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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七月十五是民间的盂兰节，老百姓俗称“鬼节”。每年这一天，这座中国北方临河的城市，总要举行民间祭祀活动——人们聚在岸边燃放荷灯。傍晚时分，河上渐渐漂满荷灯，顺流而下明灭可见，景象煞是好看。荷灯由纸片剪制，然后涂以颜色，祭品就做成了。往年荷灯价格八元，走街串巷最高能够卖到十元。今年制作荷灯的队伍里猛然冒出一支新军——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不仅动手制作，而且入市叫卖，这一天成了手工赚钱的日子。
可惜每年只有一个盂兰节。
鬼节这天还要焚烧纸钱祭祖——如同给阴间亲人汇款，让鬼魂有钱过年。在中国这多少含有扶贫解困送温暖的意味，也是阳界对阴间的赞助。今年鬼节不同以往，本市阳间出了一件大事。阴历七月十五这天上午，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厂长贺允祥被上级免职。全厂一派晦气。历任厂长遭到免职，都是不声不响下台，或回家调养贵体，或换个地方继续当官。这次贺允祥的免职不同凡响，他居然把自己的下台搞得有声有色。他亲手打开厂广播站喇叭，对全厂职工发表告别讲话。这样，他的下台便显得非常彻底了。
广播站喇叭多年未用，声音有些失真。贺允祥讲话的大意，无外乎是说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呼吁全厂职工紧密团结共度时艰。此时的贺允祥很像西方国家惨遭弹劾的总统，向国民发表告别演说。临近尾声，他竟呜咽不已。工人们猜测贺允祥下台必有隐情。很快传来消息说，贺允祥属于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上级主管集团以“卖厂”为罪名，撸了贺允祥的官帽儿。
贺允祥耿耿于怀，又毫无办法。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有了自主权，但也不能无法无天。贺允祥昨日还是企业改革闯将，此时一笔勾销，五十二岁就顶着“卖厂”罪名回家歇菜。贺允祥气性很大，一连三天躺在床上不言不语，颇有仁人志士的风度。他家与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一街之隔，住万柳村小区13号楼。乔迁之时便有人劝他，说13这个数字不吉。如今一语成谶，他惨遭撤职厄运。
身高马大的贺允祥躺在家里反思。这位前厂长认为，如果卖掉一车间早已报废的生产线便罢手，不动二车间那堆毫无用处的设备，恐怕就不会激起众怒，使全厂职工感到没了家当，造成给市委写信状告厂长“卖厂求荣”的被动局面。可是如果那堆毫无用处的设备放到今天，必然锈成废铁而分文不值。贺允祥掐着手指头算了算，从乔迁新居到被免职，只有十八天光景，这好比京戏里的王宝钏，住了十八年寒窑，仅仅做了十八天皇后就死了。这便是宿命。贺允祥拿自己与王宝钏相比，心情渐渐开朗起来。他起身走到自家阳台，做登岳阳楼状。看啊，那片开阔地带便是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一排排黑乎乎的厂房。还有那个死气沉沉的大水坑，居然人称“青年湖”。此情此景，贺允祥找不出恰当词汇来描述这座风雨飘摇的国有企业。他知道，自己下台后上级主管集团派来工作小组，决定发动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此时，选举结果揭晓了吧？不知是哪个倒霉蛋儿当选了厂长。
这时门铃响了，有人来访。开门一看，来访者是本市房地产开发集团总经理廖得宽。瘦小枯干的廖总站在门口，朝贺允祥微笑着：“我这是三顾茅庐啦……”
看来这家伙并不知道我被解职的消息。贺允祥请廖总在客厅里落座，沏了一杯茶。廖总喝了一口，连声说龙井真好。贺允祥当然知道客人来意，就告诉对方自己下野了。廖总听了，怔了怔。
“好不容易才跟您混熟了，您又下台啦。”廖总遗憾地站起来，安慰贺允祥保重身体。贺允祥看了看手表：“这会儿我估计新任厂长选出来了，你赶快去感情投资吧，兴许新任厂长才是真正的卖厂主义者。”
廖总与贺允祥握了握手，告辞而去。
自从贺允祥把一车间早已报废的生产线卖给本市的乡镇企业。一车间厂房就空了。本市晚报报道“夏季严打”成果，提到在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空闲厂房破获两起流氓轮奸案。廖总是一只“房虫子”，他以这条消息为线索找到贺允祥，提出购买一车间土地使用权，独家投资开发万柳别墅小区。
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千疮百孔，厂区却十分开阔，而且坐落在城市甲级地段。如果在这里开发高档别墅，利润可观。精明过人的廖得宽，自然相中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地皮，就好像日本鬼子相中花姑娘。
站在阳台，放眼天下，贺允祥想起《岳阳楼记》里“进亦忧，退亦忧”的句子，被自己感动了。我卖掉厂里闲置设备换来钞票，一举两得。一是给老病号们报销了医药费，二是春节给职工发了带鱼和大米。尽管如此，廖得宽还是认为贺允祥魄力不够，因为他拒绝卖地。
