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归纳着文化奇迹的寓意：奇迹乃是社会的至高艺术珍存，奇迹乃是历史的伟大文化宝藏。因此，奇迹必然是具体而可靠的，是特殊而罕见的，是享有极大声誉的，是凝聚着无限创造力和聪明才智的人类文明之菁华。
清朝初年，旅居我国的比利时传教士斐迪南·费尔比斯特（汉名南怀仁）在他的中文著作《坤舆图说》中，最先向中华民族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有7项公元前3世纪以前完成的宏伟的建筑和上艺高超的雕塑作品，当时被誉为“七大奇迹”，并且历经两千年岁月而约定俗成，名声愈来愈响亮。这“七人奇迹”的名字依次是：埃及库夫王的金字塔、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庙、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埃及亚厉山大港的灯塔。然而，在国人的观念里，当人们对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的了解愈来愈深入时，扪心白问，却是愈来愈不能够满意。所遗憾的是什么？那就是囿于所史与地理的条件，最早提出七大奇迹的公元前2世纪中叶拜占庭的科学家菲伦，对世界的见闻毕竟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文明占国的情况所知尤少。因此，“七大”的名目不能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即使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世界的古迹来说，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更何况那“七大奇迹”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下“金字塔”形影相吊在尼罗河畔。怅然之余，屈指我中华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正该有伟大的奇迹屹立于古代世界奇迹之林，甚至居于首位而毫无愧色。在与“七大奇迹”的横向比较中，我们无不为拥有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而无限自豪，然而更令人惊喜和庆幸不已的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秦川故土的冥冥之中，在超乎世界的意料之外，一个与万里长城同时代的伟大奇迹蓦然出现在天地之间，这个伟大的奇迹，就是今天举世仰慕并交口盛赞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伞不费工夫。”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真是这般的偶然，这般的机缘应时，这般的出人意料……那是1974年初春3月的下旬，骊山北麓、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两杨村的农庄，村南是一片遐迩闻名的“临潼火品”柿树园，地向砂石堆积，荒冢累累。柿园正对着骊山的王家峻峪几，山山的水在村东、村西沿着古老的河道涓涓流淌，使得坐落在这地形地势如同鱼脊之上的农庄，不得不为“年年打井年年早”而忙碌，这也是关中农村在初春农闲时节大搞农出水利基本建设的一项传统“工程”。这一天，村民杨志发等一行胃着料峭春寒，在柿园的一角——西崖畔上破土动工了。
与往年打小口井不同，今年要打的是一眼直径3米的大口外。村民们唱起大跃进年代曾风靡北方的民歌：“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战，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一连大干了三天三夜，他们挺顺利地挖开了松软的耕十层，他们又很不顺利地挖穿了坚硬的红土层，这时井深已超过了3米，村民们哪里晓得这不可思议的地层深处的红土，竟是两千多年前那70万刑徒的劳作之功，竟是那“楚掘牧焚”（语出唐·张九龄《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诗：“始掘既由楚，终焚乃囚牧。”）的斑斑印记——因为当时这眼井有一半恰好挖到了兵马俑的俑坑内，红土层止是俑坑顶部的夯土层和胶泥层。
这一年的3月29同，本是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对西杨村的打外工程来说只不过是表明进入了第5大，然而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说，却标志着一个伟人的世界奇迹的发现。西杨村的老镢头继续掘进之日，正是那让历史苦苦等待而又姗姗来迟的天赐良机的到来之时。在天、地、人的契合中，经过了80多万个冥冥之夜，第一尊秦俑终于冲破历史厚重的积淀挺身出土，傲然重现两千多年前的英武风采。接着，在两杨村民还当这只是个古庙中的“瓦盆爷”（关中土语，指庙中陶制、泥塑的神像）而不以为然时，又是一大堆的陶俑碎片和一束束带着绿色锈斑的青铜箭镞连同3个弩机破土丽出。当在距地表4.5米处，一发而不可收地挖出了第八个残破的陶俑，并同时发现了铺地的青砖之后，村民们才终于望着不远处高人的秦始皇陵感到了蹊跷，感到了诧异，感到厂可能事关重大。于是，他们立即停止了工程，向县文化馆做厂汇报。两个多月后，经过初步清理和修复，认定可能是秦代的大型陶俑，而这第一位修复和鉴定者就是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专门干事赵康民。这一认定的确非同小可，它首先激动了回临潼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那极富职业敏感的热心。6月24日，一份题为《秦女厶皇陵山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内情反映递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一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
