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兴宗旨
天自太极肇分，两仪既判，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统言之曰气。有气则有象，有象则有数。天列星辰，地列川岳。图出于河，书出于洛，象数备具，变化乃行，吉凶由生，道其昭昭矣。乎世当洪荒，光岳气完，神圣迭生。人皇相厥山川，分为九区，兄弟九人各居一方，则相地之法其来远矣。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画八卦，方位由定。黄帝置六相，以太常察地理，命大挠作甲子，造指南车，于雾中辨方，以灭蚩尤，则罗经之称神器，信不诬也。鲧汨五行，帝乃震怒，锡禹洪范九畴。乃莫公刘兴豳，陟则在巘，复降于原。既景乃冈，相其阴阳，民繁且宣。文王造周，更置卦位，是谓后天，而以入用。周公卜洛，相宅瀍涧之间，为周匹休。至于卫文，营室楚丘，树臬揆日，景山与京，此谁为哉？盖当时列国，皆有史官，如梓慎、甘公、唐昧、尹皐之流，皆以明于阴阳，主司宅兆而任之官。时入战国，则皆懵然。虽有鬼谷，不染世尘；青鸟、白鹤、赤松、黄石，皆避世之隐君子，抱道岩穴，悯恻斯世，演着《青囊》《青囊》乃黄石正经，赤松增传，希夷补注。圯桥孺子，夜半授书。赤符应运，《赤霆》乃着。高陇原卑，前瞻后顾。相其主客，观其祖宗，制穴尺寸，定法五行。八卦九变，九星九宫。八方嘘吸，以占其风。穴前折水，折东屈西。妙斡造化，出入干支，天下之能事毕矣。功成名遂，鸿飞冥冥，托以辟谷，自卜寿茔在徐州房山。甫及八代，是生道陵，择居龙虎，称号天师。五十传世，盛至于今。身后之谋，乃能如是，此又百代殊绝之杰也。金华石室，缄藏玄秘。汉尚识纬，义理乖僻。惟京房善易，以卦配六甲，休咎有征。迨至东晋，间生景纯，发为《葬书》，曰“葬乘生气”，曰“山有四势，气从八方”，曰“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远迩”。皆妙参造化，默夺神功。惜被两儒删订迷眞。淳风《小卷》，词约精义。而陶公捉脉之《赋》，似専言乎形局。及其结语，则云“更能配合天星，万古通行无此妙。”卜氏《雪心》之文，似不论于天星。及其警策，则云“八卦五行，必须参究”；又云“排八方之八卦，审四势之四维”。此又皆彻上彻下之论，非深造者莫识也。闻喜丘公，术本神授。扦立动星，占者以闻。爵以亚父，乃进图经三卷十章，眞理气之心印，天机之秘诀也。唐高宗能以金函玉柜藏其书，而不知翼世即有黄巢之乱，琼林府库，皆眞能守禅。一行能撰铜函伪经，以混其眞。而不知其间乃有曾、杨之贤，金函秘书，悉为所得。曾、杨皆奔江南，求已为节制李司空所辟，因鉴丘公之辙，刊石作记，本图免祸。而不知野歌闲编，闻风杂出，流弊无穷。惟杨公传于文辿，而龙穴沙水之《心镜》始作。文辿传于希夷，而青囊经传之注解始详。赖布衣本杨公之俦匹，故《催官》、《旅寓》之论皆协天星。廖金精乃张守之选拔，故阳符阴契之说，皆出景鸾。子微一代伟人，而《玉髓经》専于形象，不得与廖、赖分抗。牧堂道学崇儒，而《发微论》未尝显辟天心。及乎朱晦庵、蔡西山，虽酷好风水，而教外别传，恐亦未究。故其不用某山向之说，遂起后人借口无穷之弊。不知西山尝有分金之注，而文公《山陵议状》，乃专辨于国音。迨夫传伯通《堪舆要约》，邹仲容《答汪伯彦书》，皆推明理气，承吴、廖之旨绪。刘太保《平砂玉尺》，诚意伯释之而愈明。他如李玄绪之《三易三元编》、司马大士之《光明大照图》、陈彦绎之《业珠》、厉伯韶之《分金断诀》、达僧记司马头陀之问答，潜斋述《素书宝镜》之注疏，董德彰着《四神秘诀》、《天卦青囊》、《金斗算法》、《雪心赋解》等书，虽学有浅深，词有纯驳，然皆能发挥阴阳，推明理气，而羽翼经旨，不可訾也。夫何谢子期者，定释四书，执其偏见，辟废天星。篁墩程公不察，首叙雄文，一倡群和，流毒海宇，深可悯恻。因尝慨夫此理之在天地，本无显晦。但自秦汉以来，每数百年始得一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依经循法，为天下建邦立家，能使衰者振，仆者植，淹塞者达，响应神速，如呼谷中。然皆不数十年，其人亡则其术泯，书亦散逸不复见。民无所适从，大事皆委之时师，往往有遗憾焉。岂祸福予夺之柄，默有攸司？即不然，何哲人之生不数，虽缙绅君子，尚不知有堪舆之正学，况其下乎？不侫兄弟初尝深辟天星，久而罔验，乃觉偏一之非。嘉靖戊申春，与刚阳子祝君尚用、丹台子廷辅，及笪景明氏同参玄学，获遇至人灵阳赵仙翁，因而质之，觉以出世间法。