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开始了，以我母亲和柴杏花为头的几个妇女，把院子的大门给封了，叉字形地钉了几块木板，在保护家园保护孩子的大是大非面前，女人似乎更具有革命性。之前经常有头戴钢盔手持铁棍的人闯进来，这个情景犹如我现在了解到的二战历史。像犹太人一样，母亲让我们夜晚要躲桌子底下，桌子上面盖着两层防弹棉被。听到外面嘘嘘的子弹声，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兴奋得要叫出来。
第二天起来，都在说一个叫长脚的人，一大早在林场打太极拳的时候，被流弹击中。
这样的消息每天都有。
柴老师也打太极，他打太极不像打太极，像推盘，推过来推过去，而且他从来不去林场，他只在我们的院子里打。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一连几天都没有打他的太极。
他改用击掌，跟院子里的一棵树过不去。
封了院门，并不妨碍我们外出，每户人家都另有一个后门，但是我们又都很享受这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教育闹革命，我们都不用读书，大人的单位里派别纷争，不如回家抱孩子。在这样一段难得的时光里，邻里关系空前融洽，又穷极无聊。有一天，忽发奇想，全院的人都参与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戏，躲猫猫。我们叫“摸瞎子”。其实，负责摸的那个人才是“瞎子”，被红领巾蒙上眼睛的人。他抓到一个人，还不能立刻摆脱自己的困境，还要摸，用手指在别人脸上弹跳，辨别以后，大声地叫出对方的名字，始为一轮。
第一轮，行动迟缓的柴老师就被摸到了，而且他的脸上有一个著名的疙瘩，一摸一个准，他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拼命挣脱。摸到他的是我的二姐，二姐迅速去掉脸上的蒙布，抄起墙角的一只簸箕，往柴老师身上扣，往哪里逃！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柴老师像一只公鸡那样在簸箕里咯咯大笑。
第二轮，柴老师开始轮值，他像打太极拳一样，在空中摸索，似乎在拨开一些虚无的东西。人们总是跑到他的脖子后面大笑，像魔法师一样低沉地说，我在这里。然后华丽转身，引起一阵哗然。
但是意外发生了，柴老师很快摸到了一张脸。他摸了好一会儿，竟无法判断。这个人是居委会方主任。她是从谁家的后门进来的，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晚上还要组织夜呼队，但她一进来，就被柴老师捉住了，柴老师一开始摸的时候，方主任还觉得这是一个游戏，不好翻脸，任他乱摸。但这张平时满脸横肉的脸，在手的记忆里，居然是没有的。柴老师的一双老手，在主任的脸上弹跳了半天，最后捏住了她的耳垂。仿佛就在柴老师要高声叫出的时候，方主任一把拉下他的眼障，死老头，摸你妈的老匹！
武斗结束，我们又回到了荒芜已久的校园。
老师们都有点垂头丧气。有一个差不多是我们邻居的女教师，不知为何，被冲进来的一群红卫兵当场摘去毛主席的像章。后来听说她被判刑。让大家难过的是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在池塘里淹死了。
九州闻之放声大哭，我不知道他在哭什么，这样的消息每天都会有，我们都麻木了。
有一天，学校宣布一项规定，男生在校时不能穿背心。但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穿，什么前提下不能穿，开始我不太明白，九江也不明白。有一天，九江对他同桌的女生大叫起来，呀，你流血了！女生知道自己流血了，正在那里发抖。老师让她快上厕所，九江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去医院，而是上厕所呢。
时间仿佛停止，世界正在悄悄改变。
我们不再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我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
我们这个大杂院，相邻有一个独立小院，住着一个还俗的尼姑。我们的院子挨着她的卧室的窗，那里有一棵文旦树。因为有一棵树，所以经常有人在那里小解。尼姑因此难得地到我们院子来交涉过，她很艰难地表达出，小便倒在其次，要紧的是，有人还要拿出家伙来故意对着窗口晃。
她表达得很艰难很委婉，我们领会起来却一点问题没有。
大家都在笑，笑得最豪放的，是一个我们叫他酒保的人。酒保总教我们一个动作，用右手的食指去捅左手比画的洞。看着我们的一脸懵懂，他似乎得到了回报，开心得要死。那天，他指着一个说话像鸭子的孩子说，你长大了，给你一个女人你就会生出小人来。那个孩子的脸红得像张飞一样。
