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至40年代中，是中华民族蒙受外敌入侵而乌云遮日、生灵涂炭的年代。此时，阶级对抗必须让位于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首先举起了民族抗日的大旗，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共同抗日。红军忍辱负重，将自己的名称改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今天提出向八路军学习，学什么？八路军本质依然是红军的本质，八路军的作风依然是红军的作风。不过随着作战对象的改变，策略、战略、战术等相对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都发生了变化。为此，除了要学习八路军如红军那样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外，最核心的应是机动灵活、艰苦奋斗。八路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战略、战术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团结包括曾经是自己敌人的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各条战线上打击敌人，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既是政治策略也是战略，更是一条对付强敌的办法。
一种高超的策略艺术
大敌当前，自己力量弱小，怎样去战胜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高超的策略艺术，这就是组织全民族统一战线。
一个大战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大战略是什么？就是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内战。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包括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反对反共顽固派，则实行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8-141页）中说：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阶段里，革命的总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杨得志谈统一战线
共和国开国上将、前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回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说，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因内讧、分裂而招致失败的事例可谓俯拾即是，数不胜数。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强大暴力集团。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要生存、发展并最终战胜敌人，团结对于革命队伍来说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好党外团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敌人，这是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这个问题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重要地位，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使得我们争取、团结党外各方面力量，形成以我党为核心的联合抗战局面成为可能。
国共两党合作的经过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来源，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要了解抗日统一战线，其实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不但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抗日的要求，同时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一些抗日的爱国将领。全国各族同胞、各界爱国人士，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纷纷行动起来，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战。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斗争浪潮。
当时处境十分艰险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从民族大局出发，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就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于1932年2月26日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提出“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号召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4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3年1月17日，当日军由关外进攻长城各口，向华北进犯，中国守军自发进行长城抗战的时候，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宣言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和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了察绥抗战，轰动了全国。一个响应共产党宣言、要求抗日的情绪在全国各界人士中蔓延。
1934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联合在抗日的统一战线内。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六项共同纲领，即：（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著名的“六大纲领”在国内外得到积极响应，有几十万人签名拥护。不幸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大敌于不顾，顽固采取“抗日必先剿共”的方针，集结重兵大举进攻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正当红军处于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日本侵略者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空前危难之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影响下，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闻名中外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项“行政方针”。“八一宣言”的发表，成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良好开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28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并且在“八一宣言”的十项“行政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十大纲领”。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由此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系统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要求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时局下，也有起变化的可能性，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同时还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也是要发生破裂的。报告对党内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提醒全党在反“左”的同时还要防止右倾错误，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完整、最正确的文献，从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策略方针。
