你坚持要留住你的‘卡飞尔’学校，你必须付出代价。”麦迪的眼睑开始往下垂。“我要十二只最大的山羊。”
“如你所愿。”哈吉·阿里将背转向麦迪，借以鄙视他自贬身份的索贿，“把邱可拉巴带过来。”哈吉·阿里吩咐道。
“要知道，在这些村子里，一只山羊就等于头胎小孩、珍贵的母牛、家里的宠物，统统加在一起才及得上它的珍贵。”摩顿森解释道，“每户人家的长子最神圣的任务就是照顾山羊，哈吉·麦迪的要求对他们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
哈吉·阿里一直背对着那个外人，直到十二个孩子拖着粗角厚蹄的山羊过来。他从孩子手中接过缰绳，把羊绑在一起。孩子们把他们最珍贵的财产交给村长时，都忍不住低头啜泣。哈吉·阿里把哀嚎的羊群牵到哈吉·麦迪面前，一句话都没说，把绳头丢给他。接着阿里转过身，把村民们带回到学校。
“那是我见过的哈吉·阿里最逆来顺受的一次。”摩顿森说，“他刚刚把村里的一半财产给了那个恶棍，却还能笑得出来，好像刚中了头彩。”
哈吉·阿里停在村民们共同努力盖起来的学校前。它稳稳地站立在“科尔飞乔戈里峰”之下，有涂好石灰漆成黄色的石墙，还有能把恶劣天气挡在门外的厚重木板，科尔飞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跪在结冰的地上读书了。
“不要难过，”他告诉心碎的村民们，“那些羊终究会死的，被吃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学校还会在这里。哈吉·麦迪今天拿走了食物，但我们的孩子却永远都能受教育。”
天黑之后，在哈吉·阿里家的炉火旁，他请摩顿森坐到身边，然后拿起《古兰经》，举在火光前面，“看见这本《古兰经》有多美吗？”哈吉·阿里问。
“是的，它很美。”
“可是我却没办法读。”他哀伤地说，“我不识字。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悲哀和遗憾。只要能让村里的孩子们永远不用体会这种感觉，我愿意做任何事。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他们拥有他们应得的教育。”
“当时我才意识到，”摩顿森说，自打我承诺盖学校那天开始，一直到经过漫长努力终于兑现的那一天，“任何事情、任何我所经历过的困难，跟他准备为村民们做的牺牲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坐在那里的目不识丁的老人，几乎一生没有离开过村子，却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远见、最有智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