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算术和诗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的兄弟们，该学着使用AK-47步枪和火箭炮了。
——科尔飞学校院墙上宗教极端分子的宣传语
“那是什么？”摩顿森问。
“一所宗教学校，葛瑞格先生。”阿波回答。
摩顿森请侯赛因把车子停下来，让他仔细看看那栋新建筑。他把身子探出吉普车，半个身子趴在车顶上。没事儿做的侯赛因点了根烟，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到双脚间，落在了装炸药的木箱上面。
摩顿森很欣赏侯赛因的开车技术，即使在巴基斯坦路况最糟的地方，他也能把车开得很稳，几千公里的山路上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意外。这也是摩顿森不太想责怪他的原因，但是把烟灰弹到炸药上可能酿成大祸，容不得忽视。摩顿森决定等他们一回到斯卡都，就用塑料布把炸药包起来。
他咕哝了一声，把身子完全伸直，开始仔细研究古拉波尔镇上这栋全新的建筑物。阔大的宅院有几百米长，占据了整个希格尔河谷西侧，四周环绕着七米高的围墙，行人根本看不见里面。
“这是新盖的。”阿波说，“宗教极端分子建的宗教学校。”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地方？”
“这些宗教学校就像……”阿波试着找个合适的英文单词形容，最后决定发出一阵嗡嗡叫的声音。
“蜜蜂？”摩顿森问。
“对，就像蜂窝，这些学校里面学生很多。”
摩顿森爬回车里，坐在炸药后头。
在斯卡都东边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摩顿森注意到一个名叫于古的贫穷村庄的外围，多了两座漂亮的大学校，矗立在农田之间。
“那里的人怎么会有钱盖这么大的学校？”
“那也是那些人盖的。”阿波说。
二十分钟过后，摩顿森看到另一个贫穷的村庄克什尔德也和于古村一样，建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
“这里也是他们盖的？”
“是的，葛瑞格。”阿波嘴里塞满了哥本哈根烟草，“到处都是。”
9月9日，摩顿森坐在绿色吉普车后座上，正往巴基斯坦最北端的查普森河谷前进，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乔治·麦克考恩不断赞叹着亨札河谷的壮丽风景。
“我们从中国的红其拉甫山口过来。”麦克考恩说，“那简直是地球上最美的旅程，车子还没开到巴基斯坦高山峻岭的时候，成群的骆驼在荒野间漫游着。”
他们准备前往祖德卡恩村，也就是摩顿森随身保镖费瑟·贝格的家乡，为中亚协会刚完成的三项工程举办落成典礼，包括给水工程、水力发电厂和卫生所。麦克考恩捐了八万美元赞助这三项工程，现在他要去看看自己的捐款为当地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麦克考恩的儿子唐和儿媳苏珊也随行，坐在后面一辆吉普车里。
一行人在苏斯特过夜。摩顿森打开新购置的卫星电话，跟在伊斯兰堡的朋友巴希尔准将联络，确保两天后直升机会到祖德卡恩村接他们。
第二天，一行车队继续在查普森河谷爬行，兴都库什山脉红褐色的山脊在冷冽的空气中显得分外清晰。吉普车时速二十公里，在泥巴路上挣扎前进，两旁海拔七千米的群峰仿佛巨鲨的利齿，吞咬着破碎的冰川。
祖德卡恩村，巴基斯坦境内最偏远的村落，终于出现在河谷尽头。暗褐色的泥砖房舍和灰褐色的深谷几乎融为一体，直到快走进村里，他们一行人才发觉原来已经到达目的地。村里的马球场上，摩顿森的保镖费瑟·贝格骄傲地站在村民中间，欢迎客人们的到来。贝格穿着瓦希族的传统服装：棕色的粗羊毛背心，软羊毛帽“司基得”，配上长统马靴。他还戴着摩顿森送给他的深色航空眼镜，高大的身躯站得直挺挺的。
乔治·麦克考恩个子也算不小，但贝格紧紧拥抱他时，毫不费力地就把他抱离了地面。
“贝格真是难得的好人。”麦克考恩说，“自从上回的乔戈里峰之旅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他把我和我那不中用的膝盖带下了巴托罗冰川，还救了我女儿爱咪一命——她那时候生病，贝格几乎是一路把她背下山。回到村子里，他骄傲地带我们到处走访，还安排了盛大的欢迎活动。”