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咄咄逼人的行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力量的增长，严重冲击着蒋介石政权的对日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讲演中空谈“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曾经谈到“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就在这年冬天，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初步接触。这次接触是有不同政治背景的。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通过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苏联政府说服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还派员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1936年初，中共中央派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等进行了初步谈判。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总负责人是陈立夫，但未露面。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后来参加了谈判工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方面阐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主张，向国民党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等要求。国民党坚持国民党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并提出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由于蒋介石并无诚意，因此国共两党的初步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是，这毕竟是国共两党从敌对走向对话的开端，为之后继续进行谈判创造了条件。
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对日抗战，中国工农红军以红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中旬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积极准备东出河北，直接与日军作战，但是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拦击。红军为了顾全大局，避免与国民党军交战而损失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并为了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主张，主动撤回黄河以西，于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困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决定回师，同时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了诚意：“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这个“五五通电”首先不提反蒋的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重要转变的一个标志，它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两党的进一步接触和谈判。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对国民党五大关于“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较之过去的若干进步，中国共产党表示了诚恳的欢迎。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指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还敦促两党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下达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规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早日促成国共合作，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对她的革命救亡言行表示无限敬意，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展开工作，劝说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9月22日，毛泽东致函蔡元培，请他代向宋庆龄、郭沫若等70余人致意，呼吁实行真正的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11月中共中央又派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
在西安捉住了人民公敌，但为了统一抗日而把他放了
1936年5月，我党中央以红军的名义发出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通电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这标志着我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转变的开始。这个通电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是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红军打了胜仗，却主动回师，这是任何别的军队所做不到的。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直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抗日的呼吁。这是蒋介石叛变大革命以后，我党第一次同国民党直接正式地打交道。这在当时是个不寻常的变化。为此，党中央特地发出指示，向党员解释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但是，蒋介石却依然顽固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1936年10月，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地去西安，立即着手布置新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对张、杨一直是不信任的。他让张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时，就在他身边安上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和大特务曾扩情（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等来监视。而且在陕甘边境始终有蒋介石自己的军队监视张、杨的部队。蒋的特务人员随时向蒋报告张、杨的活动。1936年5月，曾发生“《活路周刊》事件”。蒋的特务人员抓到这种进步杂志，向蒋作了汇报，蒋遂借此为口实，向张质问。张推说是部下搞的，自己不知道。由于特务没抓到主办刊物的高崇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8月间，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不断给蒋送去张、杨联共抗日的情报。蒋介石于是下令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在西北饭店抓到张学良的两个秘书，其中一人叫宋黎是东北大学地下党派到东北军去工作的。在押往省党部的途中，路上遇到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他高喊：“土匪绑票！”“快救人！”巡逻队立即蜂拥上前，其中有人认识他。巡逻队当即将特务带走，而把他交还给了东北军。张学良闻讯后，立即派人到西北饭店探听情况，结果派去的人也被特务抓去。张非常愤怒，随即将邵力子（国民党政府的陕西省主席）找来，大大训斥一番，说他“瞧不起张代总司令，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要他立即查明原委。第二天，张学良又派孙铭久率卫队包围省党部，硬是把被抓去的人抢了出来。同时还查抄了特务档案，不但查出特务所编制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而且还查出他们整邵力子的材料。
张学良派兵包围、查抄省党部，特务们又惊恐，又恼恨。曾扩情特地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气得捶胸顿足，但无可奈何。当时两广事件尚未处理完毕，腾不出手来对付张学良，只好另寻机会报复。这个事件说明张、杨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和投降反共政策的矛盾，已非常尖锐，随时都可能爆发。
