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文学着力描绘的对象，这话听起来似有些笼统，但正如大多数电影中女主角的不可或缺一样，文学作品中若少了女性，单从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欲望上来讲，便打了一半折扣。虽然这个世界从整体而言依旧隶属于男权——至少在审美倾向上如此，女权主义不过是其中微弱的呻吟——但恰恰是女性占据了文学艺术舞台的主角地位。她们的灵魂乃至身体，永远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磁场，吸引、牵制着中外作家的笔触和神经。
这之中，有一类女性似乎特别受到作家的青睐，她们以尤三姐和娜斯塔霞（《白痴》中的女主人公）为代表，辐射到卡门、繁漪、杜十娘等一系列女性。她们具有惊人的美貌，刚烈的个性，加之与身俱来的不顾一切的生命energy（能量），使得任何男子在相形见绌的同时，却又对其欲罢不能。本篇即是试图分析中外作家在创作、处理这类女性时的异同，以期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入“中外文学比较”这一庞大的课题。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处理娜斯塔霞这类女性时，中外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了她们一个共同的结局：毁灭。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心中总是牵挂着一个男子（这类男子大多自私、猥琐）。尤三姐在柳湘莲面前自刎而亡，“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难再扶”；杜十娘在痛斥负心汉后，自沉江水；而卡门和娜斯塔霞则是直接被“爱”她的男子所杀。这种结局并非只是偶然的巧合，其背后隐藏着不可逆转的审美倾向和定势，我们对此姑且称之为“樱花情结”——当璀璨的樱花挂满枝头时，其美让人屏息，而它生命的短暂，它义无反顾的凋零又自然而然地赋予这种美以痛楚的色彩，使得它有了不可替代、无可弥补的特性，由此滋生出丰富的创造和想像空间，“美的毁灭”主题亦应运而生。
可以这么说，尤三姐之类的人物生来注定就是要消耗、释放能量的。刻骨的爱，纯粹的恨，惊人的美丽……太多的“极致”积于一身，她们除了像樱花那样恣情地绽放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对她们而言，这个世间不存在什么能量守恒规则，污浊、涣散的能量无以弥补、更无从铸就极致的生命；她们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能量消耗光了，便散了，犹如流星、闪电，其陨落、消失是必然的。
现实生活中无法容纳太多的极致和纯粹，它只会磨损、腐蚀人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尤三姐之类的女性在进入文学世界的刹那，便已带上了浓重的虚构性和作者的理想色彩。作家们在构思她们时，都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一个前提：她们“天然”是和世俗对立的，绝不能落入平凡的窠臼，也许生活中会有类似的人物向现实妥协现象的发生，但这在艺术上却是不能容忍的。作家宁可让她们在一瞬间香消玉殒，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在沉闷、压抑的环境中逐渐黯淡，个性逐渐泯灭。后者就作家而言，将成为难熬的痛楚。他们似乎有种隐秘的心理：既然这类女性是由“我”创造出来的，那么她们亦应在“我”的语言中死去。这当中会激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的刺激与“统治”的快感，因为尤三姐之类的人物再怎么遗世独立，其背后总是闪烁着作者深邃的目光。“樱花”是在“我”的笔下绽放的，那么她的凋零亦应符合“我”的审美理想。毁灭的结局使得这类人物的个性凝固、永恒，作者的审美理想亦得以统一。
此外，从写作技巧上看，毁灭的结局亦是一种稳妥的、避重就轻的写法，因为描述明亮的生命之火在郁闷中逐渐窒息要远比毁灭这种短平快的处理难得多，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试想，倘若尤三姐真的与柳湘莲顺利结合，成了一个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安分守己的管家婆，那她还有什么脱俗之处？这之中不再会有大的波澜和刺激，作家要性子极好，才能把握好其间的分寸。在此过程中，尤三姐是一步一步走向世俗的幸福了，而作者的审美理想却在一点一点破灭。虽说其间亦能发掘出点沉重和刺激，但大多数作者在心理上是难于承受的，这离他们最初的、想像中的“樱花”实在是太远了。