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管这个不能让我完全看清面孔的女人叫米丽亚姆吧。米丽亚姆，这是我新近读过的意大利小说《蛇》中一个影象模糊的角色，她像一只高高飞翔的小鸟那样飘忽不定，连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对她都难以捉摸，无从把握。现在我对着阳台上米丽亚姆闪烁迷离的面孔，在心里对她提出请求：米丽亚姆呀，米丽亚姆，你把脑袋探出窗外来吧，你以固定的姿势待一小会就行，让我看清你的面孔……可米丽亚姆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或者也可以说，她是个动作麻利身手快捷的女人，她根本不理睬我的请求。她在阳台上忽站忽蹲，忽进忽退，忽隐忽现，仿佛她手里的活计全要在运动中完成，使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把她的细部特征看个清楚。
我的这顿午饭，吃得比以往都慢。我没看书，我从端着盒饭一走进办公室就开始看窗外，看米丽亚姆。在我刚站到办公室的窗前时，我几乎被惊呆了，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了米丽亚姆家阳台上竖着一双白白的大腿。由于正午的阳光比较强烈，又是透过宽大的玻璃照耀在米丽亚姆大腿上的，这使米丽亚姆的大腿已经不仅仅是本色的纯白，而是像金子那样，能反射给我一种眩目的黄光。是白金那种黄或黄金那种白。我兴奋得身体都有了反应，这样的激动让我陌生。我以为米丽亚姆又是一丝不挂呢。如果此时她一丝不挂，那可要比那天她在房间里挡窗帘时的一丝不挂更具观赏性。因为阳台的玻璃比房间窗户上的玻璃要大许多，阳台又是一个突出在楼体之外的部分，承受到的光线也更加充分。不过很快我也就看出来了，这回的米丽亚姆并非一丝不挂（她的房间里没有男人？）。她下身穿了条肉色衬裤，那种又白又黄的颜色贴在腿上，也就与皮肤的本色混为一体了。她上身穿一件粉色毛衫，毛衫也是紧身的，把她身体衬得非常轻盈。现在她正在登高擦抹横贯阳台的晾衣绳子。我吞下一口米饭，移动了一下我在窗口的位置（别把我的贪婪暴露给对面潜在的监视者或后面突然的闯入者），让目光更为流畅地逡巡在目标人匀称的身体上。我不可能十分真切地把米丽亚姆的眉眼口鼻彻底看清，但她面部的轮廓和身材的轮廓却能让我一目了然。她那成熟妇女的身材非常标致，由此结合我对她容貌的粗线条了解，我能断定，她脸蛋的形状和五官的搭配也无可挑剔。米丽亚姆擦完晾衣绳，转身回屋了。我抽空赶紧又吃口饭，信心十足地继续等待。果然，不一会工夫，米丽亚姆就又出来了，她还扬起手臂把一柄可以折叠的圆形衣架挂到晾衣绳上。在这之后，她隔一会出来一趟，隔一会出来一趟，每趟出来都往晾衣绳上搭一件水淋淋的洗涤物：白蓝两色窄格衬衫、黑红大花绒质上衣、蓝牛仔裤、袍式睡衣、黑色胸罩、白色胸罩、黄色三角裤、紫色三角裤、三双肉色短袜、—小块布帘、一大块布帘……这些东西，有的被直接搭到晾衣绳上，有的被夹在圆形衣架周遭的小卡子上。在米丽亚姆出来进去的这个过程中，她的身体和面孔在那些五颜六色参差错落的洗涤物的分割中渐次模糊，并支离破碎地变幻成一些方形角形圆形菱形的东西。于是在我眼里，我已无法从洗涤物的缝隙中间去把握她的整体了，我再也分辨不出哪是她的胳膊、脸颊、肚子和后背了。倒是在我嘴里，渐渐品出了米丽亚姆的种种滋味——我在观察她的过程中咽下的每一口饭菜，都已不再是简单的饭菜了，它们好像变成了她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秀色可餐哪，我吧嗒着嘴对自己说。当然我也注意到了，米丽亚姆洗涤的衣服里，没有男人的或孩子的。
就在这时，在我津津有味地吧嗒着“秀色可餐”这个成语时，我听到了营业室那边白茹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干什么你们！抢钱啦……”
我愣了一下。我立刻丢下米丽亚姆和盒饭，向外边冲去。
