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国人的圣经。自问世以来，便被古代的读书人视为必读的经典书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那么这部《论语》的魅力何在？它的作者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它的影响又体现在哪？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穿越千年时光去寻找答案。
孔子其人其书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因避乱迁居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中落，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立之年开始授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为景公所用，不久即归。晋定公时期，曾为司寇。后去鲁，周游卫、陈、宋、蔡、楚等国，宣扬自己的主张，终不见用。晚年归鲁，从事著述和讲学，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并根据鲁史删修《春秋》。相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近十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孔子的安贫乐道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义，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孔子也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谦虚好学闻名，对于各种知识都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却不这样看，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率性而为，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30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以仁待人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思想主要汇集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根据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关于此书最初的编者，学术界向有争议，难以定论，但基本集中在冉雍、卜商、言偃、曾参等数人之内。作为儒家思想的脉源，作为两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化典籍和初学教育的启蒙读物，《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乃至域外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中的“仁”和“礼”
《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写成，文字简约，内容广泛，蕴涵了孔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仁”和“礼”这两个方面：
一、仁
“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论语》中的“仁”字，因立论角度而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其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作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严。”（《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循礼而行，就可崇德、修慝、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孔子根据“仁”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学说。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指出以教化和道德感化来治国的重要性。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仁政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学而》），为政者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尧曰》）；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同上）。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认为任用贤能才能服得民心。而为政者则要首先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二、礼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言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认为如果不能好学深思，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就会流于“六蔽”，告诫子路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更是好学不倦，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多学而知，还要注意思考，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主张行事不凭主观臆测，不墨守成规，不片面武断，不自以为是。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也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孔子在教育上坚持“诲人不倦”（《述而》），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兴办私学，使得教育的范围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中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治学要首先立人，所以他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并教导学生修业进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孔子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教导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的精神，指出学习的规律，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育中注重启发的作用，主张“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因材施教，并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反对只思不学和学而不思。这些思想即使现在看来，仍有着非凡的教育意义。
孔子与世界同在
孔子的学说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今，在韩国，对孔子的热衷甚至已超过了中国本土。
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已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令欧洲人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眼前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孔子思想浸润的富裕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18、19世纪的法国影响尤为巨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无形的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读了《赵氏孤儿》后，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还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就曾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旅居法国的华侨华人依然遵循着祖宗的教诲，在待人处事中恪守这一规则。
在近代史上，山东一度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传遍了整个德国：“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很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1772年，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末代皇帝溥仪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比欧洲各国要晚一些，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在批林批孔）。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孔子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在美国旧金山公园里人流最多的地方，伫立着一尊孔子塑像，他面容和善，智慧满腹，备受尊崇。如今，西方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人们遇到了许多解不开的现代难题，大家期盼着从这位和善的老者的思想中找到答案。当代新儒学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对西方文明提出的诸多课题，孔子思想是应该有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了，他是世界的。”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大约在春秋末期完成，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论语》也随之被称为传，宋朝后更是被列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在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之后，《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首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中，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都要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求考生必须“代圣人立言”。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恨不能倒背如流。
《论语》问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一方面备受推崇，一方面又屡遭非议。这与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历史和思想上的价值，一直被儒家奉为最高经典，两千多年来流传不息，影响深远。
关于《论语》，还有一个有名的典故：宋太祖赵匡胤没做皇帝的时候，担任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的统帅。他的手下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幕僚，名叫赵普。而这位赵普就是辅佐赵匡胤日后登上龙座的关键人物。在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普参与策划了公元960年的陈桥驿兵变，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并协助其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北宋的统一战争、“削藩”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中，都显示了赵普卓越的才干。
北宋的统治稳定以后，国家需要的是建设和治理，虽然赵匡胤仍然对赵普很器重，但却也不放心让一个读书太少的人担任丞相的要职，所以常常劝告赵普，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啰里啰唆地叫作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赵普听了皇帝的严厉批评，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惶恐至极，每天下朝之后就闭门读书。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