由于对张、杨已有戒心，所以蒋介石到西安，不住西安城内，而住在离西安数十里的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天天去见蒋，劝他改变“剿共”政策，领导全国抗日。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大骂张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他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为了论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主张，他从孔夫子一直讲到曾国藩。这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所习惯听的已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理。蒋介石的这一套，他们实在不入耳。事后，人们纷纷议论，主张要消除这次“训话”的影响。于是他们把苗剑秋找来。苗是谁都敢骂的人。他一上讲台，就大骂蒋介石，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这话很快就被特务报给晏道刚，晏立即找张学良，要求惩办苗剑秋。张怕事情闹大，过早泄露了他与红军的关系，只好把苗送到天津避居，然后说苗已畏罪潜逃。这件事表明：蒋介石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打红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但蒋介石和一切顽固的反动派一样，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承认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是一味根据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办事。这是一定要碰壁的。
10月底，蒋又飞到洛阳，过他的50岁生日。为了“祝寿”，当时全国搞了一幕“献机”的丑剧，强迫人们为他捐献飞机。同时，他还紧张部署“剿共”军事，将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纷纷北调，在平汉路、陇海路一带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待命向陕甘进发。此外还调动了100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真是杀气腾腾，大有“灭此朝食”的架势。
配合发动剿共战争，蒋介石加紧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逮捕了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抗议这种法西斯暴行，宋庆龄发起一场“入狱运动”，弄得国民党司法当局十分狼狈。11月，蒋介石飞到太原，要阎锡山制止傅作义的抗战行动。然后于12月4日回到西安，调兵遣将，准备马上就要发动内战。
这时，蒋介石给张学良两条出路：或者是服从命令进攻红军；或者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蒋的部队直接进驻陕甘，由他亲自指挥“剿共”。张学良明白，在联共抗日思想统治了他的整个部队的情况下，进攻红军是不谌设想的。假如他硬下令进攻红军，势必全军自行瓦解。若是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离开红军，又势必被蒋介石分别吃掉。可见，两条路都不能走，怎么办呢？张学良也准备了两手：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就准备硬干。他把这个意思告诉我党的代表叶剑英同志。因为事情重大，叶剑英同志立即离开西安，赶回根据地向党中央汇报。12月7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蒋介石竟拍桌子对张大声叫喊，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这时，张学良认识到，劝说是毫无用处的，只好“兵谏”了。12月8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下定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他们觉得事关重大，需要了解一下西安军政界的动态。杨虎城当日走访邵力子。在谈话时，邵无意间说到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杨虎城听了，不禁一惊，手上的纸烟都掉到地下了。杨将邵的谈话内容告知张学良，他们认为事机紧迫，必须尽快行动，并严守秘密。
张、杨作了分工，张负责抓蒋，杨负责逮捕住在城内的蒋系将领。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有些市民也参加了集会。一二万人的集会，在西安是空前的。国民党的特务打死了1个小学生，群众的怒火顿时燃烧起来。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又在先进分子带领下，列队出城去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天已经黑了，西安离临潼又有几十里路，学生们出于爱国的至诚和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愤怒，不怕天黑路远，寒风凛冽，依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必须制止学生的行动，甚至要他开枪镇压。蒋介石布置了自己的卫队，架上了机枪，等学生一到，就准备大屠杀。张学良为了避免学生无辜的牺牲，驾车一直赶了很远才追上学生。张劝学生无论如何不要向蒋介石去请愿。学生不依，其中有些东北学生，纷纷站出来，对张学良说：东北军和东北人民，被日本鬼子赶得到处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现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张将军应当带领我们打回老家去，才对得起东北父老兄弟。这些发自内心的语言，激起人们亡国亡家之痛。有人高喊：“拥护张将军打回老家去”！上万人也跟着呼喊起来。这场面实在扣人心弦，张学良大受感动，当即向学生表示：日本人杀了我父亲，至今此仇未报；丢失了东北河山，全国人民都骂我；我一定要打回东北去。不过你们今天还是不能请愿。你们是要吃亏的。蒋介石已下令要开枪制止你们。学生们一听，更加气愤，表示毫无畏惧，坚持要去。张学良当即向学生担保：一定要抗日！一个礼拜内用事实回答大家。人们这才相信了他的话，列队回城。
10日和11日两天，张学良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选拔了抓蒋的人，由他最信任的孙铭久带队。为了保证行动顺利，他还特选出身强力壮、手脚敏捷的两个绿林出身的军官，一个师长，一个团长，再加上一些其他可靠的人，帮助孙铭久执行任务。张设法使担任捉蒋的人，都与蒋见了面，以便认识蒋的面貌和熟悉出入道路。同时又安排了包围蒋介石住地的部队。张、杨确定了行动时间为12日早6点。为了麻痹蒋介石，11日晚，张学良仍到蒋处周旋。城内由杨虎城把蒋介石调来准备“剿共”的将领统统请去吃饭看戏。深夜，张学良赶回城同这些将领们见面。12日凌晨两点，张始回到东北军，召集全部将领，宣布“兵谏”的决定。这样等于把一切不可靠的人都监视起来了。然后才和杨虎城共同负责，分派最可信赖的人员去指挥行动。拂晓前，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孙铭久带队到临潼，本想不放一枪，抓到蒋介石。但一到那里，就遇到蒋介石卫队的抵抗。经过短暂的交火，就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反动透顶的蒋孝先被当场打死。孙铭久等冲进蒋介石住屋时，蒋已仓皇逃跑，一口假牙，扔在桌上，孙发觉蒋的被窝尚暖，断定不会跑远。于是天一亮，立即搜山，结果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底下的小坑里，找到了蒋介石。蒋只穿一件睡衣，越墙逃跑时还跌伤了腰，伏在那里瑟瑟发抖，样子十分狼狈。孙喊他出来。最后，孙铭久把他挟上汽车，关到城内杨虎城的新城大楼。西安城内，蒋的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十余人全部被捕，只有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当时住在城内的晏道刚和其他蒋介石的特务们听到枪声，异常紧张，赶忙通电话询问情况。但那时，他们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晏急忙给张学良打电话，没有打通。接着又往杨虎城那里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指挥行动，张接过电话，问晏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地已被包围，行动不自由。张说：“我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了电话。一度惶恐的晏道刚，这时转忧为喜，以为是他的“委员长”说服了十七路军把坚持联共抗日的张学良软禁了。可是没有一会儿功夫，十七路军就来人把晏抓走，和蒋的其余将领一道关押起来。
由于张、杨部署周密，事变进行很顺利。12日当天，张、杨即联名发出通电，慨切陈词，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仍冀其反省，改变剿共政策，领导全国抗日。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运动；（6）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7）遵行孙中山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这些主张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的，是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完全相适合的。通电发出后，张、杨又采取了若干重大军政措施，如成立由高崇民主持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要政治问题；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援绥军；调动军队，以准备抗日和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组织联合参谋团；加强部队政治教育，设立政治处，改组陕西省政府，以著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释放西安的政治犯；清除内部的坏分子，如枪决十七路军的交通处长兼西安电报局长黄念堂（军统特务），等等。