我虽然不再年轻，可我的反应和动作还都说得过去。办公室的门半开着，这是刚才我有意将它摆成这样的。我在窗口眺望窗外时，如果白茹或别的什么人从营业室那边，也就是从我的身后过来，即使我没听到脚步声，半开的房门也能替我赢得一个躲开窗口的短暂瞬间。由于门是向外开的，我大步流星地向外冲刺，便没受到任何干扰。我一下子就出门冲过了小走廊尽头的布帘子，我看到了大惊失色的白茹，同时也看到了两个刚好闪出铝合金店门的逃逸者的身影。我没顾上问白茹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言自明，那两个飞身逃走的家伙一定是抢走了我们店里那个小小的木板盒的钱匣子。快叫警察！我冲白茹喊了一声，就三步并作两步地扑出店门。店门外边，只有两个方向可供强盗选择，向西或者向东。他们向东。我还能大体看清，那两个强盗还是孩子，顶多是高中学生，他们一个人的腋下夹着我们店里的钱匣子，另一个人手里攥着一卷衣服，显然里边裹夹了武器。我声音走形地高喊大叫着“抢钱啦，抓强盗哇”，撒开两腿拼命追去，根本就没留意白茹在我身后“算了算了”的制止声。
严格地说，我在追踪强盗的过程中，什么也没想，也没空想什么。可过后分析，如此一言以蔽之地略过那几千米的漫长路程，也不尽准确。想想吧，我和两个年轻的强盗离开“人与书”后，要先后经过商贩云集的立交桥下，轿车如蚁的兰亭宾馆停车场，正在施工加宽的北陵大河上的北陵桥，垂柳依依的省政府南墙外空地……而且强盗和我奔跑的速度都越来越慢，最后比散步也快不了多少了，谁要说散步时没有心理活动，那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即使退一步讲，当时我的心理活动过于模糊，尚未进入意识表层，而只停留在潜意识里，那也等于我在想了。现在需要理顺的是，我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刻里，究竟都能想些什么。当然我不会想路上的行人是否能帮我。我不指望这个。我主要想的，大概是那两个抢钱匣子的小青年。我认为他们只能是两个穷疯了的损贼，且没有抢劫经验，缺乏战术考虑。首先，他们不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风险来抢书店的钱匣子，得不偿失。稍微有点算计的人都该明白，一个我们这种惨淡经营的小小书店，如果没遇上单位集体那种大份的买主，一天的卖钱额也抵不上某些人一顿稍具规模的晚餐消费。再者说，如果多少观察我们书店两天，就会发现，我们的钱匣子里，最大面值的钞票也不过是五十元的，一旦收上来百元票子，白茹总是及时将其锁进一个小抽屉里。还有，即使非要抢我们书店不可，那也得稍作准备，比如，事先把一辆随便什么人停在书店门侧的自行车摆到书店门口，抢完钱往外跑时，顺手把自行车推倒在书店的铝合金门上，让追出来的人（比如我）因需清除障碍而耽搁些时间。可这两个孩子强盗的强抢行为好像是即兴之举，他们光顾着搂个钱匣子往前跑了，连拐弯都不知道钻胡同，尽奔那种车水马龙的大道上去。另外，既然看到了我穷追不舍，就应该分路逃跑或者干脆把钱匣子扔掉了事，丢卒保车嘛。可他们宁可舍命也不舍财，还要同生死共荣辱。当然了，在此期间，我也应该能想到这种追踪的危险性，或者说我重点想的就是这个。赫索格在棋盘上都提醒我：穷寇莫追。所以，虽然离追踪目标越来越近，可我停止追赶和由追人者变成被追者的应急准备始终也没放弃。如果我意识到那两个家伙是亡命徒或刽子手，我是绝对没有必要和他们赌命的。白茹也说过“算了算了”，为钱匣子里那几个小钱去搭条人命，不大值得。可我依然敢穷追不舍，且斗志甚高，大约也是我看出来了，不仅在耐力跑这个运动项目上那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家伙不是我对手，就是他们的身高体重灵活性爆发力，也远不及我。实际本领强于一切，单纯的年龄优势与人数优势都派不上用场。就这样，在省政府后墙外的空地上，我终于追上了那两个不堪一击的小强盗，而且他们俯首称臣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要快了许多。他们裹在衣服里的那把尖刀亮出来后，只来得及在我左臂上划拉了一下。
