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周扬
（一）
谈周扬与冯雪峰的矛盾，也不能不从左联谈起。
1931年，国民党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文化“围剿”。1月17日至2月2日，共产党员作家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五人，先是相继被捕，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左联遭受沉重打击，“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盾《关于“左联”》）。
冯雪峰就是在这严峻关键时刻，被调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依靠鲁迅，后又请出被王明排挤的瞿秋白参与左联领导工作，邀茅盾加盟，征得组织同意，吸收丁玲参与左联的重要活动，并与其情谊颇深。冯雪峰与鲁迅一起创办的《北斗》杂志成为左联机关刊物，这是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出版的期刊。于是一批进步作家，冰心等逐渐团结在左联旗帜下，扩大革命文艺影响。冯雪峰在鲁迅、瞿秋白、茅盾、丁玲协助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
在为左联的组织建设努力的同时，冯雪峰还致力于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的探索。毋庸讳言，开始冯雪峰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还仅限于依据苏联解释者的论述，后来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理论。
冯雪峰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1931年10月17日，他大胆地承认在理论上的错误，并在左联执委会上作出决议，决定“本联盟对中国普列塔亚文学运动过去之理论与作品应有充分诚实之自我批评”。
冯雪峰主持左联工作，不到一年，就使左联从危急中得到复苏。
在左联与一伙“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时，冯雪峰批评了瞿秋白、周扬等人在对“第三种人”苏汶的估计上存在的问题。冯雪峰的批评，得到党的临时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的认可和支持。
受到批评的瞿秋白，接受批评，积极配合冯雪峰的工作，友谊也与日俱增。周扬受到批评也未见怀有芥蒂。
冯雪峰于1933年12月中旬，秘密离开上海，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参加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年10月，身背瞿秋白送给他的长衫，参加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这期间，鲁迅在上海热心周到地关照冯雪峰的妻儿。
就在茅盾、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信函到陕北不久，冯雪峰从山西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到周恩来、张闻天交给他去上海工作的任务。冯雪峰去上海最重要的秘密使命，是毛泽东交办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临行前，毛泽东还就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与冯雪峰彻夜长谈。
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再次进入上海。次日，住进鲁迅家，鲁迅见到冯雪峰，十分高兴，但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雪峰文集》第四卷第507页）。他们，指的是周扬一伙。
果然，这些摆布鲁迅的人，很快地将冯雪峰摆布了一把。冯雪峰到上海，根据中央“先找党外后找党内”的指示，他先找鲁迅、茅盾、宋庆龄等人，了解地下党员的情况，了解一个，联系一个。冯雪峰得知周扬没问题，他请人约周扬见面。但周扬拒绝见面，理由是，冯雪峰不先找他和夏衍等地下党，而是先找胡愈之等党外人士，提出让冯雪峰出具中央的介绍信给他看。后来算是见到夏衍了，但因夏衍心存怀疑，不欢而散（《懒寻旧梦录》）。胡愈之的《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说：“雪峰第二天找了夏衍，但后来夏衍很有意见，说雪峰‘先找党外，后找党内’……”周扬等人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严重地影响了与鲁迅的关系。
1934年上半年，胡风任左联秘书长时，经常向鲁迅请示报告。后胡风被周扬撤了秘书长职务后，周扬们便只把鲁迅作为一块招牌，用时招呼一下，不用时就晾在一边。无怪乎鲁迅把周扬们称“工头”和“元帅”。
1934年起，鲁迅与周扬们常发生摩擦。重大的如《译文》停刊，甚至左联解散。周扬们都没有同鲁迅、茅盾商量。鲁迅极为不快。
（二）
而随后周扬挑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彻底激怒了鲁迅。
1935年11月间，周扬等在酝酿解散左联的同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一开始鲁迅采取观望、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
冯雪峰到上海后，经过和鲁迅、胡风商量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策动，由鲁迅最后决定的这个口号，贯彻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又保持了左翼文艺运动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同时，体现了鲁迅的文化精神。
上海的文艺界本来就不团结，“两个口号”论争起来，情绪更加对立。自6月1日胡风在《文学从报》第三期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后，支持者纷纷发表文章。而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人，群起而反对。周扬们不少文章指责胡风，实质上是针对鲁迅的。
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让鲁迅成为左翼文艺界团结的核心，尽早结束这场口号之争，茅盾敦促冯雪峰说，“只有请大先生（鲁迅）再写一篇文章”（《我走过的道路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冯雪峰去见鲁迅，鲁迅从枕头底下抽出几本刊物和一封信来，气愤而寒心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冯雪峰看罢托派分子指责鲁迅的信，便劝鲁迅，“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吧”。