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尤三姐之类的女性是极少被大书特书的，她们大多只是个配角，闪烁在作品里。和外国文学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显着的不同。一个娜斯塔霞居然激发起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么大的激情，洋洋洒洒地成就了巨着《白痴》；而一个卑贱的吉卜赛女郎卡门迷倒了数代读者，《卡门》由此成为了梅里美的经典之作。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的卡门问世呢？我的意思是：作品以卡门样的人物为主角、中心，衍生相应的情节、故事？莫非中国的传统作家就不喜欢卡门、尤三姐吗？事实并非如此。究其原因，这中间碍着一个难以启齿的因素——女性的贞洁。
尤三姐在曹雪芹心中无疑是一个正面形象，但她有段无可回避的放荡史，正如贾琏所说的，即便“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任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这种“万恶淫为首”加上“红颜祸水”的思想左右、局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乃至读者的心理，连曹雪芹这样的叛逆也不愿过分地张扬尤三姐。（这种情形在《雷雨》中似乎有了些改变，繁漪的乱伦较之尤三姐的淫荡更让人咋舌，但她却是“雷雨”的肇始者，是《雷雨》真正的主人公。作者把她狞厉的生命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外来模仿的痕迹重了些，繁漪几乎成了一个鬼魅，传统的美感消失殆尽。）相比之下，国外的作家可没有这类限制，娜斯塔霞再放荡，再怎么歇斯底里，她依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美的化身，陀氏依旧对她顶礼膜拜，否则他不会让他那圣洁如天使般的男主人公梅诗金当众跪下来向她求婚，也不会用那么悲愤的语调写娜斯塔霞遇害后那“大理石般的脚尖”，更不会安排梅诗金在她死后变成了真正的白痴。我们知道，梅诗金在陀氏的心中是几乎等同于上帝般的人物，而这个“上帝”，在面对娜斯塔霞的死时彻底崩溃了。由此可见娜斯塔霞在陀氏心中的地位。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娜斯塔霞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包括人性与命运——大起大落，原形毕露，娜斯塔霞个性中那明亮、极致的火焰把陀氏的整个世界都点燃了。而这在中国传统作家的笔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在失节的前提下，一切都低调操作，冷处理，不管她的内心世界多么高贵。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中外文学在处理尤三姐这类女性上出现了分野。
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身上多少有点女性崇拜的倾向，他天才地创造了一个大观园，酝酿了一个女儿梦。然而，尤三姐却是游离于大观园之外的，甚至在全书的总纲——“太虚幻境”一节中亦无尤三姐的判词。这充分说明，尤三姐是个特例，但曹雪芹毕竟写到了她，并假借仆人兴儿之口，将尤三姐与黛玉相比，说黛玉的“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切莫以为这只是一句顺口的说辞，联系后面的章节，在晴雯遭难前，王夫人亦是顺口说了一句晴雯与黛玉相似之类的话（厌恶之情已清晰可见）。曹雪芹借此在向我们暗示什么吗？如果说黛玉是曹雪芹心目中的理想，晴雯是对黛玉形象的补充，那么尤三姐呢？难道此中就没有关联吗？尤三姐死后，曾托梦柳湘莲，说自己奉警幻仙之命，前往太虚幻境。曹雪芹在此巧妙地暗示出她与大观园女儿的联系：尤三姐亦是曹雪芹女儿梦中的主角之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既是宝黛的判词，亦可作为尤三姐的。她对柳湘莲的牵挂是徒劳白费了，而后者人称冷二郎，其冷心冷面如冰雪般熄灭了一段金子般的痴情。如此显明的暗示，为什么后世的红学者们看不出来？莫非亦是碍着如前所述的顾虑？这就不难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如此曲折、隐晦地表达对尤三姐的同情赞美了。对于这么一个曾经是荡妇的女子大书特书，一般人实在是难以接受的。而在曹雪芹那里，一切都明白如话：尤三姐的敢爱敢恨，晴雯的心比天高，黛玉的聪颖才华，共同构成了他心中最圣洁的女性形象。