我回到人与书书屋时，白茹已经在店门口挂上了“停业”的牌子，正站在台阶上翘首张望。一见到我，她欣喜若狂，眼泪都要流了出来。你没事吧？白茹迎上来喊，那就太好了。她只看到了钱匣子，没看到我那条挡在钱匣子后边的左胳膊。她说，高总马上就能过来，他都急死了。说话时，白茹接过了钱匣子，她这才看到我戴了个红套袖似的左胳膊。她又叫起来，你受伤啦！白茹一时手忙脚乱，倒是我还镇定自若。我问白茹，怎么警察还没影？见白茹张口结舌，我又说，现在的警察，大事管不了，小事又不爱管。白茹支支吾吾地说，你不该去追他们，又没几个钱，要是你被他们扎到了要命处可怎么好……回到屋里，白茹立刻往高民生的手机里挂电话，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去中医学院。高民生问我伤势如何，我说没事，他说他几分钟后就能过来，让我等他一下坐他的车去医院。
高民生和崔昌浩过来时，白茹已经用一块大手绢把我的伤口简单包上了。我和白茹一坐进车里，高民生就从前排座上探过身子，关心地问我事情的经过。我们人与书书屋与中医学院近在咫尺，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就到了。
“你把他们放了做得很对，”高民生打断我的话，低声说，“他们还是孩子，要是送官，他们就完了。今天敢抢咱的木头钱匣子，蹲上半年，出来就敢抢银行的金库了。”这之后，我们就开始下车，他又说，“这样吧，跟医院也别提抓小偷什么的，万一他们跟公安的有联系，问来问去的麻烦死了。”我点点头，他去看白茹。“小白呀，医生要问怎么弄的，就说，是你俩打架动了刀子。你俩当回两口子吧。”
高民生说得一本正经，白茹不好意思地小声应承，我则只是敷衍地一笑。听上去高民生的话既通情达理也言之成理。
可我感到，他和白茹的想法一样（或者应该说白茹和他的想法一样），刚才书店被抢的事情，他们不想扩散出去，至少是不想扩散到警察那里。后来见高民生扭头看我，我知道我不该若有所思，就把话茬又拣了起来，好像我沉吟的片刻是在想白茹给我当老婆是否合格。
“民生你可真想得出来。”我对高民生说完又转向白茹，“小白呀，那一会我就把你当媳妇骂了，你可别怪我。”
白茹说：“我不怪你。”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动作迟缓的外科医生对受伤流血见怪不怪，连话都懒得多问一句。他像纳鞋底子一样，大针小线地在我左胳膊上缝了七针，又把一块好像药都没抹的纱布贴上创口，就算完了。后来还是应高民生的要求，才又用三块纸壳和两条绷带把我的胳膊吊到了胸前。“又不是骨折，打什么夹板。”他咕噜一句，起身脱白大褂。“七天后拆线。”他照着镜子打香皂洗手，同时嘱咐我。
可就在这时，一个奇迹，一个被称为奇迹绝不算过分的事件蓦然出现了。
刚才我们进入这间外科诊室时，由于医生的驱赶，白茹和崔昌浩在诊室里立足未稳，就又退回到了诊室门口，只能扒着门框探头探脑。高民生是以搀扶我为借口，才和我和外科医生一同留在了诊室里的。现在白茹和崔昌浩见我和高民生起身对背冲我们洗手的医生道了声谢谢向门外走来，他们急忙挪步错身，将门口闪出，为我和高民生让条通道。可在他们倒着身子闪出门口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在他们身后响起：嗨慢点，踩脚了！白茹和崔昌浩同时回头，说对不起。白茹和崔昌浩的“对不起”话未落音，我就看到，一个身穿裙式黑色薄呢子宽松大衣，手拎医用白大褂的青年妇女，风风火火地闯进屋来。接班来了接班来了。她已经不再理睬门外的白茹和崔昌浩，她侧对着从水池旁转过头来的男医生打招呼。男医生对她说了什么我没留意，我只是怔怔地看着她那张从我眼前一掠而过的脸。我的惊讶是理所当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还能获得一个与她同处一室近在咫尺的机会。我心中对那两个年轻的强盗充满了感激。