6月9日和10日，冯雪峰征得鲁迅的同意，以笔录的形式代重病中的鲁迅写了《答托洛斯基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前者，痛斥托派的论调，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为“两个口号”而写，旨在阐明鲁迅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正确含义，及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毫无兴师问罪的过激言辞。但周扬却百般阻挠两文的发表。既不尊重茅盾，也不尊重鲁迅。
至7月份，“两个口号”的论争，益发激烈，相互有攻讦。8月1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徐懋庸致信鲁迅，指责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说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及半年来看人看事都“是错误的”，等等。第二天下午，冯雪峰去看望鲁迅，鲁迅将信交给冯雪峰，愤慨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表示一定要答复，“报以教鞭”。看到鲁迅生病，冯雪峰说：“由我按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8月5日，冯雪峰将按照鲁迅的意思和态度，用钢笔写的一份草稿送给鲁迅。鲁迅看后，用了草稿的前半部分：鲁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态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含义等；后半部分，关于批评周扬、反驳他们的指责，是鲁迅自己写的。鲁迅认为冯雪峰在稿中对周扬的文字太过斟酌，行文措辞远不如自己淋漓痛快。
这篇文章就是至今仍纷争不休，却实实在在让周扬一伙脸面丢尽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文一出，两个口号之争，骤然降温，除徐懋庸写了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文章外，左翼作家包括周扬在内，没人再敢公开写文反对鲁迅了。
（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冯雪峰从上海奉调北京，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当时，他更愿意继续在上海工作。
冯雪峰到北京时，丁玲与周扬在文艺界平分秋色，各有各的地盘，势力相对平衡。以冯雪峰的资历，本该与周、丁旗鼓相当，但从延安来的干部已成为文艺界的骨干，况且宗派主义严重，心胸狭窄的周扬们，正等待时机，报上海之仇，岂愿分一杯羹给他们的宿敌。
1951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毫不掩饰地对时任国家出版总署领导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他主要是对他太熟悉的周扬不满。
早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周扬们就曾放风“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企图把胡风与冯雪峰扯在一起。好在周扬一伙尚未能一手遮天，组织未根据周扬一伙散布的种种流言定罪。有人自然不死心，又将冯雪峰的诗《火》、杂文《火狱》、寓言《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等作品密报毛泽东。昔日冯雪峰的朋友毛泽东或念旧情，没有下结论，而是于1954年12月31日，将其批转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以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让他们审查。结果是查无问题，又让冯雪峰躲过一次已遍及全国的冤狱。
冯雪峰并不总是那么幸运，总能绝路逢生。当周扬们用卑鄙的手段硬是把丁玲、陈企霞整成“反党小集团”，“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郭小川1967年交代材料），“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终、无可争议的确立”。于是他们便乘胜追击，再次对冯雪峰下手。刘白羽说：“我们已突破反党集团，但离彻底胜利还差得很远。雪峰与丁玲之间的关系，还没打破。”（《人有病，天知否》）
整倒冯雪峰并不容易，支持冯雪峰的作家不少，采取从内部打开缺口，又无从下手。冯雪峰有旧知识分子的孤傲清高，对上傲慢、对下谦和，正与周扬的媚上欺下形成鲜明对照。公道自在人心。
周扬能抓住把柄的，无非是冯雪峰从丁玲手里接过《文艺报》主编后，于1954年转载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他曾写了一则“编者按”，批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这原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但冯雪峰忘了，毛泽东要利用两个年轻人的文章，掀起一次批胡适的文化与批判。后来不管冯雪峰怎样“检讨”，都未能得到毛泽东的宽恕。如果说过去周扬整冯雪峰时，还不得不考虑冯与毛多年的友谊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整冯便更肆无忌惮了。不久，冯雪峰被免去《文艺报》主编职务，《文艺报》改组。
更可怕的是，毛泽东亲自过问了对《文艺报》和冯雪峰的批判，冯雪峰注定在劫难逃了。
（四）
周扬等人对1936年挨鲁迅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周扬去审查时，发现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原稿。面对这篇让他丢尽颜面、留下骂名的檄文，立刻对陪同他的人说：“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再说。”
其实，周扬一伙一有机会就要翻挨鲁迅批评的案。比较露骨的是在1955年第十四、第十五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一文，周扬亲自校阅此文。此文借批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造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的错误口号。
周扬一伙欣喜地看到，打倒冯雪峰，改写自己耻辱史的机会到了。
