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学发展的根基——理性人假设
美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这么一则广告：“一美元购买一辆豪华轿车。”哈利看到这则广告半信半疑，但是，他还是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找去了。
在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前面，哈利敲开了门。一位漂亮的少妇为他打开门，问明来意后，少妇把哈利领到车库里，指着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说：“喏，就是它。”哈利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坏车。”他说：“太太，我可以试试吗？”“当然可以！”于是哈利开着车兜了一圈，一切正常。“这辆轿车不是赃物吧？”哈利要求验看车照，少妇拿给他看了。于是哈利付了1美元买下了车。
当哈利开车要离开的时候，仍不敢相信眼前发生前一切。他说：“太太，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少妇叹了一口气：“唉，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丈夫的遗物。他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只有这辆轿车，是属于他那个情妇的。但是，他在遗嘱里把这辆车的拍卖权交给了我，所卖款项交给他的情妇——于是，我决定卖掉它，一美元即可。”哈利恍然大悟，他开着轿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现实生活的事物非常复杂，每个学科都要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比如，数学中，要假设一加一等于二，否则的话，就没有一加二等于三，也没有二加三等于五了，更没有更加复杂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高深的数学知识等。
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总是需要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也是建立在一定假设的基础上。那么，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呢？
其实，经济学有很多种假设前提，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理论和不同需要的，我们选用不同的假设前提。不过，在这些所有的假设中，有一个是最最根本的，是所有的经济理论均具备的基本假设条件，这就是“理性人假设”，也被称为“合乎理性的人”、“经济人假设”。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L-End}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就像上面故事里面的哈利，很乐意用1美元去购买一辆豪华轿车，而那个贵妇为了报复丈夫的情妇，会以1美元的价格卖掉豪华轿车。
理性人的假设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好到最有利的用途。”
在亚当·斯密看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是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话，是对“理性经纪人”的精辟阐述：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的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向我们{L-End}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的关系，能够获得食物和饮料，是因为商家们要获得一定的乃至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学家眼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不懈追求自身最大限度满足的理性的人。不过，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是每个人想要什么都会得到什么的，比如说一个外国人，想要成为美国总统，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美国总统的任职资格在美国宪法理由明确的规定，主要由三大限制：一是必须在美国本土出生，也就是必须具有美国的原始国籍，任何移民的美国公民都不能担任美国总统；二是年满35岁；三是至少在美国境内居住14年。
总统只有一个，那肯定是稀缺的，既然是稀缺资源，在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就要在有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益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最大化等。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那种机会，也就是说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不论个体的行为是成功地为个体带来正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还是带来负的经济利益的损耗，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比如说在购买一件商品的时候，人人都希望买到的是“物美价廉”的商品，绝不会希望买到“物次价高”的商品，因为在经济活动中，人都会保持最大的自利，也许会买到“物次价高”的商品，但是这个不会改变个体是理性经纪人这一事实。
第二节 交换才能够发展——商品交换原理
埃里去爬山，到达山脚的时候已经吃完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他饥肠辘辘，筋疲力尽。这时他发现山脚下有一个小伙子，身边放着10瓶水，而不远处有一个姑娘，身边放着10块蛋糕，埃里心里暗自高兴，觉得自己终于有办法搞到吃的了。
埃里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我想要用3块蛋糕换您6瓶水，可以吗？”小伙子心里想：自己只有水，确实应该要点蛋糕，汽水少点也没有关系。于是他答应了下来。
埃里拿着6瓶汽水，来到那位姑娘那里，对姑娘说：“我想用3瓶水换您6个蛋糕，可以吗？”
这位姑娘正在难受，听到埃里的建议，非常高兴，非常痛快地拿出6块蛋糕，换了3瓶水。
埃里回到小伙子身边，还给他3个蛋糕。最后，埃里自己手里还有3瓶水和3个蛋糕，他心里非常高兴，就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地享用起来。
埃里用交换行为，使自己得到了水和蛋糕。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小伙子和姑娘手里拥有的食物不同，一个有水，却没有蛋糕，而另一个有蛋糕却没有水。通过交换，两个人都拿自己过剩的东西换回了自己没有的东西，既有吃的又有喝的。
交换有时候双方拥有的数量不同，或者尽管拥有相同的数量，但是喜好不同，仍然会发生交换，比如小伙子和姑娘都有50个苹果和50个香蕉，但是小伙子喜欢吃苹果，而姑娘去喜欢吃香蕉，那么，他们就可以用苹果换香蕉，两个人同样都受益。
