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举世闻名的司母戌大方鼎是我罔青铜文化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的标志，尽管青铜文化在战国后期已江河日下，然而，当秦俑坑中数万件品类齐全的青铜兵器以及两驾铜车马重见天日之时，在青铜时代的暮色苍茫里，竟骤然闪照出一片带给世界无限惊喜的灿烂夕阳。
中国的冷兵器阶段通常划分为以石为兵的萌芽期、以铜为兵的发展期和以铁为兵的成熟期，与之相对应的时代就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时代最先进的工艺无疑是青铜合金冶铸技术，因此青铜质料铸就了当时最精锐的兵器。如果用“铜兵之歌”来比喻青铜兵器的发展史，那么，拉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历史帷幕，秦代青铜兵器便是这铜兵之歌在盛世末期最为壮丽的尾声。
白古形容武艺高深有“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之誉，以全这“十八股兵器”在人们心日中成了我国古代兵器概括的象征。其实，在以铜为兵的时代，主要的实战兵器并没有那么多。
秦俑坑发现的近4万件青铜兵器均为实战兵器，主要有三类9种，即短兵器类中的剑与钩，长兵器类中的矛、戈、戟、钺、殳、铍，以及数量最多的射远兵器类中的弓（弩）箭（镞）。
在已出土的22件青铜剑中，人们发现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剑身比前代更窄更长，且表面呈青白色，说明含锡量较高，硬度较强。剑的长度在春秋时期大约为30厘米，属于短型剑；到战国时期大量盛行时，发展到60余厘米，如1965年在湖北汀陵望山出土的“越下勾践”青铜剑，长度为55.7厘米。据《考工记》推算，当时上等剑长度为3尺，约合今制71厘米，而秦俑坑出上的青铜剑竟达到了81-94.8厘米。显然，这是长形剑的代表。剑体加长，无疑加强了格斗的攻击距离与攻击力。剑面窄狭，中部起脊，两面六棱八面，近锋处束腰，这无疑又增加了穿刺力。但由于剑体较长，所以从胸前腋下不易拔出。难怪荆轲刺秦王时，群臣惊呼秦王“背负剑”，提醒让他推剑于背，才易于拔出。
钩，是秦俑坑出土的最为特殊的兵器。说它特殊是凶为在先秦的兵器中尚未见到过，而在秦俑坑中曰前也仅仅发现了两件。其形状如弯月，弧度较缓，齐头，双刃，分身、柄两部分，一次铸成。长65.2厘米，宽3厘米左右，最厚处约1厘米，重约1公斤。据专家考究，这就是《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兵器“金钩”和《释名·释兵》中所说的“钩镶”。因“吴作钩甚众”，金钩又被后人称为“吴钩”。如唐宋诗词所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吴钩”作为短兵器中的一种，在后代似曾广为使用。不过，唐宋问所谓的“吴钩”，恐怕只是弯刀、钩镰一类短兵器的代名词，其在形制与效用上可能较秦汉时期已有所不同。颜师古注《汉书·韩延寿传》时解释说：“钩亦兵器也，似剑而曲，所以钩杀人也。”秦俑坑中的金钩正是这样一种无锋、齐头、弯曲，用以钩杀、推杀的佩挂式短兵器，是在剑的基础上因效用不同而扬长避短的一个变种。金钩的发现，不仅表明了秦国对山东入国兵器在种类上进行了一大创新，而且，作为早期形制的代表，其在兵器发展史上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秦俑坑出土的^^种较多的长兵器中，矛、戈的形制与以往出上的战同中晚期的同类兵器人致相同。矛是纯粹的刺兵器，一号坑出十的五什青铜矛的基本特征是：
中部起脊，两侧有风槽，锋刃锐利，通体小而窄，呈三角形，横断面呈菱形，连柄通长3米有余，这与《考工记·庐人为庐器》所载“酋矛常有四尺”（合今4.6米）、“夷矛三寻”（合今5.5米）似小相符。然而研究者认为，文献可能说的是当时最长的矛制，并非步兵与骑兵所执的长矛。实际上，秦俑坑中所发现的最长的铜矛，通体长6.7米，这显然是战车上使用的长兵器了。另外，由于“攻同之兵”与“守同之兵”的不同，其形制也有攻为短矛、守为长矛的区别。全于秦戈，其最大的特征表现为长胡多穿（多为4穿），使援、胡之间的刃部加长，更富钩挽与啄刺的杀伤力。有趣的是在许多矛戈上还刻画着编号或制作者的名字，这是在其他种类的兵器上很少发现的。
矛、戈都是很古老的兵器，而其二者的联合体便是戟。矛在上，具有直刺的功用；戈在下，又具有横击的功用，因此戟是战国时期较为进步的兵器。
秦俑坑发现的戟，仅在一号坑山土4件，数量虽然不多，却罕少在这样两方面成为有力的物证：一是矛戈合铸为一体的形式在战国时期已为矛戈分铸而联装的形式所取代，而且戈、矛相距在20厘米左右；二是与“援”对应的“内”，尚未像秦以后旱“卜”状的戟而消失，横出的小枝（援）也未由垂直角度转为向上弧曲，这也是秦戈与汉戈的最大区别。
钺与殳也是多见于商周时期简笨落后的占老兵器。钺是斧斤的一类，长方形，似宽斧，用长木柄夹缚，易脱落，不便利，因此在东周以后数最极少，并且多已失去实战武器的功用，而成为仪卫朋的礼兵器，以象征军威。钺在秦俑坑中仅出土1件，且形制异于前代，应是一个明证。在秦俑坑中还出土了31件未见著录的兵器，均为圆筒形，首呈三角锥状，长度为10.5-10.6厘米，直径为2.3-3厘米，銎深近9厘米，用以套装长柄。依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卫风·伯兮》），毛亨的传解释说“殳长丈二而无刃”，及“殳长寻有四尺”（《考工记·庐人为庐器》）等史料，专家多推测这种兵器就是“殳”。殳的落后性，在于它只能用以锤击，而不能击刺和勾杀，凶此到战国时期也多成为仪卫用的殳仗队礼兵器。