现在，我把她看得如此真切，以至于我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是一张颇为洋气的脸，雪一样白，瓷一样细，深凹的眼睛黑得发蓝，以前那些让我感到似是而非的头发、前额、眉毛、眼睛、鼻梁、嘴唇、下颏以及（裹在衣服里边的）胳膊大腿胸脯腰臀，都能与我在脑海中多次勾画过的那个影像重叠起来，而且重叠得纹丝不差天衣无缝。我的步子迈不动了，她确实值得我日日翘望。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女医生从她一进屋，虽然在和男医生说话，眼睛却始终徘徊在高民生身上，并且经由高民生，她又注意到了重新站在诊室门口的白茹。她的表情很有些特别。但我看得出来，在这屋里，对她发生兴趣的，只有我一个人，高民生和白茹对她都视而不见。显然，对于高民生和白茹来说，她只是一个陌路之人。
可对我来说，她却早已是个熟人。我知道她乳罩和内裤的颜色，我了解她光裸了身子挡窗帘时的姿势，我清楚她可能有一个情人的秘密，我掌握她一个小时之前在干些什么。而且，她我之间还有一种由我单独建立起来的特殊联系，她的名字是我给取的：米丽亚姆，这名字就像她的人一样富有魅力又洋气十足。
这时，白茹和崔昌浩已经在诊室门口消失了，高民生也先我一步跨出了诊室，刚刚洗完手的男医生还守在镜子前拢他的头发，米丽亚姆则继续注视着高民生出门的背影。这样，米丽亚姆的神情便始终只能为我一人所看到，而我的神情，则没人会看到，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可能有着怎样的神情。
我在走到诊室门口时，最后回头望了一次。这一回，我们的目光对到了一起，已经坐到刚才男医生坐过的那把转椅上的米丽亚姆，她终于真正地看了我一眼。
电话铃声响起来时，夜已深了，我看着电话机眼睛发直。我知道我找不着不接电话的理由。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如果不愿被打扰，会对身旁的电话铃声充耳不闻。可我不行，即使我正趴在女人身上，电话响了，我也要停止动作，操起话筒。好多年里，我一直是个对外部世界满怀期待的人。现在我不是了，可养成的习惯难以改掉。当然我也改了一些，比如我已不再使用传呼机和移动电话。
挂电话的是个操天津口音的陌生男子，有点发怯地叫着我名字（我说是我，不过我现在叫铁军。他说不是××吗？我强调说你找的人没错，只是他的名字已经叫铁军了，请你这么称呼他），还连声说对不起打扰了。我听到天津口音，就忽略了陌生和过分的客套，我以为是一个天津的朋友。听他改口叫我铁军了，我就说，是吴双吧，你在哪，在天津吗？然而这个电话并不来自天津，它就在沈阳。对方说，我不在天津，我也不是吴双，我叫刘小松。我顿了一下，我记不起我认识什么叫刘小松的人。刘小松给了我几秒钟的考虑时间，大概是希望我恢复对他的记忆。可见我不再开口，他忍不住了，他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家。我对这种问法比较反感，就生硬地说你什么事吧。刘小松请我别不高兴，说他的确是有事才找我，但不希望外人知道他找过我。“尤其是，”他说，“如果有人猜测起来，我怕对你不好。”这刘小松的口吻，隐隐地带出了几丝威胁。
“我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敢不软了，这一瞬间，我想到了与这天津口音毫无关系的其他一些事情。“可我好像不认识你呀，”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就快点说吧，不早了。”
对方的口气也缓和下来，还是怯怯的，可我怎么听怎么觉得那种疲疲沓沓的天津调里依然软中带硬。
“你是不认识我，”他说，“可你认识我姐姐，也认识我姐夫，你和他们还是好朋友呢。”
“你姐姐姐夫——”
“刘小竹和王红旗呀。”
我想起来了，刘小竹正是天津人，而且她也的确有一个弟弟叫刘小松。前几年刘小松做生意蚀本了，刘小竹想让刘小松过来跟我和王红旗干，我没意见，可王红旗说，那小子，不行。后来王红旗被抓起来，刘小竹回了天津，我不知道她的工作关系是不是也已经调了过去。
“小竹怎么样，回去后还好吧。”
“不好，找不着工作，没有生活来源。”
