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我参加由也斯主持的一次关于翻译的讨论会，突然看到当代译界名手闵福德（John Minford）在报告时映出的一张照片：两位白发老人，面带微笑，悠然自若地坐在一起，手里拿着酒杯，原来就是我最仰慕的两位翻译大师霍克思（David Hawkes）教授和杨宪益先生。众所周知，两位皆曾译过《红楼梦》，各有千秋；两人皆出身牛津，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见面，那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历史性的场合所摄下的纪念。我问闵福德这张照片是否他拍的，因为他是霍克思的得意高足和女婿，《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就是霍教授请他译的（霍氏认为后四十回乃高鹗所补，文风不同，所以译笔也应该不同），闵福德说不是。他看我一副心神向往的样子，遂答应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为此写篇回忆文章，他一定把这张照片借给我刊登。暑假期间，心血来潮，把杨宪益的英文回忆录《白虎》看完了，饶有兴味，也勾起一段珍贵的回忆。
一
我对翻译毫无经验，也没有研究，只因为在美任教多年，所以接触过不少中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本，为了教学方便，也多从英译本着手。做研究生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听说霍克思教授为了专心翻译《红楼梦》而自牛津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职位退休，他这一个决定，令我深感佩服。1968年夏我初到英伦，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找寻灵感”，就顺便从剑桥到牛津小游，竟然斗胆请求拜见霍教授，也竟然蒙他答应，请我到他家中小叙，一谈就是一个下午。那时霍教授正在译《红楼梦》，话题当然围绕着这本经典名著，我既非“红学”专家，而且自己的论文题目是“五四一代浪漫作家”，但霍教授毫不见怪，和我侃侃而谈，虚怀若谷，并没有把我当成外行和后辈看待，使我感激莫名。当时谈的内容我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霍教授的大师风范令我感到越是第一流的大学者，态度也越诚恳、越谦虚。我年轻时颇自命不凡，有点聪明外露，见到像霍克思这样的高人之后，才逐渐把这股傲气去除了。霍教授的《红楼梦》译文（The Story of the Stone，共四册）陆续出版后，我当然立即购下阅读，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有幸和刚译完《西游记》的另一位高手余国藩教授合授《红楼梦》，也用这个译本，和原著互相对照，于是又发现霍氏译文的不少妙处。例如有一回描写宝玉、黛玉和众丫环做诗游戏，因各人才能各异，所以做出来的诗句雅俗兼呈，颇参差不齐，霍克思的译笔照样用英文中雅俗不等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令我拍案叫绝。从霍教授的译笔中我悟出一个道理：翻译中国文学古典名著，非但中文要好，“汉学”训练到家，而且英文也要好，甚至更好！英国的译界前辈卫理（Arthur Waley）即是一例，他并非汉学界，所以对中文原典的了解或有瑕疵，但他的英文绝对一流。然而第一流的汉学家并不个个都是第一流的翻译家。
我只见过霍克思教授那一面，但他的大师风范令我终身难忘，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的话，就是“humility”——一个大学者在学术面前的谦恭态度，所谓“高山仰止”，对浩如云海的传统经籍，有一份恭敬，中西皆然。而霍克思教授身为汉学家，对于《红楼梦》的推崇当然更不在话下。多年来我在国外见过不少西方汉学家，孤芳自赏、恃才傲物者有之；目中无人，对现代文学不屑一顾的更不乏其人，像霍教授这种真正谦虚的学者，却绝无仅有。最近在《明报月刊》读到鄢秀女士的大文，谈到她和夫婿郑培凯教授访问霍克思的情景，更印证了我的印象。
二
也许因为我对于霍克思的译笔情有独钟，所以至今没有读过杨宪益夫妇所译的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不知这两位大师当年把酒言欢时是否讨论到各自的翻译心得。杨宪益夫妇所译过的中国古今文学名著，其量可谓惊人。在美教学时，如用英文教材，则“杨氏商标”必不可免。所以不少美国的学界同行都说：杨宪益夫妇二人几乎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全貌。至于他们的译笔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然而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我对杨氏风格颇有微词，甚至还写过一篇英文书评，认为无论选材和译文都不尽令人满意。特别是我当年在研究鲁迅时，将英译本和原文对照之下（中大曾出版过鲁迅小说的对照版），总觉得杨氏夫妇的译本不够味，或者可以说，他们译文中的英国味道太浓了一点。然而我还是选用杨先生夫妇的版本，因为至少内容忠实可信，没有其他译本可以取代。