总之，交换是由于双方对物品的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无论小伙子和姑娘有多少东西，无论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只要两个人面对的任意两种物品对他们来说有不同的珍贵性，或者说价值的比例不同，他们就可以通过交换来增加彼此的利益。这就是商品交换原理。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通过交换来增加彼此利益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交换是人们增加利益的一个基本手段。
在所有的社会交换关系中，最典型的交换是工作和消费之间的交换。直观地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从事某种工作，获得一定的报酬，由此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每个过程的实质，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制造某种产品，然后通过工资和市场，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别人的产品。
举例来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自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全部东西。比如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数不胜数的物品，这些物品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如：房子、电脑、手机、电话、牙膏、牙刷、香皂、化妆品、油条、鸡蛋、电力、天然气、球赛、公交、医疗服务、银行服务等等。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享用到这些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所要做的可能就是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就把工作都完成了。可以说他的工作与他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的效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会拥有一套舒适便利的住房，可以使用各种最先进的电脑、手机，能够借助飞机、火车、汽车走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可以享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美食、服装，可以欣赏各种最高水平的演出……
这一切可能和他的工作都没有一点的联系，但是他却可以享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了交换。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在当今各个行业的人们，如果都像古代人一样，什么都自给自足：自己盖房子来住、自己造汽车来开、自己造电脑来用、自己设计服装……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辛苦几百年也难以达到现在的生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交换。
正是因为交换，才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从而导致了分工的出现。而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劳动熟练程度，节约了不同工序之间转换和重新学习生产技能的时间。由于分工，使人们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工作中发明创新，提高了工作效率。
随着交换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出现了，有的专门建房，有的专门造电脑手机……只要人们有需求，就会有专门满足此种要求的生产。人们需要更高级的电视机，于是各种LED、3D的电视都被造出来了，人们需要各种漂亮衣服，于是各种时装就应运而生。可以说，有了交换和分工，人们的生活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加丰富多彩。
交换和分工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不要说电脑、手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就是买一包火柴，我们可以用几毛钱就可以买到，这就是交换和分工的作用。如果没有交换和分工，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给独立而不求人地生产出哪怕一包火柴来。有了分工和交换，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大厨的菜肴、音乐家的演奏、艺术家的{L-End}表演等。正是由于交换和分工，生产力被亿万倍的放大了，同时每个人也都分享到了社会哪个厂里进步所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和分工导致社会繁荣富足的原因所在。
第三节 交易成本理论
远古时代采集活动，以及频繁的迁徙活动，都是凭借人的体力。古代人们大都是沿河而居的。随着火和石斧的应用，适应捕鱼和渡河的需要，便创造出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有了独木舟，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从此可以跨越水域，开拓新的天地，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人类早期在运输方面的另一件大事是懂得驯养牛、马、骆驼和大象等动物，并用它们代替人力运送货物，还供人骑乘。
商周时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已有{L-End}表示车的象形字，说明车早已出现，并反映出当时的车已有辕和可供乘坐的车厢，人们已掌握了“驾马服牛”的技术。车出现后，为了加快运送速度和提高负荷量，便有了修筑道路的要求。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争夺中原霸权，纷纷修筑能够通行战车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大修驰道，“车同轨”，兴路政，使车辆直达全国各地。
京津城际铁路是我国高速铁路的开端，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无砟轨道技术铺设，列车为国产时速350千米。其中CRH3在试验中跑出了394.3千米/时的世界运营列车最高时速记录。
14年来，京津城市铁路不断发展：14年前，北京到天津只有一列绿皮直达车，一天两个往返，单程120分钟；6年后，被称为“子弹头”的“神州号”开行，运行时速140公里，单程74分钟；去年4月，全国铁路第六次提速，京津城际列车增开12对动车组，全程69分钟；去年8月，京津城际列车客流高峰时发车密度调整为每5分钟一班，实现‘公交化’运营。今年，京津城际交通将再次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条开工建设的高等级城际快速铁路，350公里的运行时速，30分钟走完全程，京津高铁拉开了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崭新一幕。
