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观察，发现母亲明显地瘦了。我不懂医，但我清楚这种不明不白的突然消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母亲盯着我盯了很久，和平，你是不是瞒着妈的病，妈是不是得了那种病？我说，没有，你就是肾功能不全，韦医师不是跟你说了嘛，没什么大问题的。我说的也是事实，母亲开始是觉得肚子痛，并伴有恶心。住院后首先抽血化验，接着做食道和肠胃造影、胃镜探视，然后又做肝脏、肾脏、妇科等项的B超，做B超时发现胰腺部位模糊不清，又做CT扫描。经过全面检查后，初步诊断为早期肾衰竭。母亲说，我总感觉肚子很痛，好像有一把刀子在里面慢慢地切割，肾功能不全，就是这样疼痛吗？我说，我也不知道，要不我们转院到省城去做进一步检查吧，那里的设备比这里先进得多了。我趁机再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母亲一发病，我就提出直接去省城做检查，母亲坚决不同意。我了解母亲的心思，母亲不是怕花钱，而是怕万一在省城住院后治不好去世了就要火葬。母亲虽然当过乡镇干部，骨子里却传统得近乎不开化，害怕客死他乡，害怕尸骨火化。母亲一听说要去省城，就不再做声了。
表面上我是这样说，这样安慰母亲，其实我心里对这个初步诊断也并不完全相信。我曾私下问过几个退休的老医师，他们也认为肾功能不全和早期肾衰竭，不像母亲所说的那种症状，不可能像母亲说的那样剧痛。母亲有时候常常痛得大汗淋漓，止痛药吃下去没有了作用，注射“曲马多”后才稍微缓解。后来“曲马多”没有作用了，就注射“杜冷丁”，后来“杜冷丁”也不起作用了，再注射“盐酸哌替啶”（吗啡）才有些缓解。难道医院的那台CT机，真的老化了？
母亲轻声哼叫起来，我坐到床沿，抓着母亲的手，问要不要喝水。母亲摇了摇头。我又问，今天吃了止痛药没有？母亲说吃了。我说，那就打一针吧，你忍一下，我马上叫护士过来。我找到值班韦医师，韦医师给我搬来一只凳子，说你坐一下，我马上就叫护士去打针。
韦医师出去一下子就进来了，在我旁边坐下来，他说，我对你妈的胰腺一直怀疑，明天早上我们再做一次CT吧。医院昨天刚进了一台新的机器，德国西门子，螺旋式扫描，挺先进的。我对他说道，我有一种预感，我妈就是那个病，她疼得太难受了，那种疼不是一般病症的疼，要打了吗啡才能止痛。据我了解，只有那种病才会那样的疼痛。韦医师说，我现在也不能下结论，等明天扫描看了片子后才能确定，不过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母亲打完针后很快平静下来，我把暖瓶里的水倒到脸盆里，端到床前，说妈我给你洗洗脸。母亲点了点头。我将毛巾浸到水里，抄起来拧干，轻轻地擦拭母亲的脸。母亲脸庞瘦削，凸显着她一生的坎坷和苦难。“文革”开始不久，父母亲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劳动，每次运动一来，就接受没完没了的检查。生我的那个夜晚，父亲在生产大队部参加批斗大会，屋子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两个哥哥战战兢兢地躲在房门的背后，不知所措地抱作一团。我生下来后，脐带紧紧地缠绕着我的脖子。孱弱的母亲挣扎着爬起来，硬是一口咬断了那根脐带。正是母亲的那一咬，咬回了我的这条生命。母亲生下了我，同时也捡回了我的性命。半夜里父亲急匆匆地从生产大队部赶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甜甜地睡在母亲的臂弯里。我感到脸孔发痒，这才知道自己在流泪。我强忍泪水，不让母亲知道我在哭。
洗完脸我把母亲扶起来，让她背靠到棉被上。母亲把脚伸下床来，床架太高脚伸不到盆里，我就用毛巾蘸着水，擦拭母亲的脚。母亲的脚又瘦又细，就像两截枯朽的木犁。母亲盯着我，又一次重复那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母亲说，和平，妈耽误你的前程了，要不是为了妈，你现在也跟你哥他们在国外了。