周扬一伙为改写文学史，他们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在冯雪峰被迫检查前，周扬召集林默涵、刘白羽等开小会，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主要关键在一九三六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懋庸的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邵荃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
在作协党组扩大会批斗冯雪峰之前，周扬、刘白羽等在会议室先见冯雪峰，周扬得意扬扬地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并明确告诉他，1936年的问题，是这次批斗他的重点。
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第一个发言，锋芒自然就是与鲁迅答徐懋庸相关的那些事，不过是彻底翻个个儿而已，当年被鲁迅批得狼狈不堪的人，反过来又批判了鲁迅一通。
一向善于伪装的周扬，在夏衍发言中，竟愤怒地质问冯雪峰，你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公开左翼内幕，是不是“公开向敌人告密”。素来思维缜密的周扬，竟然提出这么幼稚的可笑问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正当夏衍口若悬河地大批那封信，周扬们插话助威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突然插话，给这场闹剧染上了戏剧性色彩。
听了夏衍的发言，许广平突然站起来，说：“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许广平又对着冯雪峰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突如其来的发言，看似在批评她的好朋友冯雪峰，却痛在周扬们的心上，特别是将台上的夏衍僵在那里，进退维谷，狼狈不堪。
周扬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里，没有敢收录许广平的发言。
当然，许广平的发言虽揭露了周扬一伙的闹剧真相，却阻止不了他们导演的这场闹剧。
拿《答徐》一文作文章，煞有介事地批斗冯雪峰一事，充分地表现了周扬一伙弄虚作假、诬陷他人的阴暗心理和卑鄙的人格。
周扬在鲁迅博物馆筹建伊始，就在那里见到过《答徐》的原件，他应该知道，《答徐》后半部分即怒斥其为“四条汉子”那些文字，是鲁迅亲笔所写。但在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时，硬说《答徐》是冯雪峰写的，鲁迅只改过四个字，宣布冯雪峰的罪状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
8月21日，周扬命人从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23日，周扬再次阅后，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周扬在信中写“鲁迅先生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已证明《答徐》是“鲁迅先生的”。这一真相，周扬是否与中央和作协党组说过，已死无对证。但周扬没有向开会的作家们和社会说明，却是千真万确。如果向社会说明真相，冯雪峰的罪状就将被推翻，文艺界也会掀起倒周的浪潮。
然而，周扬看过《答徐》的原稿，已确定确为“鲁迅先生的”之后，8月23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周扬依然逼冯雪峰自我批判，并告诉冯雪峰，重点仍然是冯欺骗鲁迅，借用鲁迅的名义打击他。
为了把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的罪状坐实，周扬还派冯雪峰的好友邵荃麟去说服冯雪峰。据我的同事牛汉回忆，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学会上，邵荃麟讲了受周扬之命“说服”冯雪峰“认罪”的过程。实际上是周扬要与冯雪峰进行一场政治交易，只要冯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自我牺牲，就可保住党籍。
心力交瘁的冯雪峰，在老友苦口婆心的“说服”下，丧失了原则和他做人的准则，按周扬的既定口径，写出了检查，签字画押。他以为终于可以解脱的时候，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文章。让冯雪峰目瞪口呆。
更让冯雪峰想不到的是，周扬未履行“不开除党籍”的承诺，而是指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宣布开除冯雪峰党籍。
冯雪峰愤怒了，会上抗辩道：“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
已将冯雪峰打翻在地，周扬还要往他伤口上撒盐。
1957年10月，周扬又指使邵荃麟，找冯雪峰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写注释。周扬说，鲁迅答徐的信，“哪些事实不符合真象，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冯雪峰做了些努力，但最终还是落入周扬的圈套。这条歪曲历史事实的注释，借冯雪峰之手，在文学史上堂而皇之地流毒了十年。冯雪峰不敢坚持真理的作为，对此难辞其咎。
“文化大革命”，使在领导岗位的周扬和早已成为“落水狗”的冯雪峰，突然都成为被扫荡的反革命分子，又平起平坐。
在所有知识分子都被整肃的苦难中，冯雪峰不落井下石，且为周扬们说好话的坦荡胸襟，感动了周扬们。
1975年10月，赋闲在家的周扬去看望病重的冯雪峰。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四期）又据郑育之在《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一文中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
与周扬的态度相反，在批冯雪峰时，抛出“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直到他死，依然重复着他在十七次作协会上的发言。为冯雪峰平反昭雪时，“夏衍是很有保留的”。在冯雪峰死后，他看到《冯雪峰悼词》时，还坚持说“恰恰是他破坏了党和鲁迅的关系”。
不管“四条汉子”之一夏衍怎么阻止，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送了花圈。
年迈的诗人萧三，送了副挽联，极耐人寻味：
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
远在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发来一个很长的唁电，其中有“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之语，为冯雪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