交换和分工是经济的重要基础，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富足的生活水平，根本原因就是分工和交换。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交换和分工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着交换和分工呢？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交易成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交易成本呢？交易成本是交易过程中能够起阻碍作用的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在交换过程中主要受到以下的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条件。如果两个人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就会给交易带来困难，当这种困难无法克服的时候，交易就不会发生。例如在没有航海技术的时候，远隔重洋的交易就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地理条件，需要付出运输方面的代价，这就是一种交易成本。
其次是信息交流。如果信息闭塞，就无法知晓有关物品的信息，会丧失很多的交易机会。
我们知道，消费者要获得一件商品，是需要通过很多渠道的。在商品的流通渠道中，除了生产商之外，还有很多经销商。而单个的消费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直接和生产商建立关系，从生产厂家直接购买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生产商也无法与分散的消费者个人建立关系，把自己的商品能够直接卖给消费者。因此，造成生产商与消费者双方之间的关系被阻隔，一件商品的售价，从厂家到消费者手中，价格上升了需多，甚至是以倍数增长。消费者付出的费用很大一部分并没有非给产品本身，而是付给了流通渠道，付给了出于厂家和消费者之间的销售商。以大众最为熟悉的安利为例。安利的成本和自己的利益只占产品价格的49%，而安利经过中间销售者这一环节，其产品的交易费用就占到了至少51%。从安利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交易费用的高昂。而这种交易费用，正是由于信息的垄断才赋予中间销售商获取利润的权力。换句话说，中间商获取的正是一种信息租金。
第三是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如运输过程中的事故、安全等天灾人祸，如果不能够降低这种风险，很多交易也不会发生。还有交易中的欺诈、不守信等问题，会使交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够降低这种风险，交易就会大大受到限制。
最后还有产权关系。交换就是交换物品的产权，如果产权关系不清晰，归属不明确，不仅不会发生交易，反而会发生掠夺现象。
交易成本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比如地理条件、信息不通等造成的成本，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外生交易成本。还有一种是由于人的行为产生的成本，比如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欺诈、掠夺或者抢劫等导致的，这种交易成本可以叫做内生交易成本。一般来讲，外生交易成本是可以测算出来的，而内生成本是无法测算出来的。
例如两家公司做生意，为了交换彼此的产品，需要支付运费，这就是外生交易成本。运费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运费越低，交易活动就越方便，如果没有有效的运输工具，运费就会无穷大，交易根本就不会发生。
如果这两家公司总是担心对方对自己使诈，互不信任，就不敢交易，这时的内生交易成本是无穷大，如果两家公司通过签订合同、请律师公证等手段，促成了交易，就必须交付一定的费用，这就是可见的内生交易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弹性很大，如果大家都不守约，定了合同也没有用，还要打官司，这同样需要很大的成本。但是如果大家都诚实守信，不仅不用打官司，甚至连律师都不用请，所以说内生交易成本弹性很大，不容易估量。
要减低交易成本，一个要靠技术进步，一个要靠制度创新。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举例来说，公元前6000年人类只会骑骆驼，时速只有12千米，而现在火车的速度已经将近400千米，飞机的时速已经突破了音速，与骆驼相比，这其中的差别是天壤之别了。
工业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产生，一部份原因是因为蒸汽机的改良（瓦特没有发明蒸汽机，他只是改良），瓦特改良蒸汽机导致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因此蒸汽机的改良绝对是促成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而制度的创新，主要是企业的出现。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把劳动者雇用到企业内部工作，而不是到市场上购买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这样就会大大减低交易成本。比如一个经理要有人为他起草、打印、发送文件，他要么到市场上去购买现成的产品，或找三个不同的人才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这样做要多次寻找产品、反复讨价还价，还要验证产品的质量等待呢个，交易成本很高，而雇佣一个秘书来做这些工作，就全解决了，这样的交易成本就比较低。说一说，交易成本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的出现正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
除了企业，我们今天形成的很多社会特征和制度形态都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有关，例如城市、银行的出现，例如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制度、股份公司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才出现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因果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提出来的。他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他进一步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第四节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世界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历史上有六位非常特别的名人，之所以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死法——是被撑死的。
亚历山大大帝
我们或许对古代的宴会庆典好奇不已或早有耳闻，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个“宴会狂”。当他在饱餐一顿，准备就寝的时候，若是突然遇到另外一个朋友的邀约，会不加思索的奔赴“第二块阵地”。他可以连续胡吃海喝两天，不用休息不会睡觉，直到自己身体实在受不了。他不是被毒死的，因为那时的毒药药效还很慢。事实是，亚历山大在过量饮食后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离世，想下毒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吧。