从事变的发动，到通电的八项主张，及其各项军政措施，可以明白地看出：西安事变是张、杨这些有爱国心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它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安事变后，为实现统一抗日，国共两党在以前谈判的基础上，开始具体的正式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先在西安进行了谈判，两党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3月以后，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但是，蒋介石在谈判中却以统一为名企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苏区，实现其武装“剿共”没有完全实现的计划，以达到其所谓“根绝赤锅”的目的。同时，在政治上仍压制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军事上仅仅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红军的进攻，而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却加紧了“围剿”、“清剿”，一次次地限令“彻底肃清”。因此，国共两党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直到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才决心抗战。8月22日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为标志，宣告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红军由方面军改为师
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红军作出了两大让步，一是将名字由红军改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新四军，服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二是缩编减员，即将原来的方面军改缩为师，原来的军改为团，人员保留数量经过数次谈判，蒋介石最终才同意保留4.5万人。其详情是：
1937年初，国共两党准备进行两军合作谈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经过与对方协商，决定在西安进行第一轮谈判。蒋介石委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谈判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张冲、贺衷寒；中共方面，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谈判代表。
2月9日，顾祝同带着随从人员抵达西安就任，双方随即展开谈判。
起初，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12日，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然而，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忽明忽暗，一波三折。
当顾祝同将协议草案的内容电告蒋介石后，16日，蒋介石回电指示顾祝同：不要谈对共产党军队接济饷款的数额，只和他们谈准许留编的数量。他定下的标准是：2个师8个团，共1.5万人，其余的人由国民党中央收编和安置。
这当然是共产党方面所不能答应的。中共方面最初曾拟提出编4个军、12个师，每师5个团，组成一路军，后考虑到所提编制太大，对谈判不利，于是降低了要求。24日，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了自己的打算：“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中央经过商议，决定改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工兵师，总人数6万。
2月26日，张冲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出面与周恩来再次谈判。他按照临行前蒋介石的交待，表示允许红军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周恩来不答应，提出增加一倍，编6个师18个团，人数至少六七万。张冲就地还价，说最多只能编4个师、4万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谈判一时卡了壳。
在谈判陷入僵持状态的时候，张冲突破蒋介石定的标准，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按国防师建制，编3个师6个旅12个团，设一个总指挥部。周恩来一算，一个国防师可达1.2万人，加上总指挥部总数达到4万人，决定同意这个方案。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条文，让蒋介石定夺。
不料，当周恩来起草好文件后，顾祝同、贺衷寒又反悔了，扣下文件不发，并大加修改，如提出红军编为3个师后，每师只能编1万人；取消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要由南京派人充任；将红军改编后干部“由自己推选，国民党军委会任命”改为“待由中央派遣”等，不一而足。
对此，连张冲也看不过眼，私下对周恩来讲：他们如此反复，太不够格；但实权不在我手，无能为力。他还向周恩来透露：“顾祝同规定你们一个师为1万人，其底牌实为1．2万人，你们还可力争超过此数。”张冲多年与中共打交道，同中共关系较为友好，蒋介石也常把最困难复杂的谈判任务交给他。1941年冬，张冲在重庆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称：“每念公谊，总难忘怀。”
3月12日，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指示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周恩来立即将中央来电电文抄送顾祝同、张冲，并声明自己将立即返回延安，中止谈判。顾、张感到，如果谈了1个多月不了了之，对蒋无法交代。情急之下，两人就把责任都推到贺衷寒身上，说“此事实为贺所弄坏”，表示愿意根据8日的原方案再谈。当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时，中共中央认为，这些问题不是顾、张、贺所能解决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于是当天再次指示周恩来两周内返回延安，明确告诉对方：“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蒋介石得到报告，很快复电西安方面，约周恩来22日至25日到上海见面，届时再定地方谈判。
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停留几天后转赴庐山。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本来让中共先拿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而现在好像忘记了这回事，撇开周恩来提交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行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具体办法是：由国共两党各出若干人组成，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纲领问题也由同盟会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视情况扩大为两党分子合组之党，代替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等。
很明显，按照这个办法，共产党则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蒋介石在骨子里还是想要吃掉共产党。
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杭州谈判爽快答应的事，蒋介石不是擅自改变，就是另设障碍。他曾答应红军改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共4．5万人，并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这时又出尔反尔，提出3个师之上只能设政治训练处。
周恩来质问：“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
蒋介石武断地回答：“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并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其他问题都好谈判解决。”
毛、朱出洋，将使共产党群龙无首，因此周恩来断然拒绝。他对蒋介石说：“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能说明国民党没有诚意，如果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这样的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说得蒋介石一时语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语无伦次：“这个，这个，再说，再说。”