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姐姐现在在哪？”
“在天津呢，她让我来找你，我带着她写给你的介绍信。”
“你现在在哪？”
“在北站附近一家小旅社。”
“好——吧，你告诉我具体地点，我明天上午过去看你。”
“不，我们明天中午见面。”刘小松这时说出的话，好像是在背稿子念文章。“你住的不是离北陵挺近吗，明天中午十一点半，我在北陵正门售票处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子底下等你，我穿一件米色风衣，戴墨镜，留大鬓角，个子跟你一样高。”
“这——”我让这刘小松说得毛骨悚然，特务接头吗？“为什么不上午见面？”
“也许，上午你要去趟银行。”
“去银行？干什么？”
“我姐的意思是……”刘小松的声音又有点发怯了，但属于那种暗藏杀机以退为进的怯声。“我姐要做买卖，缺少资金，她想求你帮补点。我这边也挺急，想明天下午走，所以，你最好在过来时，带上给我姐的……钱——”
“我说刘小松……”
“铁军大哥，王红旗死了，可他挣的钱还在。我姐也没和他离婚，还是他的遗孀未亡人嘛。你们文化人，比我懂这个。”
我一时倒让电话另一端那个自称刘小松的人给噎住了。
不速之客的出现让我心烦意乱，左臂上的伤口也开始隐隐作痛。
睡不着觉，看不下去书，电视里又没有围棋或者足球，我只好打开影碟机看光盘。在我装光盘的大抽屉里，有好几十张CD盘VCD盘，我基本上都听过看过。在我搬到北陵小区后，陪我度过所有无所事事的漫漫白天与漫漫长夜的，除了书，除了电视里的围棋和足球，再就是这些CD盘VCD盘了。那段时间，一停电就把我憋得要发疯。
我随手拿出张VCD盘放入影碟机里，按下"PLAY"键后，我去厨房用一只手洗脸洗脚。从厨房回来时，电视屏幕上已经颠鸾倒风了，一对白种男女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大呼小叫。没办法，我不是成心非看黄片，可我那个大抽屉里，《辛德勒名单》、《为戴茜小姐开车》这样的片子和《男秘书》、《女十八招》那样的片子群居杂处，拎出哪盘算哪盘，有东西让我看就行。虽然片头我没看到，但我知道，电视屏幕上那对做爱的男女，是一个富翁和一个政府官员的妻子，他们使用的办公桌则是政府官员的办公桌。这部片子的名字可以直译作《权色交易》，由于片里的英语对白比较简单，故事的脉络我能基本把握。当然故事非常粗鄙拙劣，大多数镜头就是不同时间地点场合和对象的调情性交。但与那些除了性交别无其他的片子比，我还是喜欢这种有点情节的，哪怕那情节粗鄙拙劣。《权色交易》讲的是政府官员要往上爬，需要富翁的鼎力相助；而富翁周围虽然美女如云，却格外喜欢占有熟人朋友的妻女亲眷，即使这些妻女亲眷远远不及他周围那些姑娘们的年轻美丽妖冶性感。于是，片中的政府官员投其所好，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前妻、妻子、情人、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妹妹一一送入富翁的怀里。富翁很满意，最后帮助了政府官员。
整部片子充满淫荡气息，动作和声音都极端刺激。我脱光了衣服，钻进被窝，我想我也许又该松弛一下了。
这么多年，不管是结婚以前，还是离婚以后，我身边从不缺少女人。可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没了女人。我的身边没了女人，旧日的习惯就像毒瘾一样，又不知不觉地找到了我，使我施放自己的手段，重又恢复为青少年时代使用的传统手段。不过我从未因之鄙视自己。在我看来，传统手段不仅永不过时，还大有益处。既能解决问题，又与他人无涉，忠实可靠，不留缧绁。可这会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床上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思想也集中到了《权色交易》的故事之中，两腿之间的生殖器官却偏偏罢工一样不肯进入实战状态。我一边以手相助，一边努力把我自己想象成屏幕上的富翁，把影片中的那些女人想象成我所认识的某个男人的妻女亲眷，却就是不行，我回天无力了。这样的情形前所未有，我的心脏悬了起来。难道我的身体出了毛病？