扎卡里·泰勒
这是个不太知名的美国总统。政绩上或许成绩平平，但在其他方面却有有趣的事。他在当选美国第12任总统后的16个月后，迎来了美国国庆日庆典，当时正值盛夏（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他在庆典中吃了太多的冰镇牛奶和樱桃，这让肠胃不堪重负。不久就病倒了，5天后死于肠胃炎。
莫扎特
电影《莫扎特传》中，竞争对手萨里耶利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能而杀死了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证据证明莫扎特死于谋杀。相反，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被没煮熟的猪排害死的。科学家们在莫扎特去世前写下的书信中发现，他不久前吃了太多的猪排，猪排没有完全煮熟，造成了寄生虫感染。顺便一提，可悲的是，这位音乐天才死后第7年，他的坟茔因为土地建设被挖开，尸骨可怜的散落四处。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是瑞典的国王，于1751年至1771年在位。皇帝刚做了20年，他就在一次宴会中狂吃龙虾，鱼子酱，泡菜，鲱鱼和香槟，吃过这些后，他还没忘吃了14份自己最爱的甜品！就这样，折磨自己的消化系统，并最终搭上了性命。时至今日，瑞典小学课本里还有“把自己撑死的国王”的故事。
亨利一世
亨利一世从1100年到1135年做了35年的英国国王，他最出名的故事的当初在围猎中杀死哥哥，坐上王位，而不是暴饮暴食。但是他把自己撑死，却是事实。他一口气吃了太多鳗鱼，在痛苦中死去。
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但是也常常饮食过量，导致肠胃系统受损，影响了正常的消化。在享受了人生最后一顿美味后，他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死于家中，那是他才52岁，正是作家的黄金创作年龄。官方说法是他死于中风，也许是不想让这位大作家的死显得这么可笑吧。
看完上面这些故事，是不是感到非常搞笑，这些名人呢竟然都是被撑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体验呢？
在炎热的日子里，来一杯冰凉的啤酒，顿时会觉得神清气爽，喝第二杯的时候，感觉也不错，但是如果就这样一杯接着一杯喝下去，三杯、四杯甚至更多，感觉会怎么样呢？估计啤酒带来的快感会一点一点地消失，而难受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
我们在消费某一种物品的时候，随着消费量的增加，等量的消费品，带来的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小，这种感受几乎存在所有的消费品上，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所以叫做边际，就是指“边上的、最后的”部分，效用，就是给人满足的效果和作用。
边际效用递减不仅存在于饮食、消费方面，同样存在于生产领域。例如，在一块庄稼地里，施一点肥要比不施肥能产出更多的粮食。如果继续施肥，也许还能使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产量已经不会象先前那样明显。如果继续施肥，导致过量，不仅不会使产量增加，甚至会导致产量下降。
生产领域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又叫边际收益（产出）递减规律。18～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说：“如果没有收益递减，在一个花盆里能够种出养活全世界人口的粮食。”因为只要不停地往里面添加肥料和劳动力就行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增加某种生产要素投入。在这个前提下，生产过程中迟早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边际产出越少。因为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与固定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在发生变化。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固定要素来说，可变要素投入过少，因此，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其边际产量递增，当可变要素与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时，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由于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可变要素就相对过多，于是边际产量就必然递减。或者说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一个最佳的组合比例。
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街上流行穿丝袜，第一批穿丝袜的人非常引人注意，但是如果穿的人多了，就不觉得新鲜了。如果满大街的人都穿丝袜，就会让人觉得很难受。
还有，人们常说一句话：“虱多不愁，债多不痒。”就是说，身上出现第一只虱子会痒得难受，但是如果身上有1000只虱子，恐怕早就已经习惯了，不知道痒了。同样的道理，人在第一次欠债的时候会惶惶不安，但在债台高筑的时候再添一笔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设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将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即边际效用是递增的。简单的例子是，一个人肚子饿了，吃一个馒头得不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越来越强烈，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这个人吃馒头将是个无底洞，永远都无法满足了。吸毒就接近于边际效用递增。正因为边际效用递增，吸毒的人才会越吸越上瘾，甚至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这个世界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不过幸运的是，正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们在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后，就会想方设法生产和消费另一种商品以实现最大化的总效用。事实上，商品的创新和丰富多彩都是源于人们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世界里。
第五节 取得最大利益的捷径——择优分配原理
如果我们有两块土地：面积不一样、土壤不一样，各式各样的条件都不一样。怎样在这两块地上分配100千克化肥，才能使增产的粮食最多呢？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先把100千克化肥随便分配到两块土地上，看最后一千克投进去的时候，在甲土地增产的粮食跟乙土地增产的粮食是不是一样？如果最后这一千克化肥投到甲土地效益大，投到乙土地效益差。所以，这一千克化肥就不该投在乙土地，应该投在甲土地上。