淫荡、失节对于中国的女性而言，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为了使尤三姐之类的女性易于被读者接受、认可，中国的传统作家便千方百计地将她们往传统的审美规范里拉（三从四德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曹雪芹也不例外。尤三姐在思嫁柳二郎后，曾信誓旦旦地对尤二姐说：“这人一年不来，我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是死了再不来了，我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且说到做到，斩钉截铁地改了以往“淫奔无耻”的行径，“每日侍奉母姊之余，只安分守己……虽是晚间孤衾独枕，不惯寂寞，奈一心丢了众人，只念柳湘莲回来早早定了终身大事。”看到此，似乎听到张爱玲那幽幽的声音：“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即便是尤三姐这样的女性，刚烈、泼辣的背后，亦涌动着一股柔情；想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又怎样了呢？还不是为了一个男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只有在男性文化的藩篱内才能树立起自己的价值，男性的信仰和规范塑造了女子的个性，所谓的操守亦由此而来。那尤三姐是个有点越轨的角儿——她放荡不羁，口没遮拦，甚至敢公然戏弄爷们儿——但最终还是倒向、顺从了男性文化的审美尺度，借用柳湘莲的话来说，“没想到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曾经的淫荡在此终被宽恕，尤三姐亦成了一个可以被欣赏、被慨叹、被同情的女子。似乎理应如此。
然而，这理所当然的规则到了卡门身上则全不适用了。这个吉卜赛女郎的血液里有种疯狂得令人目眩的因子：她轻车熟路地耍弄异性，对他们的黯然神伤、愁肠百结却无动于衷，没心没肺，所谓的贞操对她而言更是毫无意义。自由是她的唯一信奉，她宁愿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灵魂，改变自己的独立个性。卡门完全跳出了男性的审美框架，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者的颠覆和挑战，天才的梅里美在一个全新的、与男性文化平起平坐的审美领域里树立起了卡门光彩夺目的形象。这是中外作家在处理尤三姐之类女性上的又一个巨大差别。外国的作家往往将此类女性作为一个突破口，力图开辟一个新的审美领域，甚至是价值领域，而中国的传统作家左冲右突，最终还是在男性文化的园子里打转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男性的审美规范是如此强烈、固执，已然化作了一种潜意识，或者说是心灵的惯性……
这种审美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传统作家对人物性格的深层挖掘，他们多半用白描的手法，保持一种远观的和谐。话说回来，对尤三姐之类有过“污点”的女性，还能挖掘什么呢？一旦深入，势必触碰禁忌，于是一切点到辄止，心领神会便罢了。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不肯就此罢手，他在创作尤三姐之类的女性时，喜欢拿着放大镜去看，倘若在那雪白的肌肤上发现了一粒灰尘，他定会紧追不舍，直到发掘出附着在灵魂深处的污垢，甚至苍蝇。于是灵与肉的分离出现了，娜斯塔霞被赋予了喜怒无常、歇斯底里的病态特征。这当中，中国人所熟悉的美的和谐完全被破坏了，所谓的美——人性的高贵——始终在善良与邪恶、丑陋与纯净的强烈对比中挣扎，在碎裂中呈现。陀氏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完善的人性，但他似乎有种更为坚定的信念，即所谓的高贵，只有建立在丑陋、病态的基座上，才是实在的，可靠的。
相应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设置剑拔弩张的场景，他的心中总是洋溢着戏剧式的激情，渴望暴风雨般剧烈而痛楚的快感。他安排娜斯塔霞和情敌阿格拉雅正面交锋，而梅诗金就在一旁，在她们的唇枪舌剑中战栗、煎熬。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作家极少会这样处理，正如尤三姐决不会走进大观园，去和王熙凤拼个你死我活一样。在这里，美的和谐是第一位的。曹雪芹的感情含蓄而深沉，他的用笔永远那么克制、谨慎，在处理尤三姐时亦是如此——不张扬，就这么在一场场宴席、一件件家事里缓缓地讲述着他的女儿梦。什么帕子啦，胭脂啦，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物什，经他构思、编排后，全化作了绝妙的情节，这恐怕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类的作家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