在廖得宽眼里，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属于计划经济遗留的最后一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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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类似西方国家的“全民公决”。这种情形在中国工厂里并不多见。全厂一千多名职工，来了八百多人。投票现场设在破烂不堪类似猪圈的职工食堂。上级派来的工作小组维持着秩序。投票之前，工人们对民主选举这种方式感到好奇，会场乱哄哄的，好似乡村庙会。宣布投票开始，工人们郑重起来，毕竟期待选出一个好厂长，带领大家向前进。
投票了，工人们鱼贯而行，走向投票箱。几个老工人手持选票，已然泪水涟涟。无论形势如何，他们端着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饭碗，选举厂长等于选举父母官。泪水，便显出悲剧意味。置身投票现场的人，几乎都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氛所笼罩。投票现场异常安静，只有一颗颗心脏嗵嗵跳动着。
傍晚五点钟，开始唱票。选票集中在三个人身上。贺允祥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张选票上，这出乎人们意料。将近六点钟，唱票结束，一个名叫江有礼的人以微弱优势当选。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有礼正举着双筒猎枪在滨海地区芦苇荡里打野鸭子——好像他是《千万不要忘记》里的丁少纯的转世灵童。
猎枪卡壳。江有礼只得骑上摩托车驮着四只野鸭子疾驶一百公里返回市区。天色大黑走进家门，妻子迎面叫他江厂长。他这才知道自己当选了。在此之前，他是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供销科副科长。一供一销，他干了十二年。当选厂长了，江有礼收起猎枪对妻子说：“刀枪入库吧，以后你再想吃野鸭子自己花钱买去吧。”
妻子知道从此断了野味，大义凛然说：“如今真是假冒伪劣大泛滥，3·15才过去几天，你就当上厂长啦。”
身材瘦小但目光炯炯的江有礼坚决认为，国有企业里的厂长，其实并无真货与假货的区别。如今当厂长全凭小聪明。小聪明的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放空枪。大智慧就不同了，大智慧懂得大晴天带雨伞，口不渴就掘井，大智慧讲究高瞻远瞩。可是当今恰恰不是大智慧的时代。当今全中国都在学习中国女排的“短平快”，恨不能一夜之间得到十年积累的经济效益。人人都担心自己是三伏天没放冰箱的包子，馊了。因此，江有礼心中的格言是：天冷，加衣服；天热，多喝水；野鸭子飞起来，才开枪。
除了打猎，江有礼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京剧。京剧是国粹，热爱国粹的人，往往心理成熟，而且在生活中显得博学多才。打猎破坏生态，理亏。爱好京剧属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利国利民，理壮。这就弥补了。江有礼唱老生，工言派。他家客厅里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母亲的遗照，另一张则是四大须生之一言菊朋先生《卧龙吊孝》的剧照。
此时江有礼正在给野鸭子拔毛，门铃叮咚叮咚响了起来。他说：“千万别是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
身材肥胖的妻子是邮局营业员，说：“看吧，你刚当上厂长，就有人登门送礼来啦。”
开门之后，走进来厂工会主席安乐绪。安乐绪天生一张大嘴，逢人就笑，给人一种血盆大口的印象。安乐绪走进门来首先祝贺江有礼当选厂长，总共得五百四十四票。然后他坐在沙发上点燃雪茄，猛抽几口屋里就成了烟雾蒙蒙的仙境。江有礼被呛得咳了两声，问安乐绪有什么事情。
安乐绪说有。江有礼就猜测安乐绪为生活困难职工请命来了。安乐绪哈哈大笑告诉他，本市今年举办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市里专门下达了任务，既然我们是主办城市，就要脸上有光。无论金牌银牌还是铜牌铁牌，力争统统落在本市选手囊中，不要让外地选手拿走。因此这届组委会阵容强大，侯副市长亲自挂帅，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压力，颇有城市保卫战的味道。本市凡是小有名气的京剧票友，无论是黑头青衣老生花旦，统统被组织起来，投入紧张的排练。江有礼也算是言派知名票友，早早上了“名单”。
安乐绪说，别看你今天当选厂长，在京剧票友大奖赛名单上，照样是本市一名选手。今天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打来电话，专门询问吊嗓子的琴师是否已经落实。从明天开始就紧锣密鼓进入排练阶段。