这样一来，乙土地的化肥就减少了一千克，甲土地就增加了一千克。这么调整之后，是不是还是100千克化肥？没错，一个减了一千克，一个增了一千克，100千克还是100千克。但是，你增产的粮食就不一样了，经过调整，增产的粮食增加了，因为你减少了效益低的投入，增加了效益高的投入。所以，调整之后，你的约束条件没有破坏，但是你的效益增加了。我们可以想象，原来甲土地的产出比乙土地的产出在边际上更高一些，经过调整，把甲土地的投入增加了，把乙土地的投入减少了，这个时候甲土地的产出就降了一点下来，而乙土地的边际产出就增加了一点。本来高的，现在减少了，本来低的，现在增加了，不断地这样调整，调整到最后，一定会使得甲土地的产出和乙土地的产出在边际上相等，这时候你做到了最优分配。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要实现最优分配，就要在边际上收益相等。最后投的那一千克化肥，不管你投给甲还是投给乙土地，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时不能再改进它了。如果说投给甲土地和投给乙土地的边际收益不同，你肯定还可以改进它。你把效益低的减少一点分配，拿到效益高的地方去用，那么总的产出就增加了。这样可以使得约束条件不变，而效果有所改进。你不断改进的结果，最后一定会达到最优的状态：就是你不管投入是甲还是乙土地，它的边际产出是相等的，这时候你就没法再改进了，改进的机会全部用完了，那就是最优。
刚才我们讲的是两块土地，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三块土地怎么办？道理也是一样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第三块先不算，我拿两块土地来分配，分配完以后我再拿第一和第三、第二和第三两块土地来分配，也要达到最优。三块土地随便拿出两块土地来，都要达到最优分配，那么，条件很简单，就是三块土地分配的时候，在边际上的产出是相等的，这时候在三块土地上的分配达到了最优。推而广之，三块也好，五块也好，不管你有多少块土地，如果每一块土地上投入化肥所得到的边际产出相等，这个时候这些化肥产生的增产效果是最大的。
这个例子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再一次讲座上举的例子，深刻地讲解了最优分配原理的道理。最后，茅于轼教授总结道：
“大家想想看，这个道理有多大的用处？我们国家用这么多化肥，一部分进口，一部分自己生产，怎么使得它的效益最高呢？它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这里就讲到了经济学。不光是化肥有分配问题，各式各样的东西，煤炭、电力、钢筋水泥、木材、土地……什么都有分配问题。你怎么使得资源的分配产出的效益最好？道理都一样，就是你最后产出的效益在边际上相等。”
茅于轼教授在这里提到一个“最优分配原理”，那么什么是最优分配原理呢？我们不妨从我们身边的例子说起。
一个人一天当中总要做很多的事情，要上网，要听音乐，要读书，要睡觉等，但是每一件事情做的时间长了都会感到厌烦，这时，就会把精力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感到最大的满足，就要在不同的活动中进行变化，要去做最为迫切需要的事情，或者说，要去做边际效用最大的事。但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随着时间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减少。但它的边际效用低于其他活动时，就会停止做这件事情，转而做其他事情，第二件事情持续一段时间后，它的边际效用又会减少，就会去做第三件事情……如此轮流交替，最终达到边际效用的平等，见你就不会觉得某一件事情比其他的事情更为迫切。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达到更多满足，或者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边际效用最大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均衡。
总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感到幸福，就要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分配，要在不同的时间内进行选择。直到最后，从各种活动中得到满足感相等，或者说实现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达到一个均衡的程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资源（比如时间），可以投入不同的用途（比如上网、听音乐、看电影等），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总是选择边际收益（效用）最大的用途，然后又因为边际收益（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不断地把产出较低的用途改为产出最高的用途，最后使得资源投资在各项用途的边际产出（效用）相等，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
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观点最早是在1854年由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提出来的。19世纪70～80年代，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家更加完善和深入地论证了这些观点。我国经济学家王国乡、茅于轼也曾经独立地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的结论。
择优分配原办理在生活中应用得非常广泛，比如一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在复习考试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总分最高，他不会把时间都花在一门功课上，而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优先分配给潜力最大的那门功课，直到每一门功课能够提高的分数大致相等。
在消费的时候，无论我们消费什么东西，数量越大得到的满足就会越小，所以自然就会为了得到最大的满足，就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一种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哪种商品对自己最重要，优先去购买它，等到它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少，再去购买另一种商品。这样，在不同的购买过程中，不停地寻找和购买边际效用最大的商品，直到最后，每一种商品给自己带来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就可以从购买和消费商品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反之，就不会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阿黛是办公室出名的“小迷糊”，什么事都“过耳不过脑”：每月工资多少？不知道。昨天买的新衣服多少钱？不记得。常见她急急忙忙跑进办公室大喊：谁借我20元钱停车费，我今天又忘带钱包了，车还在门口保安那呢。
“因为糊涂，不知道一个月工薪赚几钱，又花了几钱，每月底总是捉襟见肘，是个彻彻底底的糊涂式”月光族。
而精明的家庭主妇就不会这么干，她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米，不买菜和煤。如果花在卖肉的一块钱得到的效用大于买米的效用，她就会减少米的购买量，增加肉的购买量。因为精明的家庭主妇都晓得这样的道理，最优的生活安排是使每一元钱所增加的边际效用相等。否则，如果像阿黛一样，摆阔气、讲享受，到月底连基本开支都成问题，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奢侈消费每一元钱购得的效用一定小于月底前用于维持生命必需的开销。只有把奢侈消费的钱留到月底来维持必需消费，使每一元钱的效用相等，才符合生活的最优法则。