周恩来当时表示：建立同盟会问题事关重大，须请示中共中央定夺；关于红军指挥机关等问题，不能同意。两人争执很久，没有结果。后来，周恩来又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多次交谈，希望能有挽回的可能。但是，蒋介石抱定主意不回头，并通过宋子文劝周恩来：“共产党为了将来的发展，当前首先是取得全国的信用，目前不要搞得太大，否则容易引起外方恐惧，也使他难于工作。”
周恩来眼见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怀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延安，结束了这次没有结果的谈判。
中共中央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再作出一些让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新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在先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以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但同盟会不得干涉两党内部事务；由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必须设立以朱德为首的总指挥部，否则将于8月1日宣布自行改编，以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同意在宋子文、张继、于右任3位国民党人士中选一人到边区政府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如久拖不决，中共将在7月进行民主选举产生。
这个方案尽可能照顾了蒋介石的要求，甚至后来进一步提出同意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力争以朱德为政治主任。
7月初，周恩来带着这个新方案偕同博古、林伯渠再次南下，准备继续谈判。
正在这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划破了夏日的夜空——日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悍然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自身统治的生死存亡，蒋介石虽然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仍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还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指示29军军长宋哲元与日军谈判，争取“和平根本绝望前的一秒钟”。正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仍然对日本抱有幻想，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因此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任军委参谋长的肖劲光回忆说：“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面对急迫而复杂的局势，毛泽东沉着冷静，从抗日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部署工作。7月14日，他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为了促蒋抗日，同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毛泽东深知，要促蒋下定抗战的最后决心，共产党必须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18日，延安各界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第二天的《新中华报》报道：“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沉闷的政治气氛，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纷纷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国民党各地党部、军政长官也纷纷提出了抗战要求。在这种形势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两天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立即赢得国人一片赞扬。毛泽东也马上表示欢迎，他评价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蒋氏的谈话在对内政策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没有宣布全国总动员，没有宣布共产党合法，没有提出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的生活。这对全国抗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此，在蒋介石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7月23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战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些办法主要是：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三）改革政治机构；
（四）抗日的外交；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
（六）国防教育；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针对蒋介石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出尔反尔，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在推动国民党蒋介石起来抗战的同时，红军也开始加紧进行参战的准备工作。早在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即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下达命令：10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各路红军将领立即汇集三原县云阳镇，讨论红军改编问题，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
国难当头，蒋介石7月中旬在庐山召开各派人士参加的暑期谈话会，共商救国大计。但是，谈话会并没有共产党参加，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虽应邀上了庐山，却不让露面，只能秘密进行谈判。
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的态度又出现了倒退。7月15日，周恩来将起草好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蒋介石，蒋看了看，说要动手改两句，周恩来表示同意，但蒋改了后又压着不发，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接着，双方又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上发生了激烈争执。本来上次谈判时，蒋介石自己提出3个师以上设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后已经准备接受，这次蒋介石又变卦了。他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力争，一面向党中央作了报告。17日，张闻天、毛泽东发来电报，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按照这一指示，第二天周恩来即把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递交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仍固执己见，并提出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正、毛泽东为副。周恩来断然拒绝，表示我党决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于20日致电周恩来等人：“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周恩来当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见共产党态度强硬，只好让蒋鼎文转告周恩来：红军迅速改编，出兵抗日。周恩来马上返回延安，与中央书记处商议改编事宜。
不久，张冲又发来电报，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飞南京共商国防大计。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赴南京不合适，要周恩来与之协商再定人选。8月2日，周恩来电告张冲：如召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是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4日，张冲复电说是开国防会议。于是，周恩来、朱德携带红军改编方案即赴西安，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于10日飞抵南京。