这话我们都听不明白，但令我深思：他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从前留下来的房子都铺有地板，可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地板好，因为这些地板差不多都已破损不堪，散发出资产阶级生活的“糜烂气息”。那时候老房子的地板都很烂，撬开来有时还可以看到麻雀的尸体——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被绑着一条细线的麻雀，在我们的手中逃亡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天空，而是拼着命地往地板里钻？一条线就让它如此悲哀？相比于地板，我们似乎更喜欢“水磨厅”，“水磨厅”是洋泾浜英语，即水泥地的意思。我家连水泥地也没有，只有坑坑洼洼的夯实的泥地。
柴家的地板，虽然打了许多铁皮的补丁，但是出奇的干净，铁皮补丁被擦得锃光瓦亮，在隐晦的角落发出幽暗的光芒。我没事就躺在柴家的地板上滚来滚去，美其名曰，和九江一道做作业。作业当然是做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总在讨论一些宏大无比的问题，比如毛主席过生日吃什么。这真是一件令人犯愁的事，因为答案肯定不是鸡蛋和面条。我想了半天的结论是鸡腿，我想不出比鸡腿更好的东西。但这只有电影里的坏蛋才吃这个东西，再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毛主席万万不能。
九江笑翻了，一直滚到床底下，像上了发条的铁皮鸭子，停不下来。
九江这样的肆无忌惮，皆因我的存在。我是他母亲眼里的“邻家好孩子”，柴杏花时时要举我的例子来激励他。九江在他母亲那里，简直就是一头笨猪。其实他在学校也不是成绩差得离谱的人，但是柴杏花总有千万的理由，把九江骂得狗血喷头。柴杏花的暴躁性格，与她在外界的热情似火其实是一路的，她回到家里，总有种种不如意处，便冲着她的家人发飙，把所有的现实的委屈都发泄到家人的头上。小王叔叔总是很冷漠地看着她。
那个时候，我想他一定在怀念电厂附近的河流和那里的鱼。
小王叔叔经常不在家，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是九江的鬼哭狼嚎。
所以对我的到来，九江简直感激涕零，因为他将得到一段安详的时光。柴杏花把橘子拿出来，把小糖拿出来，供我们分享，九江的脸上简直浮上了幸福的红晕。这时候，柴杏花白了九江一眼，九江心领神会，把好东西都推过来，堆在我的面前。然后在我的鼓励下，他会迅速地吃上一个橘子或一粒小糖。
他的母亲真是一个勤快人，一块抹布总是捏在她的手里，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飞舞，并且不时地打扰到我们。那个夏天，柴杏花总是穿着王国光的老头衫和一条松松垮垮的花短裤，在我们的身体上跨过去，跨过来。冲着她的松松垮垮的花短裤，我似乎能够窥伺到什么，但窥伺的结果并没有让我明白更多。
后来我再到九江家去，似乎是专等着这一幕的发生。
有一天，柴杏花在井边洗完衣服，到这边窗前的竹竿上晾衣服，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把一盆衣服端到这边来，而是晾出去一件，再跑回去一趟。就在她全身扑出去晾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舞蹈动作，她的一只腿冲我们这边高高地跷起来，平衡着从窗户出去的身体。
当时，我发现九江也有点专注的意思，盯着他母亲的那个地方，目不转睛。
虽然她晾衣服的时间很短，但这个过程，在我此刻的记忆里无比漫长。
那年秋天，母亲被查出“胃癌”，随母亲在上海检查了半个月，好在虚惊一场。
半个月时间，我们住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的一所石库门里，我在那里和一个上海的胖女孩有了那么一点意思，后来我们又通了大半年的信。那段时光，我每天在那棵文旦树下，等待邮递员的到来。
经常是这样，邮递员没有来，来的是一个提着神秘箱子的男医生。
那段时间，那个医生频频出现在我们的院子里，他脚步匆匆，直奔柴家。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这件事与柴老师有关，他的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疮。长一个疮能是多大的事呢？但柴家人的脸色愈发地沉重，邻居们窃窃私语，他们在交流着夹杂着手势，比画着那个疮口。
这件事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在对遥不可及的爱情的眺望中，我渐渐对胖姑娘失去了耐心。那天，在邮递员拍着我的肩膀的时候，我正趴在柴家的窗台上，拼命往里瞅，想看看那个医生如何捣鼓那个疮口。
过程是这样的，那个医生先是穿好白大褂，把他的手表撸下来，放在一边。我想不出他这么做的理由。多时不见的柴老师，被家人扶到窗前的一把椅子上，而揭开的一小部分窗帘，正好让光线照在他的身上。这是他们家最明亮的地方。这时，医生打开了他那个放在一边的手提箱，里面都是一些奇怪的器具。我只认识其中的一把长嘴剪刀，但那个医生一直没有打算使用它。
医生慢慢解开柴老师脖子上的纱布绑带，一层又一层，空气已经凝固，秘密正在打开。