第六节 外国公司为什么要在中国设厂——最小成本原则
在恒天然和多美滋先后公布了其在拓展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的相关策略后，“野心勃勃”的惠氏也开始动作起来。前天，美国惠氏公司宣布将投资20亿元人民币在苏州建造一个生产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它营养品的世界级工厂。惠氏药品部亚太地区及营养品业务总裁麦立森（MarkM.Larsen）接受记者专访时称，中国去年已成为惠氏营养品在全球生意做得最大的市场，“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据悉，苏州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惠氏在全球最大的营养品工厂。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惠氏的负责人{L-End}表示：事实上原材料涨价和奶源供应的短缺对我们的确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产奶区的减产和奶制品新兴市场消费的增长，这些都使得原材料价格提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采用各种方式，包括鼓励和刺激上游企业为我们提供好的原奶。在能保障质量的基础上，我们也不会放弃在本土寻找奶源的机会。
事实上，不仅惠氏，阿迪达斯、耐克、微软、奔驰、本田等等各行各业的各大世界级公司都在中国设有工厂，或者代工厂。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在中国开办工厂呢？除了觊觎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成本问题。
试问，如果要拆除一栋老建筑，应该用什么方法呢？你可以找200个工人用大锤猛砸，然后自己把碎片抬走；也可以用两个工人用起重机、挖土机、有伸缩挖掘装置的锄耕机和自动装卸车。如果你负责这项工程，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
如果修建一个公园，是用几百名工人用铁锹和草籽来施工呢，还是用少数的工人用大型推土机和草皮修成呢，如果你负责这项工程，你又会怎么做呢？
一般情况下，在追求生产成本最低的过程中，都会选择最合适的技术。例如，如果企业所处的环境中劳动既充足又便宜，而资金供给不多，所以最优的生产方法就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工艺，比如手工装配运动鞋这类东西是最有效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世界名牌服装都把工厂设在中国或在中国寻找代理工厂的原因。
这一结论称为最小成本法则：为了能够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出，企业应该购买各种投入，直到花费在每一投入上的每1元的边际茶娘都相等为止。换句话说，一元钱不轮用于增雇员工，或者用于增加投资，或用于增加资源的使用，应该取得同样的边际收益。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最小成本原则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应该认真研究自己各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经常调整自己的要素组合，使之处于最优的状态。
要降低成本必须先做成本分析，一般企业讲求的是单位成本分析。经营者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着手，将有关各项按月份的消耗量或金额来比较，取其平均数或最低数作为目标来控制，然后观察其变动，分析变动原因，可以节省的，就予以修改删减，列{L-End}表交各单位执行。按照这种单位成本分析，结果并不理想，最终产品也多数超过预计的成本。要有效地降低成本，必须进行单元成本分析，也就是分析到影响成本的根本因素。只有彻底地将有关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检讨改善，才能建立一个确实的标准成本。构成一项产品的单元成本可能有数千种，每一种都有它发生变化的不同因素，经营者要观察现状是否合理。单元成本分析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在计算成本时，把很多的单元组合成一个真正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找出各种不合理因素，着手改善。单元成本分析范围很广，包括生产效率的高低、技术人员的管理、废料的多少、品质的好坏等。
有些企业不注意这种调整，使得人浮于事，机器闲置，或者产能不足，都会使生产过程中出现浪费。如果运用最小成本原则，就可以使每1元成本不论用于购买设备，或用于人力资源，都会取得同样的增收效果。
同时，最小成本原则也说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和价格有关。价格低的可以投入到边际收益很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投入数量应该增大，同时减少那些价格很高的投入量。完成同样的生产过程由于采用不同的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可以多用资本少用劳力，也可以多用劳力少用人。举例来说，发达国家由于人力成本比较高，所以大多采用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设备，在我国，由于人力成本比较低，相对就采用人工来代替机器。
第七节 利己不损人的最高境界——帕累托最优
无论是在西方或是在东方，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在西方有“乌托邦”，在东方则有“大同世界”，甚至连宗教中也有“天国”和“极乐世界”。和大众的美好愿望相比，经济学家更加务实，更愿意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明白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把“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所以他们更加注重资源使用时的公平和效率。在衡量时将“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帕累托最优”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帕累托最优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有两个人，分一只橘子，平均分好后，A得到了半个橘子，B也得到了半个橘子。A喜欢吃橘子肉，他得到半个橘子，把肉吃掉以后，便把皮扔掉了，而B喜欢用橘子皮泡茶喝，他得到半个橘子后，把皮用来泡茶，却把肉扔掉了。如果在分配之前，俩人协商一下，让A得到所有果肉，而B得到所有果皮，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又叫做帕累托效率，是由19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首先发明的。他认为，社会是由众多人员组成的，社会福利必须考虑每个人的感受。因此最有效率的情况是：社会无法进一步组织生产或消费，在不减少其他人的福利的前提下增进某个人的满足程度。通俗地讲，帕累托最优的实质就是一个人已经处于一个极限的状态：除非损害他人，否则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与帕累托最优相适应的，是“帕累托改进”，实质就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