一群吹着号角、打着鼓的乐师一路随客人前行，后面跟着前来接待的三百名村民。摩顿森被村民们当成了家人。男人们热烈地拥抱他，瓦希族的女人们则用“达司巴”表示欢迎——把手掌轻轻放在客人脸颊上，然后再亲吻自己的手背。
贝格领着摩顿森和麦克考恩参观新建的工程。最近铺设完工的水管管线，能将河谷北边的高山溪水引下来，储存在村里一口很深的涵洞内。一旁安装着一台小型发电机，它足以让村里几十户人家新装的电灯每天亮上几个小时。
摩顿森在新建的卫生所流连不去。祖德卡恩村的第一位卫生员阿姿札·侯赛因刚完成培训课程，回到村里负责卫生所的工作。在中亚协会的赞助和安排下，阿姿札·侯赛因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古尔密医疗诊所”接受了六个月的医护培训，中亚协会还帮她家加盖了一间房，作为村里的卫生所。28岁的阿姿札一边抱稳腿上的小儿子，让两岁的女儿攀在她脖子上，一边骄傲地指着中亚协会掏钱买的医药箱，里面装满了抗生素、止咳糖浆和生理盐水。
祖德卡恩村离最近的诊所有两天车程，山路又经常受阻不通，生病的村民往往会因此延误病情而丧命。卫生所开办之前，这个小小的村子一年内就有三名妇女死于难产。
“还有很多人死于腹泻。”阿姿札说，“我接受了培训，再加上葛瑞格医生提供的医药，我们已经能控制这些问题了。过去五年来，一方面我们有了干净水源，另一方面我们也教导村民食用干净食物，给孩子洗澡，所以不再有村民因为这些问题死亡。我最希望的就是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展，把我的知识传给更多女性。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村里再也没有人反对女性受教育了。”
“我们的捐款在葛瑞格手里能做很多很多的事。”麦克考恩说，“在我生活的环境中，大公司往往会拿出几百万美元试图解决问题，结果什么也没改变。但是在这里，葛瑞格用在美国买辆便宜车的钱，却能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2001年9月11日，全村人聚集在马场边的舞台前。在写着“欢迎贵宾”的横幅下方，摩顿森和麦克考恩坐着观赏老人们的表演——这些被称为“帕普司”的老人们蓄着大胡子，穿着绣有粉色花朵的白色长袍，跳起了瓦希族的欢迎舞。摩顿森笑得合不拢嘴，起身加入他们，虽然块头很大，他却很快学会了舞姿，全村的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庆祝活动以一场马球比赛作为结束。他们从河谷底下的八个村庄分别找来八匹矮小结实的高山小马，表演当地特有的一种马球活动——困难得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骑在马背上的选手在空地上飞驰，追逐“马球”——山羊头骨，他们一边对着其他选手挥击球棍，一边骑马彼此冲撞。每当选手们奔驰而过，全场观众欢声雷动，直到最后一抹日光隐入阿富汗的山脊，骑士们才下马，人潮也渐渐散去。
费瑟·贝格买了瓶高粱酒让美国客人享用，不过他自己和摩顿森仍然滴酒不沾。就寝前，他们和村民聊起了阿富汗。如果连阿富汗的最后一块净土也落进塔利班政权手里，村民的命运将会从此改变——边界会被封锁，传统的贸易路线会被阻断，他们与国境线对面游牧族人之间的联系也会被完全切断。
去年秋天，摩顿森就曾体验过阿富汗与此地紧密的地缘关系。当时在贝格的陪同下，摩顿森爬上村旁的高地，恰好有十几名大胡子男子从艾尔沙德山口骑马驰下，所经之处沙尘飞扬。等这些人近了，摩顿森才发现他们胸前鼓着子弹带，足蹬过膝的手工长马靴。一看到摩顿森，他们就掉转马头直奔过来。
“他们跳下马，直奔我走来。”摩顿森说，“他们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狂野的，在瓦济里斯坦被囚的经验立刻闪进脑海，我心想，‘又来了！’”
领头的人肩上扛着猎枪，大步朝摩顿森走来，贝格立刻挡在两人中间，准备用性命保护摩顿森。但一转眼，两个大男人竟开始拥抱，兴奋地说起话来。
“我的朋友。”贝格告诉摩顿森，“他正到处找你。”
原来这些人是阿富汗瓦罕走廊的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从地形上看，阿富汗东北地区凸出的瓦罕走廊，像兄弟之手般搂着巴基斯坦的查普森河谷，这条河谷自然也就成为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区。吉尔吉斯人在巴基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间的荒凉走廊流浪，得不到自己国家的帮扶，更别说其他国家的援助。听说摩顿森要到查普森河谷来，他们骑了六天的马到这里来找他。