我手忙脚乱地跳到地上，把我从医院拎回来的那个装药的大塑料口袋又翻了出来，我记得，那上边有一则广告好像跟我现在身体的这种状况有些关涉。果然，那则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印在塑料口袋上的中药广告，讲的就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这种问题。那篇文章在《您肾虚吗？》的题目下边，首先分别罗列出了男人女人在不同年龄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生理症状，然后讲肾虚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那意思就是说，你若肾虚，你就是阉人。我急忙去看男人那部分，也就是去看我那部分。二十岁——三十岁：经常梦遗、腰膝酸软、四肢无力、尿频、脱发白发；三十岁——四十岁：腰痛、双下肢酸软、阴茎勃起缓慢、不坚早泄、阳痿、精神不振、脱发、失眠多梦；四十岁——五十岁：双下肢无力、腰痛酸软、上楼吃力脚跟疼痛、出虚汗、性功能减退、阳痿早泄、精神不振、脱发秃顶、虚胖浮肿；五十岁——六十岁：头昏眼花、失眠多梦、尿频而短、排尿困难、出现排尿中断现象、无房事要求、阳痿……我越看心里越发毛，这的确就是一个关于我的部分呀。细细想来，从二十岁到六十岁，广告文章里罗列的症状我一应俱全，原来我都很难再算男人了。
我很想找把剪刀把我那堆松松垮垮的生殖器官连根拿掉，可这时我又有尿了。撒尿的要求提醒了我，这东西还有些别的用途。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阳光满屋了。我清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伸向两腿之间。我的意思，一是要确认自己身上的物件是否还在，再一个，我更关心我那闹罢工的伙计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触摸的结果令我失望，令我绝望，我气急败坏地翻身下地，操起了剪子……是两声清脆的敲门声阻止了行将发生在我身上的流血事件。我急忙把赤条条的身体又扔回床上。
“谁呀？”我问。
“安娜。”门外答。
这又是一个不速之客。我穿衣，下床，开门。安娜拎着一个食品袋站在门口。
我惊讶不已，无话可说。一度已经熟稔的安娜，此时已重新变得陌生。倒是安娜非常冷静，进屋以后，经过了十几秒钟的短暂调整，她立刻就成了这屋的主人，好像她已在此生活了多时。她从容不迫地把食品袋打开，从里边又掏出来几个小食品袋，敞开口，分门别类地摆到桌上。小食品袋里，一个装着油炸糕，一个装着馅饼，一个装着鸡蛋葱花煎饼，还有一个装着红红绿绿的小咸菜。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安娜说，可我又什么都不会做，对此安娜好像十分愧疚。她把我水杯里的茶根倒掉，又注满了白水。我就每样都买了点，她接着说，你吃吧，吃剩下了我再吃——其实我从学校出来时已经在食堂喝了碗粥。我仍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看早点又看看安娜，看看安娜又看看早点，去摸香烟。先别抽吧，安娜把我的烟和打火机拿到一旁，吃完再抽。我顺从地吃了起来，好像已经赋予了安娜某种权力。你胳膊没什么大事吧，安娜对着我的左胳膊仔细端详，以后可千万别那么气盛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值得。为了不形成她看我吃的欠雅观局面，安娜转而打量我的房间。我昨天才听说，她站在我书房门口说，怕晚上来影响你休息，没想到早晨来还是把你堵被窝了，不过时间可是不算早了。安娜在我的两间屋子里简单看看，重新坐到我的面前。你能吃就都吃了吧，她说，要不是听说你受伤了，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我知道，没人照顾你，你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安娜又没来由地笑了起来，你别紧张，她摆弄着我桌上那本《狄德罗传》说，我不朝你借《一间自己的屋子》了，我借到了。
