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国终于走出了无书可读的黑暗时代，新华书店里渐渐有了点百花齐放的味道。可我因为正迷恋小说创作，阅读范围局限于中外小说名著；偶然看点杂书，也是想从中发现小说创作可以利用的材料。
改变了我的阅读视野直至人生轨迹的，是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
《西谛书话》出版于1983年10月，我接触到它已是第二年的夏天。当时我对西谛先生的了解极其有限，对书话这种文体同样十分陌生，之所以会注意到这部书，是因为书前有叶圣老的序。那年春天我调入江苏省作协工作，而叶圣老的次子至诚先生时任《雨花》杂志主编，几乎天天见面，时聆教诲，因了这层缘故，对叶圣老推荐的书自然不肯错过。
叶圣老虽自谦对旧书外行，但不愧为文章妙手，序文中接二连三的“喜欢得弗得了”，就勾得读书人心中痒痒，迫切地想知道个中究竟有什么“弗得了”的东西在。开卷粗读，立刻便感觉到了西谛先生知识的渊博；渐渐地，我不仅为访书的趣味所吸引，为古旧书自身的价值所震惊，更为西谛先生爱书的那一种痴迷与激情深深打动。这固然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但他与书的关系，竟已无法用一个“爱”字简单地表达了。书于他绝不再是品茗把持的雅玩，也不止于研究学问的工具，更不会是保值收藏的介质；书对于西谛先生，实在已成为一种融入血肉、化入精魄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也就不再有完整的西谛先生。
仅就这一点而言，已经“弗得了”。
更令人感佩的，是西谛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一生以搜罗保护中华民族文献史料为己任，平时不惜代价访书收书，爬梳整理，研究考证，呕心沥血；而在抗战期间，他更置个人安危死生于度外，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与为虎作伥的汉奸文人，与唯利是图的书贾书贩巧妙周旋，“举鼎绝膑”，竭尽全力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阻止珍善古籍外流。用叶圣老的话说，“简直拼上了性命”。西谛先生说自己“狂胪文献耗中年”，是毫不夸张的。读《劫中得书记》，读《劫中得书续记》，读《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读《求书日录》，读《访笺杂记》，字里行间，都令人油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赶快做”。
原来在鲁迅的楷模之外，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中国文化中还有这样的传统！
一个著书人，一个读书人，一个藏书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具备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至少也应该追求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
这样一本能激荡起心胸中浩然之气的书，真的让我“喜欢得弗得了”。
从那以后，我的读书开始摆脱实用主义，不再满足于挖掘一点小说材料，领悟一点小说作法，激发一点创作灵感，而更注重于个人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从那以后，我才懂得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人。
与此同时，书话这种文体，也让我一见倾心，有相见恨晚之感。专家学者，就某一命题，系统阅读研究相关书籍，其所作书话结集，谨严精湛，无异于学问门径；即或兴之所至，漫步书林，随手采撷，杂花缤纷，也令人茅塞顿开：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文章还可以这样写，世间事物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剖视，真是“喜欢得弗得了”！
所以，我一边悉心搜集西谛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搜集有关西谛先生的各种著述，一边开始关注当时出版的各种书话集。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晦庵书话》、《书林漫步》、《一氓题跋》、《书海夜航》、《书林秋草》等，先后进入我的珍藏，而黄裳先生的《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珠还记幸》，更让我爱不释手，以后遂“逢黄必收”，陆续淘得黄裳先生的书话集数十种。其他出版社的《知堂序跋》、《书边草》、《猎书小记》，兼及《江浙访书记》、《访书见闻录》、《小说闲谈四种》、《走向世界》，并上溯到《书林清话》、《琉璃厂小志》、《藏书纪事诗》，也就是通常被称为“读书之书”的，渐渐成为我藏书中一个重要的系列。这些专家学者的书话与访书记，很少像西谛先生那样率性任情甚至慷慨激昂，多的是一种平实的语态，但同样处处流露着对于书籍那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挚情。
从尘世的喧嚣中逃出，泡上一杯清茶，打开一本书话，就像对面坐着一位谆谆长者，将他的读书心得、学问妙谛，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时或被其触动心弦，真像《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忍不住抓耳挠腮、手舞足蹈。古人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读书话的快乐，常常正是如此，文字是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的。
因为喜爱书话的浓情蜜意，使我对书话写作心向往之，但也视为畏途，以为好的书话就像冰山一样，没有海平面下的八分之七，就不可能托起海平面上的八分之一。后在王稼句先生的激励下，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尝试，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我逐渐中止了小说创作，转向书话写作和版本研究。而又因此得以结识国内书话界的良师益友，常常能得到他们的新著，且不时相聚，倾情愫，通有无，增学识，更是足以大呼“喜欢得弗得了”的人生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