领头男子走近摩顿森。“对我来说，苦日子不是问题。”贝格做俩人的翻译，“但是对孩子很不好。没什么食物，没有房子，连一间学校也没有。我们听说葛瑞格医生在巴基斯坦盖学校，您能不能也来帮我们盖所学校？我们可以提供土地、石头、人，只要我们有的都行。请您现在跟我们回去，我们在冬天好好讨论盖学校的事好吗？”
摩顿森想到了这些人西边的邻居，一万名在阿姆河沙洲上挣扎，他却没办法搭救的难民。尽管如此，尽管阿富汗正在战乱中，推动任何计划都非常困难，但摩顿森暗暗立誓，一定要设法帮助这些阿富汗人。
摩顿森不忍心解释，自己答应妻子几天后就要回家，而且中亚协会的计划要事先获得理事会同意。他把手放在那人肩上，重重地压了压他满是沙尘的羊毛背心。“我现在得回家，而且对我来说在阿富汗工作十分困难。但我答应尽快前去拜访，讨论建学校的可能性。”
吉尔吉斯男子仔细聆听，眉头因为太专心而微微皱着，饱经风霜的脸上逐渐绽开了笑容。他也把结实的手放在摩顿森肩上，接受了他的承诺，然后跨上马背，一行人跨过兴都库什山脉，开始漫长的返乡旅程。
时隔一年又回到贝格家中，麦克考恩在窗边的床上打着鼾，他儿子唐和儿媳苏珊也已睡熟，摩顿森舒服地躺在贝格为客人准备的吊床上，一边听着村里长老们的谈话一边打瞌睡。半梦半醒之际，他想起一年前自己对骑马男子的承诺，不禁担心阿富汗的形势会让他无法实现诺言。
贝格吹熄烛火。黑暗中，摩顿森最后隐约听见贝格的祷告声，请求安拉赐予贵客们平安。
凌晨四点半，摩顿森被贝格摇醒。贝格正把耳朵贴在前苏联产的短波收音机上，借着收音机转钮微弱的绿光，摩顿森看见他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从没有过的恐惧。
“医生先生！医生先生！出大事了！”贝格摇晃着他。“起床！起床！”
才睡了两个小时的摩顿森立即跳下吊床。“愿安拉赐你平安，贝格。”摩顿森努力揉掉眼里的睡意，“怎么了？”
贝格紧咬牙关，许久说不出话，他牢牢盯着摩顿森的脸，半天挤出一句：“我很抱歉。”
“为什么？”摩顿森这才注意到自己的保镖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把AK-47步枪。
“一个叫纽约的村子被炸了。”
摩顿森抓了条毯子披在肩上，穿上结冰的凉鞋冲到屋外。在日出前的寒夜里，他看见房子四周安排了严密的防卫：贝格金发蓝眼的弟弟艾兰·将手中端着AK-47，负责看守屋子唯一的窗户；村里的毛拉海达尔正在一旁观察阿富汗那边的动静；瘦长的沙尔法拉兹，以前曾是巴基斯坦的突击队员，负责守卫村里的主要道路，察看是否有车辆驶近，手中还拨转着自己的短波收音机。
摩顿森后来才知道，会说五六种语言的沙尔法拉兹，在收听中国维吾尔语频道时，广播上说有两栋很重要的塔楼倒塌了。沙尔法拉兹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但知道恐怖分子杀死了很多很多美国人。他想听更详细的新闻，但频道转来转去，却只能收到中国喀什电台播放的维吾尔语音乐。
但费瑟·贝格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了。一手拿着AK-47步枪，一手握拳，他盯着阿富汗上空血红的晨曦。这些年来，他一直看着那不断扩大的风暴在逼近。美国中情局要花上好几个月好几百万美元才能确认“9·11”事件背后的主谋；而这个不识字的男子，住在巴基斯坦最偏远的村落，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电话，却本能地立刻知道了问题的源头。
“你们纽约村子的问题是从那边来的，”他说，“从基地组织的魔鬼来的。”他朝阿富汗方向吐了口唾沫，“本·拉登。”
巨大的苏制MI-17军用直升机在早上八点钟准时抵达。巴希尔麾下的军官伊利阿斯·米尔札上校在旋翼还没停止时就跳了下来，对着一行美国人敬礼：“葛瑞格医生，麦克考恩先生，长官，伊利阿斯报到。”随即，MI-17直升机上跳下一队军人，围在美国客人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
伊利阿斯个子很高，身手矫捷，就像好莱坞的荧幕英雄。他一头黑发，脸型棱角分明，曾在巴基斯坦最精良的战斗飞行队伍服役，若不是鬓角的白发，看起来就像个年轻人。伊利阿斯也是瓦济里人，当他得知自己族人如何对待摩顿森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再不让他的美国朋友受任何伤害。