母亲说的没错，大学毕业那年，我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来也要出国的。但是那年秋天，母亲突然大病一场，鼻子不停不断地流血，仿佛要流掉身体里所有的血液才善罢甘休。母亲那场大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北京回来探望母亲时，把所有的行李也一起托运回来，最后分配在河边工作。我决定留在母亲的身边，虽然不能天天给母亲煮汤做饭，只要能时常见到母亲就心满意足了。我安慰母亲道，妈，我学的是文科，出国意义不大，我比较适合从政，说不准哪天我就能提拔到县处级呢。我的这些话，仅仅是带有安慰的性质，对我来说，从政才是真正的意义不大。我读书读得太久，起步起得太晚，二十五岁才是科员，三十五岁才到副科，四十五岁还只是正科级。别说梅德韦杰夫像我这样年纪已经是总理了，就是国内一些正部级领导年纪都比我小。我知道，在县级按照我目前级别所处的这个年龄段，基本上不符合提拔的年龄条件，被提拔的几率微乎其微，除非破格使用。以前，提拔干部强调学历；现在，提拔干部强调年龄。但是，我认为我是有希望能够达到县处级的，我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好起来，如果不够好，说明还没到最后。
第二天一早，护士推来轮椅时，我已经背着母亲从五楼下到了一楼，来到了CT室。韦医师事先已做好安排，母亲一打完碘海醇，就被送进了机房。我在外面通道那里来回踱步，紧张地等候。
这是一次漫长的等候或者判决，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祈求列祖列宗保佑母亲顺利地通过这一关，我甚至希望这台新机器突然出了故障，母亲腹腔里的器官什么都照不见，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突然恨起自己来，恨自己自私，恨自己贪欲，恨自己无情。那次回故乡拜谒祠堂列祖列宗，为什么就不给母亲许个愿呢？自己心里想的居然只是自己的命运和个人的前程，我狠狠地在胸口上捶了自己一拳。母亲终于被从机房里推出来了，我迎上去，轻轻地将母亲从担架上抱下来，一步一步地抱向病房。
阳光透过树梢，斑斑点点地洒在母亲苍白的脸上。我抱歉地对母亲说，妈，我忘了带一把伞，让太阳照着你了。母亲很诗意地说道，晒一晒太阳也好，太阳越来越吝啬了，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心口一阵绞痛，两手紧紧地搂着轻飘飘的母亲，仿佛搂着一团随时都会飘走的云朵。
尽管我已经有了预感，并且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韦医师在办公室里将扫描结果告诉我时，我还是天昏地暗地瘫在椅子上。我哆嗦着从裤袋里摸出烟来捏在手里，烟叼到了嘴巴上，又拔了出来。韦医师说，你抽吧，没关系的。我没点上烟，而是问了一句，能顶多久？韦医师说，胰腺癌是最致命的癌，居各种癌症之首，存活时间是最短的，乐观地说，也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吧。我又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如手术或者放疗化疗之类。韦医师说，依我看来，阿婶这样的年纪和体质，最好的办法是保守治疗。至于开刀或者放疗化疗，用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捅马蜂窝，不捅还好，捅了更麻烦。我把烟塞回裤袋，两只手像抹布一样反复地抹着自己的脸，抹了很久才走出韦医师的办公室。
回到病房，父亲坐在床沿给母亲喂饭。父母亲同时注视着我，是那种期待检查结果的眼神。我故作一脸轻松道，爸，你来了。又说，妈，检查出来了，还是双肾问题，衰竭的症状比较明显，肾脏严重积水。不过，不是很大的问题。这番话是我在医师办公室那里与韦医师商议达成的“诊断结论”。我还对韦医师反复强调，父亲也不能让他知道，他平常什么话都跟母亲讲，守不住秘密的。韦医师说明白，他会交代护士们保密的。母亲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父亲却是一脸天真，就是嘛，我就说过，你妈福大命大，肯定没什么大问题的。我心里又一阵绞痛，我想今天得尽快把母亲的病情告诉远在国外的两个哥哥，问他们还有什么办法，问问美国或者日本有什么特效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