纱布揭到最后，柴老师由此支撑着的脑袋耷拉下来，纱布上出现渗透得已经干掉的血迹，并互相粘连，撕开它的时候，柴老师的肩膀跳了一下，我听到他发出虚弱的呻吟。我目睹的场景不断被医生的背影所遮挡，他在我眼前摇来晃去。只有在他需要光明，或者去拿什么器具的时候，我才看得见。我发现，他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器械有的已经沾上了血迹，而在另外一个白色的搪瓷方盘里，有几条蛆虫在蠕动。柴老师的脖子后面差不多已经烂光了，巨大的疮面，如重瓣的花朵，一支夹着医用棉花的镊子在那里进出。在看到那个疮口之前，已经有无数的声音和手势描绘过它，但是当它真实地在我眼前呈现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
我在窗前慢慢地蹲下来，用胳膊拢住自己的脸，我完全吓坏了，禁不住的泪水滂沱，先是由鼻腔里发出一段明亮的小号，最后号啕大哭。当同样悲伤的柴阿姨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逃走了，一边跑一边哭，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整个下午，我都躲在院门旁边的电线杆后面，在那里暗自神伤。
柴老师死了，他的脖子烂掉了。他出殡那天，我在学校里上课，脑袋里反复浮现果熟蒂落的情景。
矮子威丁
小城的人都认得你，叫你矮子威丁。
我叫你的时候，从来是把前面两个字去掉的，因为别人也是这样叫我的。
这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我九岁那年，随父母搬到城北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你发育得早，我们总是借口玩一种“脱裤子”的游戏，把你第一个剥掉裤子，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都吃惊地盯着你的下身，还有那些做了帮凶的女孩，她们瞠目结舌地呆了会儿，又迅速地跑掉，我看见她们，看见她们躲在弄堂转角处神秘地交流。
你的父亲是个铁匠，铁匠喝了酒，两眼发红，狼一般盯着你，他剥光你的衣服，用削好的竹梢，或者皮带，横一道竖一道地抽你。
但是，你的所有的仇恨都指向他身后的那个女人，你的继母。
我们这里将继母称为晚娘，晚又与猫同音，所以通常我们都理解为猫娘。
你恨你的猫娘，虽然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她没有动过你的一根手指头。然而在你看来，事情却不是这样的简单，她把你父亲的血吸干，把你父亲的魂魄勾走，让他在你的面前，变成了魔王。一切的罪恶都源于她的出现。你恨你的猫娘。
那天，猫娘上班去了，你走进她的卧室，把她的帷帐放下来，床脚点上了一盏美孚牌的长眠灯，然后你在那里号哭，惊天动地。
当时我站在你的身后，我是来找你玩的，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在模拟一场人生的仪式。多少年过去，这一幕一直在我的眼前，恍若昨日。
当时我无法理解眼前，我的内心感到极度的恐惧，我似乎看到你猫娘的影子在阳光下顿时分崩离析，就像一张想象中的被撕掉的纸片。
你在这个家庭显得多余，碍手碍脚，父母让你去干什么，你必害怕出错，缩在墙角里，显得恐惧与委琐无比。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的做铁匠的父亲，连掐死你的心都有了。
只有在家里来客的情况下，你才得到解放，在父母亲于外人面前刻意装出来的舐犊情深的假意之下，你有那么一刻的幻想，但是很快现实又残酷地来到你的面前。
家庭暴力依然在延续，左邻右舍都听惯了你的惨叫声，这样的声音，后来连一点同情心的回应都没有了，只有我在你家的门外张望，感同身受地为你分担。
有一次你给我看，你父亲把你的小半个耳朵都给撕裂了。你重新扒开来给我看，我看得心惊肉跳。你说没有关系，耳朵没有关系，耳朵没有了，又会慢慢长出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也深以为然。
类似奇怪的想法，我记得，你都是从你乡下的奶奶那里得到的。她告诉你世上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每棵树都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名字，有它们的语言系统。我于是明白，那一天舟山刮大台风，狂风骤雨，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树下倾听。
你觉得耳朵就是人的叶子，它当然会长出来。
那天晚上，你第一次离家出走。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失声道，你给我去把他找来，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就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