这次谈判一开始仍不顺利。12日，蒋介石派康泽去见周恩来，对7月交给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又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对红军改编问题继续设置障碍。然而，第二天，8月13日，中日战局风云突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燃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蒋介石这下着了急，他需要红军出兵山西前线牵制敌人，同时也看到如不答应中共的条件，红军自行改编，自己将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于是不得不作出让步。19日，双方就红军改编达成协议：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3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
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中共中央原提出在宋子文、张继、于右任3人中选一人。但康泽私下向蒋介石“进言”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很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起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我看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听了，觉得有理，就问谁最适宜。康泽推荐了丁惟汾，说“党的老先生中，丁先生很坚定，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但共产党方面却拒绝了丁惟汾，提议林伯渠任主席，国民党方面最终默认了这一结果。
接着，博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南京，与康泽商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博古和康泽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宣言》上签字。9月21日，在孔祥熙寓所，蒋介石由康泽、张冲陪同，与博古、叶剑英进行了会谈，终于同意发表《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就《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两党携手走上抗日战场。
在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1军团、15军团以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27军、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29军、30军、陕甘宁独立第l、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其序列表是：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朱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谋长 周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光（辖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辖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龙 副师长 萧克
参谋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辖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辖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浩
第385旅旅长 王宏坤（辖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旅长 陈赓（辖第77l、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还发表原陕北红军改编命令：原陕北红军分别编入八路军的3个正规师，另从红一、二、四方面军中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下辖8个警备团及385旅旅部和770团团部，负责陕甘宁边区的保卫。
忍辱含泪脱下红星帽
各师首长传达了军委改编的命令。很快，一枚枚国民党帽微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抗争的日日夜夜，不禁回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
战士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想不通。
为了解决官兵的思想问题，各师首长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但是不改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听了贺龙的话，一些干部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做工作喽。”
左权到了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战士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
男儿有泪不轻弹
虽然想通了道理，但在换装时许多人还是留下了热泪。从南昌起义到今天，红军帽随他们转战南北，今天却要与它分别了。千言万语，尽在眼泪之中。
在换帽徽的同时，总政给全军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广大指战员收起红军帽徽，得到了红军“奖章”，思想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1937年9月2日。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里举行。
司号员们的军号声，随营学校的威武队列和“坚决与敌决死战”的歌声，震荡了整个村镇。
整齐雄壮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字横标，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队伍进入会场。
队伍四周站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小彩旗的各界代表和群众。
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就是到场的代表里也有不少是他们特意选派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挡不住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人们大胆地拥进会场，有的爬到了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
邓小平副主任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司令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掷地有声的誓词，从每个指战员肺腑中喷涌而出，声若宏钟大吕，所有同志的心情都激动异常，会场四周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惊和感动。
表示杀敌决心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军内外代表讲话之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讲了话。
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哈特姆（即马海德）一到台前，台下便响起了欢迎的掌声。这位美国炼钢工人的儿子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出征的战士，他用汉语说，我们欢迎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日本侵略军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这句话把脊梁骨称为“后沟子”的陕西土话，大家听着非常亲切、生动、有幽默感，会场上立即迸发出欢快的笑声。
随后是狂风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抗战歌声，气氛显得十分昂扬、热烈。
今天的公司是否有“统一战线”的问题
国共两党合作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当然不会有。但是，统一战线的实质是，为了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有关力量联合行动，从这个实质意义上说，今天的公司企业是有“统一战线”问题的，这方面的例子屡见不鲜。有的公司为了增强实力，扩大经营范围，相互利用联合对象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往往联合一家或多家公司，或合并或联手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叫“组织统一战线。”当然，这种“统一战线”属经济性的，与军队那种政治联合是有很多区别的。连锁经营可以说是“商业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现在不妨让我们先看看沃尔玛连锁店的情况。