费瑟·贝格举起手对着安拉进行“都阿”——表达感谢的祷告，感谢真主派军队保护美国客人。贝格没带行李，也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就跟着麦克考恩一家和摩顿森爬上了直升机，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保护他们。
飞机升空后，机上的美国人轮流用摩顿森的卫星电话联系家人，电池只能撑四十五分钟，所以大家的通话都尽量简短。从塔拉和麦克考恩的妻子凯伦口中，他们获悉了恐怖袭击的细节。
摩顿森拼命把耳机往耳朵里塞，眯着眼透过直升机小小的舷窗看着外面的群山，努力让电话天线朝南，朝着卫星的运行方向，好听清妻子的声音。
塔拉听到摩顿森的声音，激动得喜极而泣，在让人发疯的静电干扰和讯号传送延迟中，她告诉摩顿森自己有多爱他。“我知道你和第二个家的家人在一起，而且他们会保证你的安全。”她对着话筒大声喊，“亲爱的，赶快把工作完成，然后回家，回到我身边吧！”
飞行工程师向摩顿森道歉，说机上的专用耳塞不够，递给他一副黄色塑料耳塞让他保护耳朵。摩顿森塞好耳塞，把脸贴在飞机舷窗上，在他们下面，亨札河谷陡峭的梯田仿佛一条疯狂的被子，缀满深浅浓淡的各种绿色，披挂在岩石嶙峋的山麓上。
从空中往下看，要解决巴基斯坦缺水的问题似乎很简单。从终年积雪的罗加波西山脉断裂下来的冰川出发，溪流带着融雪往下流淌，再下去就是缺水的村庄。摩顿森眯起眼，想象水沿着灌溉渠流淌到每个村落的梯田。从这个高度来看，要想让每个距离遥远的村落得到滋养，似乎只要画几条直线，把冰川融雪导引到村里去就行了。
但要解决极端主义的问题就没那么简单。在这个高度看不到村里的毛拉们反对教育女孩，也看不到地方政治人物对妇女职训中心的干扰，以及对建造学校的阻碍。极端分子让极端主义在贫穷的河谷里像恶性肿瘤一样疯狂滋生。
MI-17在香格里拉降落。香格里拉位于斯卡都西边的湖畔，离城市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是巴基斯坦将领们喜爱的豪华钓鱼度假村。麦克考恩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坐在电视前，透过卫星天线传送来的模糊影像，呆呆地看着CNN不断重播银色机身径直栽向曼哈顿市中心，建筑物像被鱼雷袭击的舰艇轰然沉入尘灰之中。
当天稍晚，白沙瓦的宗教学校“正义学识大学”的学生们向《纽约时报》记者夸耀，他们是如何庆祝这个消息的。所有学生在学校里欢呼奔跑，把两根手指戳入掌心——这是老师教导他们在“安拉的旨意”得到施行时必做的动作。
麦克考恩曾在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服役，支援载运核弹的B-52轰炸机进行空中加油，因此对于阿富汗即将面临的命运，他有着准确的推论与了解。“我跟拉姆斯菲尔德、赖斯、鲍威尔都认识，我清楚美国很快就会发动战争。”麦克考恩说，“如果基地组织真是幕后主谋，美国随时可能把阿富汗炸成平地。”
“我不知道穆沙拉夫会选哪一条路，我们极有可能变成人质，所以必须尽快离开。”麦克考恩接着分析。
摩顿森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意识到全力发展教育的迫切性。焦急的乔治·麦克考恩尝试着各种方法，想尽快离开巴基斯坦：请他的商业伙伴在印度边界接他，或是安排飞机到中国去。但任何办法都行不通，因为所有海关都已封锁，国际航班也全面停飞。最后他还不小心把卫星电话的电池烧坏了。
“乔治，你现在是在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了。”摩顿森说，“这些人会用生命保护你。既然你哪儿都去不了，为什么不按原计划行事，等着我们把你送上飞机呢？”
第二天，巴希尔准将一面想办法把麦克考恩一家人送回美国，一面安排直升机载他们去乔戈里峰游览放松情绪。摩顿森再一次把脸贴近飞机舷窗，看到科尔飞学校从远远的下方掠过。翠绿的农田间，学校黄色弯月般的建筑微微闪着亮光，仿佛希望的光芒。这些年来，每个秋天回美国之前，摩顿森都会回到科尔飞找哈吉·阿里喝杯茶，这已成了他的习惯。看着科尔飞，摩顿森暗忖一把客人安全送走，就尽快去看哈吉·阿里。
9月14日，星期五，摩顿森和麦克考恩一行人坐了一小时的吉普车到达库阿尔都村，紧跟其后的是长长的护卫车队。地球另一端发生的恐怖事件已经传遍了巴尔蒂斯坦。