安娜以这么种方式重新出现，已经非常说明问题。我觉得，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我好像处于一个被动地位，但实际上，获得了更多主动权的应该是我。要是以前，安娜的方式会让我大喜过望，甚至光凭这方式，我和她的浪漫剧就可以演得轰轰烈烈。可是现在，我却不知为了什么，身心全都不够兴奋，似乎我真的已经六根清净弃绝欲念了。我给安娜剩了两个油炸糕，两个馅饼，不动声色地推到她面前让她吃。可安娜只吃了一口油炸糕，就放下了，一脸可怜相地注视着我，像一头察言观色的宠物小狗。我猜得出来，其实她训练乏术，刚才她之所以喋喋不休，反客为主，那更多的并非潇洒自如，而是她驱赶内心紧张情绪的一种手段。现在她停止了嘴上的喋喋不休，内心的紧张便暴露无遗了。
寂静之中，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我点上烟，看烟头的青烟袅袅升腾。安娜只好再度没话找话，她说，我不光借到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还借到了你的艺术评论集《骰子一掷》……可这回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开口了，当然我说的不是谢谢。
“安娜，”我说，“你该走了。”我用烟头指了指门口。
“什么——”安娜一时没反应过来。
“喏，”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了走廊门。“你走吧，这是门。”
“你，你怎么能这样！”安娜的脸色开始发白。
“我从来都这样。”我不看安娜。
“你不该对我这样！”
“我对谁都这样。”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
“请吧。”
安娜慢慢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在狭窄的走廊上，我俩的身体贴得很近。她看我，我不敢看她。我闻到一股芳香的气息，是那种属于早晨的气息，是年轻姑娘才会有的醉人的体香。我很想伸手把她抱住。可我没有伸手（不是因为胳膊有伤），我的一只手扶着门把手，另一只手拿着香烟。当安娜出门，我抬头又看一眼她的侧脸时，我看到她的泪水顺颊而下。
“安娜！”安娜走了，我伏在床上，在心里喊：“安娜！”
从我家走到北陵公园正门口，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十一点一刻走出家门，身前身后地看看，朝北陵公园走去。北陵公园正门前人山人海，但大部分都是游园结束后从公园里出来的人，他们奔汽车站，奔饭店，奔小商小贩的摊床，没有人奔售票处。这一发现让我心生感慨，这刘小松果然不同一般。他选择的售票处，此时还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上佳约会地点。我来到售票处旁边的电线杆子底下，抬腕看看手表，差三分钟十一点半，穿米色风衣戴墨镜留大鬓角个子和我一样高的刘小松还没有到。我点了支烟，耐心地等，一双眼睛在周围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中东瞧西看。后来，我的肚子咕咕直叫，我看看手表，十二点半了，而售票处旁边的电线杆子底下，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孤伶伶地傻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