从很多方面来看，零售航母沃尔玛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它是全球最著名的企业之一，但从来不做广告；它经营的是矿泉水、餐巾纸等再平常不过的廉价商品，却能把卖石油卖汽车卖飞机的超级大企业都甩到身后；它看上去和高科技一点也不沾边，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发射了私人卫星；它在全球11个国家开设分店总数达到4397家，却很少进行网上销售；它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雇员队伍，人数超过138万，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临时工，而且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作为名列《财富》杂志“2002年全球500强企业”榜首的沃尔玛，其规模已经比紧随其后的全球5个大零售商（包括家乐福、麦德龙在内）的总和还要大，它2002财年销售额为2445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当你眨一下眼睛，沃尔玛的全球收入进账就超过1万美元。身为全球沃尔玛CEO的李·斯格特说：“我们已经没有具体的竞争对手名称，如果必须说，那就是世界上所有在卖和沃尔玛相同产品的商店。”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统计：2002年秋天，沃尔玛一天的营业额（14.2亿美元）就比36个国家的GDP总和还要多；它是全美21个州最大的雇主，雇佣人数比美国军方还要多；它的成长目标，相当于增加100家百事可乐或者微软的规模；历年来因为店内偷窃而损失的产品总金额（20亿美元）相当于《财富》杂志“1000大排名”中的第694位企业的营业额。
同时，沃尔玛还是美国各大知名企业（迪斯尼、宝洁、卡夫、露华浓、吉列等）最大的顾客，也是全美最大的生鲜食品、成衣、玩具、清洁剂、运动用品、电玩、枪支、钻石、CD、DVD、狗食、寝具、牙膏的销售商。它还是美国最大的照片冲洗店、眼镜店和不动产开发商。也就是说，对许多制造企业而言，真正能够呼风唤雨、滴水成冰的市场影响力，不再来自好莱坞或者纽约，而是来自班顿威尔——沃尔玛总部的所在地。
今天的沃尔玛代表了现代零售业的最高峰，是零售商圈中最发达的一个主干。它提出的“天天低价”和“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的口号，改变了零售业整个经营理念。纵观零售业20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场永不停止、强胜劣汰的战争。在销售终端，一个接一个的零售业公司不断演化，吞并着比它更小的对手，然后自己又在另一个更新锐、更凶猛的模式出现时被弱化并消失。伍尔沃斯、杰西·彭尼、西尔斯、梅西等等，每一个公司都有过它灿烂辉煌的时刻。
1962年7月2日，第一家“沃尔玛折扣店”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镇班顿维尔开业，商店的两侧招牌上写着销售宗旨：“我们卖得更便宜”和“保证顾客满意”，这家商店的新广告词是“天天低价”。
就像历史上许多划时代的伟大时刻一样，只有在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谈到沃尔玛和它的零售帝国时，这一天的意义才变得重大和清晰起来。现在沃尔玛把这个商店的开业作为它崛起的起点而加以庆祝；而沃尔玛本身也已经被公认为零售业中重大变革的先锋旗手。沃尔玛领导的这场变革甚至加速了美国在此后30年中由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过渡；它不仅仅改变了美国整个国家如何购物的习惯，改变了众多美国人居住的郊区风景，同时也正在试图改变全世界人们购买商品的地点和方式，现在还有可能改变中国人居住的郊区风景。
当然，所有的这些重大意义在1962年时还丝毫都看不出来。大约只有170平方米的沃尔玛商店本身没有什么会令那些大零售商，比如普尔斯马特或者西尔斯等感到心惊肉跳。这家后来成为现代零售业鼻祖的店堂里到处都是不折不扣的廉价商品，服装都挂在金属管子上，从汽车配件到玩具以至体育用品等都堆放在桌子上。一共只有3个付款台和25名员工，大多数为妇女。尽管报纸的广告宣称店里只卖一流的产品，“没有二手货和次品”，但是实际上许多货物质量低劣，因为当时很多制造商拒绝给“廉价商店”供货，所以它的创始人、董事长山姆·沃尔顿被迫到处寻找可能进货的地方，而且总是先考虑低价位，然后才是产品质量。
由于妻子海伦·沃尔顿曾经坚持“决不居住在超过1万人口的城市中”，山姆·沃尔顿只好在美国的乡村小镇中实施他的零售业霸主之梦。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沃尔顿切实体会到在城市边缘开店的优势：那些因为太小而被忽视的小城镇居民同样渴望所有消费者文化所许诺的优质商品，在那里有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更多的生意可以做。
在中小城镇建立廉价商品连锁店的选址原则为沃尔玛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使得沃尔玛在实力较弱小的初期可以避免激烈的竞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沃尔玛在已经发展成为上千家连锁店后，才开始进入大城市的郊区与大型零售商展开短兵相接的残酷竞争。
山姆·沃尔顿本人的第一个办公室就设在商店后面一个狭窄的角落里，装橘子的板条箱架子上放一块三合板就是办公桌。即使后来情况得到改善时，他的办公室也就是班顿维尔市一个地板下陷的小房间。沃尔玛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扩张是缓慢而谨慎的，大概每年只增加2家新店。但是在70年代初上市以后，沃尔玛就开始以平均每年28家新店的速度扩张。对于零售业来说，上市是融资和扩张的重要途径。
1970年10月1日，当沃尔玛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尔街上市时，它仅仅是零售业雷达网上一个标点而已，它还太小，以至于那年的零售杂志《折扣零售商》上所列的71家最大的零售连锁店的名单上还没有它的位置。名单上的最大零售商是普尔斯马特（1970年的销售额为20亿美元，是沃尔玛的45倍还要多）。
但是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超速成长的沃尔玛开始越来越受到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沃尔玛就以每年新开100家新店的速度赶超竞争对手，并且从普尔斯公司引进了“仓储式会员店”的模式。到了90年代，沃尔玛不仅仅是开新店，而且开始采取资本运作的方式吞并其他连锁店，有时一买就是上百家店面。根据麦肯锡公司2002年的一项研究，美国经济在1995～1999年超过八分之一的生产力成长要归功于沃尔玛，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说：沃尔玛的“天天低价”给美国经济带来“天天低通胀”的沃尔玛效应，也就是说，美国人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都因为沃尔玛的低价格而获益。
其实沃尔玛的经营哲学很简单：薄利多销。它将进货和运转成本控制到最低，把节省下来的差价转给顾客，超低的价格使它的商品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自货架上一扫而空，通过增加销售量和周转率来赚取利润。
因此，沃尔玛要一直不停地削减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沃尔玛控制成本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山姆·沃尔顿的个人节约意识。他规定采购人员去进货时，费用必须低于采购成本的1%。于是沃尔玛的许多高级经理在纽约只能住在最便宜的旅店里，而且只能走路而不是打车去和供应商谈判；他们常常被山姆安排在深夜或者凌晨和服装制造商见面，以便节约住宿费。沃尔玛商店早期经理加里·赖因波斯回忆说：“有一次在芝加哥采购，山姆要求我们8个人同住一个房间，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山姆还最讨厌自己花钱雇来的工作人员没有事干，以至于在沃尔玛雇佣了飞行员以后，他甚至要求暂时没有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去仓库查货，直到引发飞行员全体罢工后，才极不情愿地取消了这个决策……
在沃尔玛的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不过沃尔玛节约成本的概念很快就过渡到信息技术的层次上。就像沃尔玛的每一件事都是紧紧围绕“天天低价”的核心一样，它所采取的尖端信息技术也是为了更多地降低成本，这是与目前国内一些企业为了ERP而ERP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沃尔玛对高科技的应用历史需要回溯到1966年。当时山姆·沃尔顿已经开始被不断扩张的沃尔玛连锁店的管理问题所困扰，他来到纽约旁听IBM赞助的学习班，不仅了解到有关电脑化制作报表的知识，同时发现必须为沃尔玛挖掘到既懂电脑又懂零售的专家。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诱”，让·迈尔（曾任沃尔玛财务总监）、杰克·舒梅克（1977年出任沃尔玛CEO）和大卫·拉各斯（于1988年就任CEO）等来到沃尔玛工作，在他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吝啬成性”的山姆花费数亿美元，于1977年安装完成了第一套昂贵的、覆盖整个公司的计算机终端网络系统。
从此以后，沃尔玛对计算机网络的改进就从未停止过。1980年，当普尔斯马特还在苦苦挣扎着跟踪一管牙膏是什么时候卖的以及卖了多少钱时，沃尔玛店内的计算机正在做着普尔斯马特经理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最先使用计算机管理的直接后果就是：1983年普尔斯马特每一美元的销售额需要花费5美分的配货费用（这也是当时零售业的平均费用），而沃尔玛只有不到2美分。