秦俑坑中殳的出土数量虽多，却有30件集中在象征着指挥部的三号坑，加之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铜殳相比，首部更趋平钝，因此作为实战兵器的意义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殳作为“车之五兵”与“步卒五兵”之一，不仅是插在战车舆侧以备车战时使用的专门砸击车马的长兵器，同时也是步兵陆战时击撞前驱的常规武器，推理殳在秦汉时期的实用兵器中仍然还占据一定的地位。
作为长兵器的铍，又叫“锬”，在一号坑中共发现16件。铍头的形制如短剑，两侧四棱六面，居中的两面还布满非人工所刻饰的云头状花纹，长35.3-35.5厘米，连接木柄的通长超过3.6米。铍虽然和矛一样都是长柄直刺兵器，却比矛头长而锋利，穿刺力更强，杀伤面更大。
秦俑坑长铍的发现，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
其一是突破了已往考古资料未见完整的铍出土的缺憾，从而为我国冷兵器发展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其二是澄清了文献上以及人们的观念中长期以来对铍的多种含糊不清的认识，特别是纠止了已往多把铍头误认为短剑的谬失。
无论从数量来看，或是从进步程度来看，射远兵器都堪称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之最，众多的弩机，数以万计的箭镞，足以表明弩机在秦代兵器中占有显著地位。秦弩与战同弩在形制上基本相同，只是弓杆的长度有所加长，人都在1.3-1.44米之间，并且配有辅木使张力与射程有所增加。弦长108-124厘米。青铜箭镞又分为人中小三类，人者通长41厘米，中者通长33厘米，小者通长多在9.1-19.1厘米。中型的箭镞镞首还加工有3个倒刺和血槽。从箭镞的尺寸几乎没有误差，可以看出秦代兵器的生产已趋于标准化。弩机由牙、规（望山）、悬刀和键组成。牙用以勾弦，望山用于瞄准，悬刀即扳机，键（栓塞）起固定各部件作用。以秦弩与汉弩相比，尚缺少铜廓，望山上也兀刻度，而且不曾出现连发的弩和更加力大势雄的强弩，这就表明秦弩仍处在末臻完善的发展阶段。然而“不知地底连机弩，曾射周章百万师”的描写，也许并不是捕风捉影的虚夸，秦弩的确是当时兵器的中坚力量，而且大批完整弩机的发现，也足以弥补此前秦弩实物未能一见的缺憾。
虽说秦代已较多使用铁制农具，但实战兵器在质地上仍旧以青铜铸成，秦俑坑中的铁兵器仅发现一矛、二镞、四铤而已。原因是在铁兵器的发展尚处萌芽阶段时，只能主要配备青铜兵器。事实上也是到了秦代，青铜兵器在冶铸工艺水平上方可用炉火纯青来形容。经过光学频谱、化学定量、电子探针、激光定性等各种分析方法检测，秦俑坑出上的青铜兵器丰要是铜、锡、铅3种合金成分，另外还有其他10余种微量金属。其配比律基本符合“金有六齐”（《考工记·辀人》）这一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合金工艺理论。同时，根据兵器用途的不同，又能调配不同的合金成分。比如剑、矛、镞，要求锋刃锐利，以便摧破坚刚，冈而须有较高的含锡、铅量来提高硬度。如青铜剑的含锡量高达18%-21%，测定硬度为HB106度，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极其锐利，出土时仍能一下划透19层报纸。正因为配比律适宜，加之合乎力学原理的造型，秦剑才能具有身长而刃薄、坚韧而不脆的刚柔兼济的优越性，才能被誉为“击石不缺、刺石不锉”（汉·刘向《新序·杂事》）的灭下利器。总而言之，秦代青铜兵器的合金配比已基本稳定而趋于规范化、标准化。
秦代青铜兵器在铸造、锉磨、抛光、防锈等工艺上也较前代有了新的进步。镞首三面轮廓不最叠的误差不人于0.15毫米，三条棱脊的长度儿乎完全相等，足见制作尺度的精确。剑、铍、戈、矛等，都采用双合范法铸造成型，表面纹理平直，铧磨精密，没有砂眼，似乎采用了简单的机具加工，而非手工所能达到，其光洁度竟在6-10级之间，加之铬盐氧化处理的先进防锈手段的使用，以至埋入地下两干多年以后，仍然光泽如新，炫人眼目。特别是以人工手段进行铬盐氧化处理的水平在当时已达到极其高超的地步，这不能不视之为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1985年秦兵马俑在英国展出时，爱丁堡城市艺术中心修复部的工作人员曾这样惊叹道：“我们止在修复的一把十六七世纪的剑，和你们的展品比较，在工艺上相差很多，有许多砂眼。秦陵出上的青铜剑，表面镀铬简直是个奇迹。”可惜这门技艺在汉代以后失传了，而在同外，直到近代才为德同和美同的科学家所先后发明。因此，秦俑坑青铜兵器所展示的在2100年前已广泛使用的铬盐氧化法，无疑是金属防锈古老工艺之花中的奇葩。至若铜铍等表面非刻非铸而与金相组织融为一体的隐现云头状花纹，究竟用什么方法形成，至今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