江有礼笑了。大中华玻璃纤维厂陷入困境无人过问，拉琴唱戏的闲事儿却层层有人督办，处处有人落实。针对年初这座城市承办全国大型企业篮球锦标赛以及即将举办的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已有民谣加以讽刺。
其一：上半年打球，下半年唱戏，就是经济搞不上去！
其二：球迷多，票友多，那也比不上企业下岗工人多！
江有礼对安乐绪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头等大事。领导干部应当带头讲政治。这戏，我一定要唱。只是拉弦儿的刘宝盈停薪留职半年多了，四处找不到他的踪影。
安乐绪颇有同感，说已经派人四处明察暗访，正在顺藤摸瓜。实在找不到只能登报寻人了。
江有礼不同意登报寻人。目前工厂形势不稳，登了报兴许造成人心动荡，以为要逮刘宝盈呢。安乐绪听后换了话题，问江有礼担任厂长有什么新打算。
江有礼苦笑了：“你的意思是让我继承前任厂长遗志，接着卖厂？”
安乐绪说：“我不知道卖国主义者的下场怎样，反正卖厂主义者下场明摆着，贺允祥就是例子。”
江有礼摇了摇头：“老安，咱厂应当召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了吧？我看你还是集中精力筹备这届职代会，我给你十天期限！”
安乐绪怔了怔：“职代会多年形同虚设，你当了厂长有什么议题吗？”
江有礼说：“当然有！我的最大议题就是发动全厂职工掀起‘如何走出困境’大讨论，自己给自己壮胆，自己给自己鼓劲，自己给自己斟酒，自己给自己夹菜……”
门铃又响了。妻子开门。走进来本市房地产开发集团总经理廖得宽。
江有礼朝安乐绪说：“你看吧，不论你卖还是不卖，廖总登门买厂来啦。”
廖总乐呵呵说：“江厂长，我给你道喜啊！”
江有礼操着京戏台词问道：“喜从何来呀？”
安乐绪大嘴一咧，笑了：“江有礼是爱厂主义者不是卖厂主义者。”
廖总不以为然：“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人口除外。”
江有礼对廖得宽说：“干脆您倒卖一次人口吧，你把我给卖了，卖到哪座庙里当和尚我都愿意。”
廖得宽觉得这位新任厂长别具一格，跟以往历届厂长都不一样。至于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
3
大中华玻璃纤维厂是建于日伪时期的老厂。它的主导产品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老化，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缺乏后劲，产品结构难以调整，彻底丧失市场，处于无可奈何状态。俗话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好比一个连年补考的差生，一拖再拖，也就失去升学的机会。前几年订货会上，还能见到几张订单，厂里安排小批量生产，三吨玻璃纤维带子，五吨玻璃纤维绳子，一个车间开动机器十天半月，活儿就完了。活儿是完了，环境却污染了。每逢刮风，吹得玻璃丝儿四处飘扬，钻进衣裳里扎得肉疼。周围居民多次聚集在工厂门前，高呼口号表示抗议。如今，新型材料的广泛应用，促使新兴企业崛起，大中华玻璃纤维厂订单完全断绝。积压在仓库里的玻璃纤维，毫无用处反倒成了公害。江有礼深知，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必须彻底转产。转产，一要有充足资金，二要有先进技术，三要有占领市场的产品。
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什么都没有。职工每月只能领到百分之六十工资，这也是来自银行贷款。前几任厂长都是上级主管集团派下来的。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也有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有孔繁森式的，也有王宝森式的，品种齐全。唯独这次贺允祥下台，上边居然同意民主选举厂长。江有礼当选了，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江有礼与上级主管集团的总经理倪德葵，即使大街上撞个满怀也不认识。一般来说，上级不会轻易将一个企业交给“外人”掌管。这次上边同意大中华玻璃纤维厂选举厂长，说明上级对这个濒危企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这恰恰意味着放弃。好比足球比赛0：8落后，当然放弃了。于是，江有礼上任第三天，怀着丑媳妇见公婆的心情，走进主管集团办公大楼“朝拜”顶头上司。
上级主管集团全称“滨海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总公司的总经理倪德葵是个年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人称倪总。据说倪总是冯副省长的外甥。年届不惑的江有礼对这种裙带关系早已不惑。站在倪总办公室门外，他对值班秘书说：“请问小姐，我能见见倪总吗？”
小姐双目圆睁：“请您称呼同志。”
江有礼重说一遍：“请问同志，我今天能见见倪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