“似乎巴基斯坦北部的每一位政治人物，警方、军队代表还有宗教领袖，都来了。”摩顿森回忆。
其实库阿尔都的学校早在几年前就完工了，而且早已开学上课，但常嘎吉一直拖延，要等场面够盛大才肯办正式的落成典礼。
学校的院子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到处乱转，嘎吱嘎吱嚼着杏桃仁，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到学校上。当天的重头戏也确实不是学校，而是担任特别贵宾致辞的萨耶·阿巴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陷入危机的时刻，对巴尔蒂斯坦的民众来说，最高宗教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救命稻草。
“以安拉全能的主、施恩者、慈悲者的名，”萨耶·阿巴斯首先祝福会众，“愿平安与你们同在。”
从人群后面望过去，讲台上的萨耶·阿巴斯仿佛是穿着黑色斗篷浮在人头上。
“此时我们聚在一起，这是全能安拉的安排。”他接着说，“今天将是孩子们永远记得的一天，而你们应告诉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孙子，今天，在文盲的黑暗之中，终于出现了教育明亮的光芒。”
“今天，当我们为这所学校举办落成典礼的同时，我们也和美国一起哭泣，与受苦的人民同感悲伤。”他扶了扶厚重的眼镜，“那些对无辜者、妇女和孩子犯下邪恶罪行的人，让几千位妻子变成寡妇、孩子变成孤儿的人，并不是以伊斯兰的名义做这些事。在全能安拉的恩典中，愿公平正义降临在他们身上。”
“对于这场悲剧，我谦卑地请求麦克考恩先生和葛瑞格医生先生的宽恕。而各位，我的兄弟，请保护并拥抱我们当中的这两位美国弟兄，不要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请尽你一切所有完成这个任务。
两位先生从半个世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教育的光芒。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呢？父亲与家长们啊，我恳求你们尽所有努力，保证让你们的孩子都接受教育。否则，他们只会像田野上吃草的羊，任凭大自然和变化得让人害怕的世界支配摆布。”
萨耶·阿巴斯停了下来，思索着接下来要说的话。整个会场静默无声。
“我请求美国人民看我们的内心，”阿巴斯继续说，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激动，“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善良单纯的人民。我们的土地被贫困打击，因为我们没有教育；但是今天，又一盏知识的烛火点燃了。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时，以全能安拉的名，愿这烛火能带领我们走出黑暗。”
“那是场不可思议的演说。”摩顿森回忆，“当萨耶·阿巴斯讲话结束，所有会众都在流泪。我真希望那些认为‘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的美国人能在现场。伊斯兰的核心教义是公义、包容和慈善，萨耶·阿巴斯的话充分代表了伊斯兰信仰的中心思想。”
典礼结束，库阿尔都的许多寡妇排队向摩顿森和麦克考恩表达慰问，她们拿着一个个的鸡蛋，请两位美国人务必把她们的一点心意带回去，给那些遥远的姐妹们——那些住在纽约村里的寡妇。
摩顿森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满捧的鸡蛋，慢步走向吉普车，心里想的全是被劫飞机上的孩子，还有他自己的孩子。走在丢得满地的杏桃仁壳上，穿过身旁祝福的群众，他甚至没办法挥手道别。摩顿森想：而今，世界变得如此脆弱。
第二天，伊利阿斯上校用直升机把一行人护送到伊斯兰堡，飞机在总统穆沙拉夫的专用停机坪上降落，因为那里的安检最严密。几个美国人坐在保护严密的候机室里，旁边是从没用过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挂着一位将军的油画。
巴希尔准将亲自驾驶法国云雀直升机降落在机坪上。这款直升机比他们经常使用的美国休伊直升机可靠，因此被巴基斯坦军队冠以“法国好运”的昵称。
