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暮春时节，南京凤凰崇正书院揭幕，陈子善先生应邀来做第一场讲座，夜晚就宿在清凉山茂林修竹之间，明月清风为邻，书香墨韵做伴。我算是半个主人，陪他逛了一下午旧书店，也携了他的两种旧作，请他题签。其一即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郁达夫忆鲁迅》。子善先生写道：“本书出版于廿五年前，是我编书的第一本成果。当时我与王自立先生一起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又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产生浓厚兴趣，这本小书也是我们合作研究鲁迅和郁达夫的第一个成果。倏忽廿五年过去，回想当年情景，回想自己走过的治学之路，不胜感慨。”
就在这“第一个成果”之中，无论是郁达夫所写有关鲁迅文字的钩稽编注，还是《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的编写，都已经显露出子善先生治学之路的端倪。
子善先生的学术生涯，是自鲁迅研究肇始的，但他很快就拓而展之，由郁达夫而徐志摩，而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新文学天地。不能不说，子善先生做了一个明智的抉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毕竟不仅是“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也不仅是十来位“一线”作家的文学史。形成这样一个影响全社会的历史深远的文化运动，理应是一代以至几代文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部严肃的文学史，也就必须展示出那复杂、多元、群星璀璨的真实图景。然而，诚如子善先生所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一线’作家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深入（当然仍可继续拓展），‘二线’乃至‘三线’作家的研究却还相当薄弱。”所以他即以此为己任，“历史的很多东西是被遮蔽的，但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要把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我历来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历来致力于文学史上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他并且坚定地表示，即使人生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做这个工作”。
柯灵先生曾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文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子善先生就此阐发说：“我的偏嗜正是这第一步的‘探幽发微，钩沉辑佚’，也就是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鉴别、查考和整理。这项研究虽属微观范畴，但我力图从‘外缘’和‘内征’两方面考析逸文的真伪，钩稽文坛的逸事，以求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形成完整的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添砖加瓦，进而从宏观上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路向和进程。”就此而言，子善先生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的。
当然，在选编近百种现代作家作品集之外，子善先生也撰写了为数不菲的“知人论世衡文”的研究文章，前二十年的成绩，主要收入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文人事》中，此外尚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捞针集》、《海上书声》、《生命的记忆》、《发现的愉悦》等专著在海峡两岸出版。而最近几年的收获，便收在其新著《探幽途中》里面了。
《探幽途中》这个书名，就让我很欣赏。2007年第二期《文学界》杂志的“书爱家专号”，给子善先生冠以“揭幕奇侠”的称号，我觉得至少在风格上，不是很符合子善先生其人。相对而言，“探幽”二字，能够更为准确地体现陈先生的神韵。这本新书，既是子善先生近年“探幽”的成果，也是“探幽”途程中的子善先生的写照。书中有对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所做的精确诠释，也有对徐志摩爱情日记历次出版的详尽考略，有对傅雷、许广平、陆小曼等现代作家逸文的发现，也有对现代名著的整理与重读……其间不乏对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如在谈到方继孝先生的新著《断简出尘》时，子善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学术界对收藏界的发现经常不闻不问。试问，搞历史的能不重视考古发掘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近年来在近现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收藏界公布的众多新发现往往缺乏应有的热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且说说我自己”一辑中，我们得以了解子善先生“第一本书”的出版经过，了解他喜爱读的书，他的书房、书缘、笔名以至闲章，甚至还有他少年时的窃书经历。探幽途中的子善先生，并不如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做苦力，他的生活充满着常人的情趣。他对古典音乐的欣赏和痴迷，以至对猫啊狗啊的宠爱，都是我所曾亲眼目睹的，而现在由他娓娓道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看到畅销时尚杂志所开列的“时尚指标”，他也会“好奇地”与自己对照，得出的结论是在三十三项指标中，他“完全中标的仅一项，部分中标的也不过十一二项”。那“完全中标”的一项，容我透露，竟是“不穿名牌”。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子善先生是否够得上“时尚人士”，而是新世纪之初，一位学者与时尚的邂逅，无疑可以视为当代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