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请我讲讲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现在我能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完成了许多事情。但是由于今天我没有时间，在此我只能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后人会借此了解他，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之后，你们就会理解，在儒家学说里是什么东西给了众生和宗教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请求你们允许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
孔子，你们有人可能知道，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是一个封建的、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不得不扩展和重建的时代。这种巨大变化不仅必然带来世事的混乱，也会带来人们精神的混乱。我曾说过，中国文明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中，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在中国，就像现今的欧洲一样，人们的心灵和头脑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包括制度、成规、公认的信条、习俗和法律在内的庞大系统之中——事实上，这个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是从他们崇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向前，然而他们开始感到——他们有一种感觉，认为这个系统不是他们的创造，所以决不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遵循惯例，而不是理性的选择。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这种意识的觉醒就是今日在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以及寻找事物的原因的探寻精神。当时，在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看到了社会旧秩序和文明与实际生活的需要是不一致的，不仅开始重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新秩序，而且开始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智力，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就像我所说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这种头脑和心灵的冲突由此而发，正如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样。在人们试图重建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这种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都感到不满，在由这种不满导致的苦恼和绝望中，中国人想推翻和毁灭所有的文明。很多人，比如老子，他当时在中国的地位类似于今日托尔斯泰在欧洲的地位，从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惨而苦难的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在社会和文明的真实本性和结构中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都告诉中国人要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离开一切跟随我；随我到群山，到群山中隐士的小屋，在那儿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然而孔子，虽然也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和文明状态的苦难和悲惨，但他意识到罪恶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本性和结构，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取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对社会和文明所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确的途径，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阻止文明的毁灭。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做了什么呢？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燃烧着就要落在头顶上时，他确信他不可能挽救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这房屋的图纸和设计，以便日后房屋可以被重建。所以，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这个建筑不可避免地毁灭时，他认为他应该保存好图纸和设计，他因此拯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它们现在被保存在中国人的圣经中——这五本典范之作，被人们称为“五经”。我认为，这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贡献——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认为，当孔子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孔子对于中华民族最主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集成、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在这个新的集成里，他灌输给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真正观念——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绝对的基础。
但是，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进行了文明的集成，并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观念。那么，在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进行的哲学体系和文明集成，与另一种文明集成——被称为儒家学说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民族或芸芸众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芸芸众生的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当我说到这里时，我所说的宗教，不是就这个欧洲词汇的狭义而言的，而是就广义而言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原文为： Nur saemtliche Menschen erkennen die Natur；nur saemtliche Menschen leben das Menschliche。——译者注]现在，当我们提到广义的宗教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一套包括行为规则在内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言，是被人类众生作为真理和约束力而接受的，或者至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在宽泛而普遍的意义上讲，基督教和佛教当然都是宗教，而儒家学说，就像你们知道的，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已被承认是正确的，它的行为规则约束着整个中华民族，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认为，这就是儒家学说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之间的不同——一种依然保持着学者哲学的本色，而另一种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芸芸众生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宗教”这个词汇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家学说恰如基督教或者佛教，是一种宗教。但是，你们也许记得我说过儒家学说不是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儒家学说和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自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由来和要素，而另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还有另一个区别存在于儒家学说与如基督教和佛教之类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的人。不过儒家学说远不止这些，儒家学说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在基督徒语录里问道：“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语录里问道：“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一个人，不是仅仅生活在他个人的生活中，而是处于和同类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关系中的吧！基督徒语录中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扬神。”孔子语录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像孝子和良民一样生活。”子游，是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的《论语》曾引用过他的话：“一个明智的人专心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当基础打好后，智慧、宗教就会到来。那么，要像孝子和良民一样生活，不正是这一基础——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主要目标吗？”[《论语》中的原文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译者注]简而言之，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是把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转变为一个完美而理想的人作为目标，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家学说则有所限定，要把人变成一个良民——像孝子和良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家学说则说：“如果你像一个孝子和良民那样生活，你就拥有了信仰。”
事实上，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和儒家学说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宗教，或者可以称做教堂宗教，而另一个是社会宗教，或者可以称做国家宗教。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由于给出了这种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这一观念变成了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政治自孔子时代开始，就是一种宗教。简而言之，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的或者说国家的宗教。孔子在一本他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写的书里，讲授了这种国家宗教，此书他取名为《春秋》。孔子给这本书取名《春秋》，是因为书的主旨在于给出真正的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民族的春秋。这本书也可以被称为《近代编年史》，就像卡莱尔的《近代纪事》一样。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的历史概况，他追溯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下的所有苦难和不幸，追溯到它真正的原因——事实是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他们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正确的责任观念，他们没有归属于国家、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人，或者至少你们中的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我在此不愿和你们争论。我只想请你们听我把下面的话说完，再来作出判断。同时，请你们允许我在此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利，就是残忍的错误。”现在我希望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记住和深思卡莱尔的这句话。
在《春秋》这本书里，孔子说，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所有普通的关系和行为中，除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超出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一切考虑，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人类社会以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所有关系中，在这个重要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但是，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他们的领袖的这种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制度时期，由于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当时的国家或多或少就是一个家族，人们并不觉得他们归属于国家首领的责任有一个清楚和牢固的基础有多大的必要，因为，既然他们都是一个氏族或者家族的成员，血族关系的纽带或者说天生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们和国家领袖，亦即他们氏族或家族中这位长者捆绑在了一起。但是在孔子时代，就像我说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的国家逐渐发展到超越家族的规模，那时的国家公民不再由一个氏族或家族的成员组成。因此，在那时，就有必要找到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牢固的基础，来支持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这一责任。那么，孔子为这种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种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前教育部长菊池男爵[菊池男爵，指菊池大麓（1855—1917），日本数学家、教育家、教育部官员。]请我翻译我所说的孔子教授他的国家宗教的《春秋》一书中的四个中国字。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它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家学说和所有其他宗教作了一个特殊区别，他们没有把孔子倡导的这个教义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对宗教的一般术语，就像他们对其他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称呼——而是称为名教，荣誉的宗教。还有，在孔子的教义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博士[理雅各（Legge，1814—1897），19世纪英国传教士，儒家经典的重要英文本译者，著有《中国之信仰》。他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对于儒家思想进行独特的理解和分析，认为中国在远古是有一神教崇拜的，而后来这种信仰丢失了；并从比较宗教学的立场将儒家与基督教相比较，反驳了儒家完全不是宗教的说法。——译者注]翻译为“the way of the superior man”[即“高人之道”的意思。——译者注]，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同义词是moral law[直译为“道德律”。——译者注]，照字面意义解释，道，即君子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整个哲学和道德体系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君子之法。如今，孔子把君子之法编成法典并使其成为宗教——一种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第一个信条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这样被称呼：荣誉的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