不过，当“技术狂热分子”舒梅克总裁提出为沃尔玛“建造人造卫星系统”时，山姆感到“实在太过分了”！他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这笔“巨额”投资赚回来！但是舒梅克知道怎样击中山姆的“要害”，他对山姆说：有了人造卫星，你就不需要不停地去沃尔玛的600多个商店（而且这个数字每个星期都在增加）亲自巡视，而可以坐在总部的摄像机旁，开始你独具个性的鼓动性讲话，并通过电视屏幕对全美的沃尔玛商店进行直播！
当然，山姆是否仅仅因为这条理由而采用了卫星系统我们不得而知，后来的事实是他在自传中高度赞扬了这个决策是“至关重要而且百分百正确”！但是在1983年，这个系统刚刚开始运转，所有的效果和作用看起来都只是遥遥无期的未来，而且最让山姆不喜欢的是，建造卫星的费用一直在不断增加！“刚开始的两年，山姆差点儿没杀了我。”舒梅克后来回忆道：“尤其是当山姆开始通过卫星直播讲演时，发现卫星系统的转播会造成讲话时间的延滞。”
到了1988年，沃尔玛拥有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卫星通讯网络，共有6个频道，使得任何一个地方的采购员都能瞬间给所有商店发出新产品的信息，并做摆放示范；第二年，沃尔玛甚至在其卡车上也安置了发射器，这样总部就可以按照司机们每隔15分钟一次的报告来精确安排装卸货时间和人员。这种高效率帮助沃尔玛在1989年达到人均销售额10万美元以上，而普尔斯马特同期只有不到8万美元。
现在沃尔玛每一个员工的年销售额超过18万美元，这是其他竞争对手难望其项背的。它已经在它4500多个仓库和3万多个供应商之间，缔造出世界上最精密、最先进的供应链系统，各地分店和供应商通过联网成为一体，制造商及时追踪商品的销售状况，在货品卖光以前就已经运交新货。这使得沃尔玛和供应商的库存都保持在最低点。
在沃尔玛总部班顿维尔最大的一栋建筑物中，成排的大型电脑储存的资料，规模据说仅次于美国国防部，比美国国税局的资料还要多出3倍。沃尔玛的系统中储存了过去10年来的每一笔交易，这些数据会对顾客选购商品时的几百项变数，包括购买时间和价格等之间的相关性，寻找可以利用的关联。在这座大楼里，还蕴藏着沃尔玛的新式竞争武器：利用先进的数据采集系统，为各个分店进行预测、补货和商品配置。
“在未来3年中，我们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据存储系统，这将帮助我们真正实现随时随地进行计算和统计。”沃尔玛的CEO卡文·图纳在前不久接受美国《CIO》杂志采访时说。他还透露：“我们正在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发利用无线频率识别技术制作‘便宜的芯片’。过一段时间，这些‘便宜的芯片’将会替代条形码，它们会自动告诉系统自己的当前位置是在货架还是仓库，而不需人工介入，这样我们就能实现智能驱动的供应链。”同时，沃尔玛已经在物流配送中心开始使用语音识别技术。
在未来，沃尔玛可以利用这些高智能的技术，在即使距离很近的连锁店之间，也会做出不同的售卖重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顾客只是通过居住地点和收入阶层等信息进行分类，但是对于沃尔玛，即使同一阶层收入，居住同样地区的顾客也有许多超乎想象的细致区别。举洗衣粉为例，原来沃尔玛根据18项基本组合，在全美的所有店铺进行货品陈列和补货；后来系统对销售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现在沃尔玛仅洗衣粉一项商品的陈列组合就达288种。
早年的山姆·沃尔顿在录用经理时，经常会要求经理携妻子一起来公司见面，而他的妻子海伦也会在场，因为沃尔顿认为“一个人对妻子的选择可以体现出他的性格特征”。现在当你通过了测试而被雇用时，通常会得到厚厚的一本雇员手册，其特点是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家长式建议的结合。比如手册会告诉你“寻找别人身上的优点，避免无聊的闲话”。它还会告诉你该如何着装以及何时休息，甚至还指出：作为一名计时工，如果你想和另外一名计时工约会，必须先得到区域经理的许可。
与众所周知的“微笑服务”以及“问候任何10英尺以内的顾客”等条例相提并论的，还有沃尔玛的“太阳下山”规则，即每个雇员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把当天的事情干完。这是所有雇员，不管是乡下的连锁店，还是闹市区的连锁店都必须达到的工作标准——只要顾客提出要求，就必须在当天完成。《对阵——和零售巨人竞争》的作者肯尼·斯通曾经有过亲身体会：当他需要一个过滤器时，他先到五金商店去购买，但是他们没有货；他又去了当地的沃尔玛商店，而他们也没有货。第二天斯通又将同样的路线走了一遍，五金商店依然缺货，而沃尔玛的陈列架上已经摆上了最新款的过滤器。于是他说：“我急切地需要过滤器，因此你能想到我会到哪里购买。”
沃尔玛的员工还被训练当顾客问他们某种商品在哪里时，不能仅指出该种商品所在的部门位置，而应该亲自带顾客去找到这种商品。沃尔玛之所以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就是为了留住每一名前来购物的顾客。其实这些细节的执行都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资本付出。
细节管理不仅仅是针对员工和店铺，同时也包括公司的高层主管。即使到现在，沃尔玛的管理人员出差在外，依然必须两人同住一间客房，而每天差旅伙食费的标准1年前刚刚进行改革，终于能超过15美元。2002年，沃尔玛CEO李·斯格特和众多供应商在拉斯维加斯开会时，听到供应商抱怨“跟沃尔玛做生意实在挣不到钱”，斯格特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挣到钱，但是我发现你们都住在BELLAGIO（拉斯维加斯最新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而我是住在我的表姐家中。”
在那次会议上，斯格特还说道：“沃尔玛的最大秘诀就是我们有一位杰出的、无与伦比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他在40年前创造的理念至今仍然清晰、正确。当人们提到沃尔玛时，不要去想我们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销售数字，那并不代表沃尔玛；我希望沃尔玛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永远是蓝色的工作服以及能让你们满意并再次光临的微笑。”
连锁的实质是求得规模效益
连锁经营作为一种经营方式，作为一种现代化流通组织方式和经营形式，和过去商业时代的经营方式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连锁经营的含义是指同一资本所有，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由同一个总部集中管理领导，共同进行经营活动的组织化零售企业集团。这与“统一战线”在本质上很相似。
连锁经营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一般是指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若干个企业，以一定的形式组成一个联合体，通过企业形象的标准化，经营活动的专业化，管理活动的规范化以及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使复杂的商业活动在职能分工的基础上实现相对简单化，把独立的经营活动组合成整体的规模经营，从而实现规模效益。为什么统一战线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而连锁经营也能取得较高的经营效益，这其中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寓言着同样的道理？
连锁企业辐射范围广、市场占有率高；直接与供应商挂钩，物流中心承担了部分批发职能，省去中间经销渠道；容易产生定向消费信任和依赖；连锁企业网点多，单店经营费用降低；快速提升企业于产业链中的竞争位置；容易快速聚集资本，吸引投资。这或许就是连锁的优势所在。
从毛泽东的“灵丹妙药”说到公司的联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一些革命党纷纷派代表团访华，向中国共产党取经，学习经验。1956年9月25日，拉丁美洲一个革命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会见客人们，他向寻求夺取革命胜利的“灵丹妙药”的客人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法宝，也是能够战胜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真经”和“灵丹妙药”。
毛泽东的这个“灵丹妙药”，是弱者对强者的策略。为了战胜强敌，当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办到时，只有联合更广泛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一些弱小的企业，如果想做大做强，采取联合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这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我们通过抗日统一战线，可以发现，公司要联合应遵循这样的几条原则：第一，必须有明确的各方均认可的统一目标或目的，这是联合的基础。无论目的是短期的中期的或是长期的，都应是各方努力的方向。第二，有一方或各方将作出一定的让步或作出一定利益的牺牲。各方只有融合，才能联合。而在融合过程中，一方或各方很可能失去一部分自身利益，换句话说，要以牺牲自己局部利益、小利益来换取大利益。第三，当联合的一方有不同的观点、思想或主张不被其它方接受时，必须暂时搁置。为了搞好团结，必须尽可能地克制不能被对方理解的主张。第四，为了联合，各方须尽快地按目标、任务或分工紧密配合、协作，其中还要不断的加强协调，及时解决出现的矛盾甚至冲突，有了矛盾要求大同存小异。第五，联合中的各方应当划分利益界限，做到既合作又分工，既明确整体利益又清楚各自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