“老鹰降落了。”伊利阿斯说。头顶微秃的巴希尔站在机坪柏油路上，挥手要大家过去。
云雀直升机紧紧靠着一重又一重的山麓飞行。当伊斯兰堡最显著的地标——费瑟清真寺——被抛在身后时，他们就差不多抵达拉合尔了。摩顿森目送着清真寺的四座尖塔和能容纳七千人的帐篷状巨型祈祷厅在身后隐去。准将把法国云雀停在拉合尔国际机场的跑道正中间，五十米远处是新加坡航空的一架波音747，它将载着麦克考恩一家离开这个即将变成战区的地方。
麦克考恩拥抱了摩顿森和费瑟·贝格，在巴希尔的护送下登机。由于巴希尔安排飞机等麦克考恩一家抵达后再起飞，他也为起飞延误向机上乘客致歉，然后一直待在机上，直到即将起飞才离开。
“我时常回想起这一切。”麦克考恩说，“巴基斯坦的每个人对我们都好得不得了。那时身处这个‘可怕的伊斯兰国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我们在那里没有遇到任何不好的事——坏事发生在我离开之后。”
飞抵新加坡后，麦克考恩得了急性肠炎，在莱佛士饭店躺了一个星期，因为吃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头等舱的食物。
摩顿森回到北方去探望哈吉·阿里。他先搭军用运输机回斯卡都，然后在贝格的保护下，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路睡到布劳渡河谷。
远远站在桥对岸的人群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等摩顿森走到摇晃的桥上，扫视岩架最右边的位置时，他几乎窒息了。岩架的最高处，哈吉·阿里每次站的位置，空荡荡的。塔瓦哈证实了这个噩耗。
父亲过世后，塔瓦哈剃光了头发，蓄起胡子为父亲守孝。蓄胡子的塔瓦哈看起来更像他父亲了。就在前一年秋天，摩顿森来跟哈吉·阿里喝茶时，发现老村长心烦意乱——整个夏天，他的妻子莎奇娜因为严重胃痛躺在床上，用巴尔蒂人的耐性忍受着病痛。最后，不肯下山就医的莎奇娜过世了。
之后，哈吉·阿里陪摩顿森到科尔飞的墓地，上了年纪的哈吉·阿里吃力地跪下，抚摸着莎奇娜墓上简单的石碑。她的墓地和所有人的一样，都面向麦加的方向。哈吉·阿里起身时，眼眶已经湿了。“没有她，我什么都不是。”他告诉他的美国儿子，“什么都不是。”
“那是相当了不起的赞美。”摩顿森说，“许多人对他们的妻子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有勇气说出来。”
然后哈吉·阿里把手放在摩顿森肩头，他的身体还在颤抖，摩顿森以为他还在哭——但他马上就听到了哈吉·阿里独特的笑声，那嚼了几十年“纳斯瓦”烟草造成的沙哑嗓音，摩顿森绝不会听错。
“很快，有一天你会到这里来找我，然后发现我也被种进地下了。”哈吉·阿里笑着说。
“我不明白，哈吉·阿里说自己有一天会死，这有什么好笑的。”几年之后，摩顿森提到这位长者，声音里仍带着明显的悲伤。他拥抱着曾经教他许多人生功课的导师，请求他再教自己最后一课。
“当那一天到来时，我该做什么？”
哈吉·阿里注视着“科尔飞乔戈里峰”的峰顶，斟酌着该说的话，“聆听风的声音。”他说。
在塔瓦哈陪同下，摩顿森来到老村长的新坟前，吊唁致敬。按塔瓦哈的说法，哈吉·阿里享年80岁。“没有永存的人或事物。”摩顿森心想，“即使我们这么努力，仍然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不变。”
摩顿森自己的父亲只活到48岁，摩顿森还有太多问题来不及问他，他就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位无可取代的巴尔蒂老人，这位填补他失去父亲的空虚、教他许多功课的老人，正躺在妻子身旁慢慢腐朽。
摩顿森站起身，想象哈吉·阿里在这种时候会说什么。在这个历史上的黑暗时刻，当你珍爱的人都像鸡蛋一样脆弱——你该做什么？
“聆听风的声音。”
摩顿森照他的话做了，仔仔细细聆听着风声。他听见风往下吹进了布劳渡河谷，带着雪花和秋天已死的流言。当风鞭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脆弱岩架，在风的骚动中，在巍峨的山脉上，孩子们音乐般的颤音从科尔飞学校的庭院里传来了。摩顿森顿时醒悟，伸手抹去热泪。“想着他们。”他告诉自己，“永远想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