还是以分橘子来说明。如果A、B两个人来分三个橘子，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能分到一个，这时候还有一个橘子，还没有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又有一个人C来分橘子，刚好把橘子分完，就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对于C来说，他能够得到一个橘子，即“处境得到改善”，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在已经是A、B、C三个人来分橘子，这是再有一个人D来分橘子，D可能会因为能够分到橘子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是对于A、B、C来说，就会少分到橘子。原因很简单，人数越多，分到的橘子越少。这就不是“帕累托改进”了。
“帕累托最优”的特点是自己变好，同时又不使他人变差，也就是利己不损人。正是由于“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所以遇到的阻力很小。还以分橘子为例，由于C的加入并不会让A和B受到损失，所以A、B就不会反对。但是如果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话，即使是一部分人变好的同时，肯定会使一部分人变差，阻力就会很大，例如D的加入，会使A、B、C分到的橘子减少，所以这三个人肯定会极力反对。
在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包含着自由、公平和效率。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达到或实现这样的状态。“怕托累改进”又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条件，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经济学家设立了另一个宽松的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受益者所得到的利益足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的变革。如果有A和B两个投资项目，如果按照帕累托标准，我们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项目。选择B项目第一个人同意第二个人不同意；选择A项目，第二个人同意第一个人不同意。但按照卡尔多-希克斯的标准，哪个项目可以带来的总价值或者总利润最大，就投资哪个项目。它是以一种长远的目光来看待社会的各种变化，要求一项经济政策能够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会使部分人受损，但是如果经历较长时间，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获得补偿。
大学生为什么不选历史专业——价格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战结束了，报考志愿成了莘莘学子最大的事情。许多同学报志愿的时候都会很不情愿地把哲学、历史这类偏冷门的专业放在最后一栏，为的是能“保底”。有的人则是很不情愿地被调剂到了这些专业。只有很少的同学是因为兴趣才郑重地在志愿栏上写下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基础性学科专业。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喜欢文史哲的人非常多，你只要看看中央电视台的王牌节目《百家讲坛》的火爆程度，就可以了解文史哲到底有多受欢迎了？但是，为什么文史哲专业在高考的时候反而成了冷门专业呢？
其实，在欧美国家，学习历史、哲学等文化类专业的学生一般都是出于对这些学科的热衷。对更多中国学生来说，大学更是一种未来职业规划的前奏，对于学术的追求远远没有解决生活的压力来得实在。因此在许多学生眼中，选择冷门专业就等于把自己放进了冰柜，与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缘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人都知道小轿车比公共汽车快捷舒适，但那是大多数人出行还是要乘坐公共汽车，而不选择出租车呢？在通信行业，银的导电性比铜要好，但是却不用银做导线，而选择了铜；飞机的速度比火车要快，却没有人用飞机来运煤？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价格。因为出租车、银、飞机的价格太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太不合适。
在经济活动中，做任何一件事，不论是参加高考，还是生产什么东西，都要有各种各样的投入：人工、原料、房租、资金、电力……而产出也是各种各样的：有房产、衣物、汽车、电脑，甚至还包括未来……。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物理量纲都不同：有千克、平方米、千瓦时、件、个……这样复杂的东西如何计算投入和产出呢？
市场经济自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就是价值，他代{L-End}表所有商品的相对稀缺性，也是衡量经济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经济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成本最小的方式，最大的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如果没有价格，人们的消费和生产就会失去方向，整个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价格有三种功能：
第一，提供激励，在经济社会中，价格降低会使消费者受益，消费者就会增加消费，但是生产者就会减少供给，反之，消费者会受到损失，就会减少消费，但是生产者会受益，增加供给，所以，价格的变化，是改变消费者或者生产者行为最好的办法。
第二，传递信息。经济社会中的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每一个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很难了解整个市场的情况，但是价格能将市场信息从消费者传到生产者。如果价格上扬，说明市场需求旺盛，生产者就会大量生产，反之，价格降低，就说明需求过剩，生产者就会减少产量。价格的变动，就会把市场的供求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和生产者，让他们做出正确地决策。价格的种种作用是其他任何方法也无法相比的。