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屋倒塌，埋藏了两千多年。
这是披露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第一篇文字报道，直到次年7月中旬，《陕西日报》与《人民日报》才将此消息先后正式公之于世。“第一次发现”“史书上未有记载”“陶俑上面盖有房屋”都已被今天证实是卓有见地的断言。
这则内参很快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批示：“建议请（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1974年7月7日，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的领导匆匆来到西杨村现场。当他们看到又一批武士俑屹立于大地上，在无比的震惊和赞叹之后，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工作队成立了，并于7月15日在西杨村安营扎寨。
这支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秦俑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袁仲一先生。如果把3个多月以前的发现比作一支召唤黎明的序曲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世界考古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乐章便浑然交响于中同的“金字塔”下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
1975年上半年，一号坑东端被全部揭露出来，出十武上俑500余件，马俑24匹，战车6乘，并同时探清了一号坑的范同和内涵，预计埋藏兵马俑约6000件。面对21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立即决定建立一座进深230米、跨度达73米、高22米的现代化展览大厅，这就是今天令人们印象最深的宏伟的兵马俑一号坑遗址展览大厅。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对庞大的陵园内外，展开了地毯式的勘探。1976年4月23日，二号兵，5俑坑被发现，预计埋藏兵马俑1400余件。同年5月11日，三号兵马俑坑被发现，埋藏战车1乘，兵俑68件。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未建成的四号坑，这4个俑坑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接着，又在上焦村西发现“马厩坑”，在秦始皇陵封土两侧发现“珍禽异兽坑”，在赵背户村两发现修陵人墓地，等等。直到1980年在陵冢封土西侧发现了“稀世珍宝”——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使秦陵兵马俑的考占发掘又出现了第二次大突破，使“世界第八大奇迹”更锦上添花，奇中出奇。再后来，1996年在陵北发现“动物陪葬坑”，1997年又发现罕见而数量巨大的“石质铠甲坑”，1999年发现奇异而有趣的“百戏俑坑”，2000年发现温和而恭谨的“文官俑坑”，同年在陵北发现形神毕肖的“青铜水禽坑”等等，不胜枚举。另外，在飤官遗址发现的错金蟠螭纹与错银云雷纹“乐府钟”和百戏俑坑发现的重达220公斤、被誉为“秦代第一鼎”的青铜大鼎，史以其遗世独存的珍贵价值而成为秦始皇陵当年所享有的礼乐与祭祀规模的唯一见证。随着这些考古发现在陵区周边的不断展开与迫近，人们翘首以待的山陵主体封土与地宫的探秘之旅，也必将为时不远。
诚然，辩证地来看，偶然的契机还需建立在必然的基础之上，因此也不妨要说一说这“世界第八大奇迹”。
偶然发现的必然性之所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客观存在，的确在史书中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但这并不等于那些兀生命的陶俑不曾向世人展示过自己如流星掠过的破碎容颜，不曾放射过几缕昙花一现的微光。根据对兵马俑坑地面留存的上起西汉、下至明清的累累墓穴的发掘所见，其中的许多墓穴都发现有与兵马俑一样的碎片，并且大多是被打碎而堆积在墓穴的一角，有的甚至杂置于墓上的封上中。在当地村民的世代传说里，也提到祖辈挖墓打井时曾见过这种“怪物”，正凶为被视为“怪物”，结果都给打碎了。值得庆幸的是，1948年焦家村出十的两什完整的高70多厘米的跽坐俑，被当地群众当作神像供奉而得以保存下来。1957年郑振铎先生来陕两访问时见到了这两件珍稀的陶塑俑，随即在为《陕两省出土唐俑选集》所作的序文中欣然写道：
在骊山脚下秦始皇陵前，1956年（当为1948年）出土的一对大陶俑，乃是今日所知的“唯一”可信的秦代人物形象。它们都是屈膝席地而坐，脸部表情安静而富有自信力，它们正是属于秦国全盛时代的伟大美术创作。它们出土于秦始皇陵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出现于秦始皇陵的外陵的范围以内，可能乃是当时布置在守陵者的屋内，或即埋在地下，作为陵的守护者们的一部分的。
“陵的守护者”这一推断，真是科学的分析和明确的预见。后来，赵康民、丁耀祖在20世纪60年代，又撰写了《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陶俑和石柱础》（《义物》1964年第9期）和《临潼出土秦代陶俑》（1964年9月15日《陕西日报》）两篇文章，也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说法。如今，已经可以确切证实这两件跽坐俑正是1976年上焦村西“马厩坑”发现的跽坐俑的同胞。
岁月漫漫，陵谷迁变，因为兵马俑大多距地面仅5米之隔，加之新时代农田水利建设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文物保护知识的增多及对文物价值的重视，这应该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之所以能够发现于今天的必然凶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