记得我这篇书评发表时，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内地访问前后，而且见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Gladys），他们后来告诉我说：我的批评有道理，因为他们久居中国，与英伦文化隔离太久，所以记忆中的英文还是维多利亚式的，而且有时译得太快，欠缺一份琢磨的功夫。这一个坦诚的回答，也令我大为叹服，从此也和他们夫妇交上朋友，虽然友情不深，仅见过几次面而已。读完这本自传《白虎》，又勾起我的回忆。我第一次到北京访问，时在1980年5月，算是公务造访，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任职，和同事罗郁正教授及出版社主任John Gallman到北京去谈合作出版的生意。当时中国“文革”浩劫刚过，门户初开，一切百废待举，所以接待我们的单位外文出版社的干部表面上也特别热情，大谈中美人民的友情，但双方都在猜度彼此的用心，商谈并不太顺利。记得我们初到不久，外文出版社就邀请罗教授和我作学术报告，他讲古典诗词，我谈现代文学。轮到我报告时，台下突然出现两位白发老人，坐在后排静静聆听，一言不发，我料到这两位不速之客必是鼎鼎大名的杨宪益夫妇，也只好硬着头皮讲下去。讲完之后，他们上前和我打招呼，并请我次晚到他们家中一叙。原来他们主持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已和外文出版社分家，独立门户，所以不算是接待单位，但真正的原因（他们事后告诉我）是，他们一向对外文出版社接待的官方外宾不屑一顾，因为大多是来沽名钓誉的闲杂人等，不是学者。不知何故，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就觉得他和蔼可亲，交谈时话也多了起来，而且我当年尚嗜杯中物，可以和他们对酌威士忌数杯而不醉。杨先生夫妇向以饮酒驰名文坛，我早有风闻，但闻名不如一见，他们非但酒量惊人，而且依然保有风度，温文尔雅，绝不失态。记得有一次在他们家里见到来访的另一位名学者刘若愚教授，乃诗学权威，也是一位无酒不欢的名士，只见他面壁不语，杨先生悄悄对我说：“他生气了！”语带幽默，可能两位大师正在辩论，未几前嫌尽逝，又喝起酒来。
记得我曾问过杨先生他在“文革”期间坐四年监狱的心情，他打趣地说：“挺好的，就是天天想吃大鱼大肉，也想女人！”又说获释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一家西餐馆大吃一顿！这一段故事，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唯独未提“想女人”的事。（望先生在天之灵恕我写下这段“八卦”！）我读《白虎》，感到最津津有味的反而是该书的前半部，叙述他在牛津求学，和Gladys及同班同学Bernard Mellor三人形影不离（后来此公做了港大的教务长），他又独自乘邮轮遨游地中海，到埃及赌博时“艳遇”妙龄女郎，在德国偶遇希特勒！这些往事不禁使我忆起自己在六十年代末期只身到欧陆游荡的经验。书中说他在伦敦曾参加一个中国医学生会所的活动，会所位于罗素广场附近的Gower街，不禁脑中一震，想当年我在伦敦住过两个月的那幢基督教会主持学生宿舍就在这条街上，说不定还是同一幢房子！杨先生自称在牛津念书时不是一个好学生，功课得过且过，然而独嗜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五个月的学习就抵得上英国学生一两年所下的功夫。他最喜欢的西洋古书就是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后来他将之译成中文。这是我的一大发现：原来杨先生翻译西方文学经典的数量也十分可观，除了荷马外还有法国古诗集Chanson de Roland（《罗兰之歌》）、维吉尔的名著Eclogues、古希腊戏剧家Aristophanes的两出喜剧，还有古罗马剧作家Plautus的喜剧Mostellaria，皆由拉丁文或古希腊文直接译成中文；英文名著方面，则有萧伯纳的Pygmalion（《卖花女》）和《恺撒与克里奥帕特拉》。令我顿觉“有眼不识泰山”，怎么在见面时没有向他当面请教？我也是外文系出身，但独缺西洋经典和古语的训练，至今引以为憾。杨先生当年在牛津属于Merton学院，他的授业教师（tutor）是Edmund Blunden，这位年轻业师十分害羞，想杨先生也未曾料到此公后来变成了名诗人，又在港大任教多年。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大名，是得自我当年的岳父安格尔（Paul Engle）之口，他和杨先生非但同辈，而且授业于同一个老师，记得安格尔向我津津乐道在牛津时如何顽皮、如何于夜间十时宿舍关门后爬墙而入的情景，和杨先生书中所描写的如出一辙，令人向往之至。三十年代初欧战将起，中国更是风雨飘摇，在那一个大时代做一个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感受自是不同凡响。杨先生返国后，抗战方殷，在大后方几所大学任教，也结交了不少学术界名人，苦中作乐，并曾写下一百多篇论文，尚有大量翻译，真是精力过人。我现在也到了初遇杨先生的年纪，读其一生苦难的经历，不禁掷卷而叹，那个大时代的“千古风流人物”，如今皆已随风而逝了。能不发“大江东去”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