第三，实现均衡。价格能够使无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协调一致，做出相同的选择，价格上升时，消费者不约而同减少购买，而生产者不约而同增加产量，最终达到一种平衡。使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价格的不断变化，调节供求平衡，就是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的过程。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价格的情景吧，一项经济活动究竟是创造了财富还是消灭了财富，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生产的汽车太多，再花费人力物力生产就会造成浪费，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汽车已经生产过量了呢？这就需要价格来帮忙了。我们就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衡量，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投入小于产出，就说明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反之呢，就不能够创造价值了。可以说，究竟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还是浪费资源，完全取决于投入和产出的相对价格。
可以说，如果没有价格，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该淘汰的反而继续生产，继续的反而不再生产，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
所以，在经济社会中，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的有一个正确地价格系统作为衡量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一片混乱。
一项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如果价格太高，自身价值不能够和它的价格相提并论，或者不如其他产品的价格性价比，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就没有生命力，不论它的构思巧妙，技术多么精良，最终也只能是个失败的产品。
京沪高速铁路于2008年4月18日开工，从北京南站出发终止于上海虹桥站，总长度1318公里，总投资约2209亿元。预计2010年底完成铺轨，2012年之前建成通车。它的建成将使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往来时间，缩短到5小时以内。全线纵贯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和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建设里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
高速轨道交通建设技术一直以来有两种技术可供选择：磁悬浮轨道交通和轮轨式轨道交通。从1998年起两种技术专家就开始展开激烈的争论，声势不亚于当年的“三峡截流”之争。
从事了几十年铁路技术工作的周翊民先生曾经担任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几乎参加了所有京沪线“高速轮轨”和“磁悬浮”论证。他认为，京沪线除了使用高速轮轨技术，没有别的选择。在他看来，磁悬浮在京沪线不能实施的最大障碍是磁悬浮与现行的铁路运输系统无法兼容，不能实现兼容，就很难说经济效益。如果选择高速轮轨，原来的中等速度的列车可以进入高速铁轨运行，高速轮轨列车也可以进入电气化线路上运行。如果采用磁悬浮，各地区进入京沪线的旅客要换车，磁悬浮快速的特点无法充分体现。铁道部的{L-End}表示印证了他的论点，新建成的京沪高速铁路具有与时速200公里既有铁路兼容的优势，时速不小于200公里列车可以在京沪高铁上运行，今后，从上海去往哈尔滨、沈阳、包头、兰州、西安、成都、乌鲁木齐和从北京去往华东的旅客，均可大大缩短旅行时间。
此外，旅客流量也是问题。据测算，从北京和上海始发站的旅客只占总运量的1/3，另外2/3的旅客是从东北、华北、中南、西北、浙江、福建等地进入京沪线的，直接从北京直达上海的旅客只占到总运量的5%。这就遇到一个矛盾，要保持“磁悬浮”高速度，停的站越少越好，最好从北京发车一下子就到上海，可是要考虑到客流量，就必须多停多站，这样速度就很难上得去，又失去了磁悬浮的优势。铁道部昨天透露，采用轮轨技术后的京沪高铁将设立北京、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无锡、苏州和上海等21个客运车站，票价可能只有目前全价机票价格的55%，即六七百元左右。而如果京沪铁路采用磁悬浮技术，票价至少在两千元以上，比飞机票还贵，有多少人愿意乘，有多少人坐得起，也是问题。
磁悬浮技术成熟程度也远不能与轮轨高速系统相比。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的新干线1964年投入运营以来，现在世界上6个国家的4600公里的高速铁路都采用轮轨式，而至今，除龙阳路到浦东机场那条线外，还没有其他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悬浮线路。德国政府于1992年决定将柏林—汉堡线作为磁悬浮列车第一条应用线纳入交通计划；该线全长292公里，原定1998年开工。经过长达7年的争论和反复，2000年德国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根本原因是工程技术不成熟，投资太大，风险太高。1998年8月，在全程270公里的悉尼—堪培拉线竞标中，德国提出的磁悬浮方案，投标价格比法国的高速轮轨还要低，但澳大利亚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最后还是选择了高速轮轨技术。
一直参与京沪高铁项目论证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王德荣认为，高速铁路之所以最终胜出，关键在于价格和技术转让方面的优势。磁悬浮技术确实先进，正常运营速度每小时最快能达到500公里，但造价高，上海连接浦东新区和国际机场的磁悬浮里程只有30公里，造价人民币100亿元；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给出数字，京沪高铁全长1300多公里，如果采用轮轨技术，总投资约1300亿元人民币；如果采用磁悬浮技术，从北京到上海用不了3个小时，耗资则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此外，近年来，轮轨高速也在提速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中国为京沪高铁项目争论时，法国为了展示其高速轮轨技术，一度将高速铁路的时速提到400公里以上，并运行了数小时。
从技术角度看，王德荣指出，磁悬浮技术的垄断地位使德国在知识产权的输出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而在轮轨技术领域，由于面对日本和法国强有力的竞争，德国的技术会作出让步。多年从事铁路研究的北京交通大学的纪嘉伦教授指出，在中国的高速铁路发展上，应当立足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技术，要以最大限度提高国产化的比例、避免订单大量外流，才是决策层长远的着眼点。
磁悬浮和轮轨之争，历经10年，终于尘埃落定。
正是因为轮轨技术在价格上有这这么多优势，才最终在最优的竞争中胜出。由此可见，一个产品的优势，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比较出来的。价格合适，才能够创造应有的价值。
让我们还会到高考选择专业的问题上来。对于一项专业来说，同样面对经历三年寒窗苦的高中学子，哪个专业的回报大，就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否则，就会失去报考者的青睐。那些就业前景比较宽广的专业，比如国际贸易、计算机、会计等专业能够在大学毕业后给学生带来较高的回报，所以报考一直比较火爆，而历史专业、哲学专业就业的压力比较大，获得回报比较小，所以，即使喜欢者众多，报名者也是寥寥，除非被强制调剂过去。
由此可见，一切经济活动，小到一个人，大到一家企业，都有价格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