言下有悟，复偕君迁、叶兄博搜吾兴诸仙遣文，征其课验名地，则皆脗合。于是始知教外别传，豁然了悟。迄今三十余年，颇亦眞切。形势方位，天星峦头，诚为体用不可偏废。方位之有东南西北，犹一岁之有春夏秋冬；山家之有二十四向，犹一岁之有二十四气。六十龙应六十甲子也，七十二龙应七十二候也，三百六十五度即朞之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一岁之中，一月之内，一日之间，既有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之不同，则二十四向、七十二龙、百二十分金、三百六十五缠度之间，岂无吉凶悔吝寓期间而顾不知审耶？但其理极繁细，极缜密，非粗浅所易知，卤莽所可测。况杂以诸家星卦之秽陋于其间，是以君子厌其谬妄耳。然太极图书，理气之源；八卦五行，阴阳之祖，自有不可诬者。特述宗旨，俾知所察云。
三味论有引
地学之关键有三：曰峦头、天星之说也，正针、缝针之辨也，诸家五行之用也。三者喋喋，迄无定论。盖术家阴相付受，以为秘传，逈然与世间常法悬绝。茍非历涉试验，灼见眞知，何敢骤信？不侫兄弟囊因先人大事，辍举子业，苦心究此。初尝执以世间法曰：峦头形势，理也；天星方位，其谬也。子午正针，理也；壬子丙午缝针，其妄也。正五行，理也；洪范、八卦诸家五行，诞也。久而用之罔验，疑莫适从。幸方外懒云赵师觉之曰：“子不闻出世间法有颠倒五行之说乎？”于是复取吴、廖、傅、董诸书精详之，徧征其所下课验名墓，果与世间法不合，始大省悟。夫形家也、正针也、正五行也，其言诚直捷正大，岂知其似是实非，足以惑人哉！善乎吴草庐先生云：“世间万事俱要顺，惟丹法与葬法要逆。”此所以与世间法不同耳。语曰“三折肱医乃良”。不侫兄弟经涉磨挫，颠毛种种矣。管窥有得，各为论叙，名之曰三昧，以阐教外别传之意，请正于仁孝君子云。万历壬午正月，德兴天门山人徐善述书于楚云杜李氏燕山草堂。
峦头天星
夫地理之传，一而已矣。何学者之偏执也！学赖氏者主天星，而以形势为粗迹，往往龙势未审，輙挟罗经，累步逐节，以为方位辨。不知天星之方位，祇为穴间乘气消纳之矩，而来龙行度，何若是之拘乎？拘则动须掣肘，而彼活泼逶迤之龙脉，又安足取乎？读断龙诗者，又或以方位为渺茫，曰“下地不须凭卦例，登山不用带罗经”，刘氏岂欺我哉！以故乘气乖舛，而福祉翻成祸基。此皆一偏之见，非通学也。夫形势诚粗迹矣，而不先其迹，则脉络何由而验？方位虽渺茫矣，而阴阳五行，炉冶天地，其说岂妄诞而不经？况乎尺寸之内，移易之间，有吉有凶，有休有咎，可恁作一死局尔耶？故学者必知吾道之中，而后可与言形势；亦必知吾道之和，而后可与言方位。盖不偏不倚固为中，亦须正行不泥，旁行不流，乃能妙于中。如望势寻龙，既欲其中矣，而又欲寻方位以为中，不将执之为子莫之中耶？迨其灵光发越之处，可以斟酌其意向，斡旋其气机，而又不直遂，不娇揉，随势观理，而无少差谬。若卜氏所谓“正穴眞形，自然默合”者，则中节之和也。中和本一理，而谓形势方位有不相须者乎？是中也者，地理之大本；和也者，地理之妙用。吾未闻体用而可析之为二者也。予兄弟早年周游四方，历览古格，见赖氏主天星，而所为未尝失形胜；刘氏黜罗经，而所为未尝遗方向。各从其体用之妙，而洞悉其默合之机，故一以形势得方位，一以方位定形势，非若俗学之各一其藩篱也。不侫故发之，俾毋为偏见所惑云。
正针缝针
地理之用，莫切于罗经。公刘迁豳面相阴阳，周公营洛而测景，卫文徙楚丘而揆日，此其矩矣。故《诗》曰“揆之以日”，又曰“既景乃冈”。其法以春分之日，立八尺之臬，以测其日出之景，表而正乎东；秋分之日，立八尺之臬，以测其日入之景，表而正乎西。至于南北，折量中平，架以十字之绳，准以方矩之尺，则东西南北四正适均。言天地大中至正之位者，莫是过矣。然此须历四时而后定。圣人以为不便夫民用，于是制土圭以代之，即今之罗经也。宜乎后之言罗经者，准之臬可也。奈何针所指，较于臬而偏丙，不相符合。是圣人又变而通之，立内外二盘，以针所指当子午之正，因名之曰正针；臬所测当壬子丙午两缝之间，因名之曰缝针。此所以有内盘、外盘、正针、缝针之不同耳。后世不知圣人制作之原，拟议于测，而又有金盘、铜盘，三七、二八，以至天盘、地盘之说，纷然杂出而莫之适从矣。要之，针法之多门，寔由正、缝之弗辨也。今夫主正针者，以正为正，而曰“何有壬子丙午之偏？”主缝针者但知缝针之可用，而卒不能屈夫正针之说。此二家之所以争胜也。至为调停之说者，曰用正针以格来龙，用缝针以扦坐向，用三七、二八以消纳砂水。其诗曰：“先将子午定来冈，次把中针来较量。更加三七与二八，莫与时师竞短长。”此曲诳四针之巧而已，针何异用于是耶！外此复有所谓测天用正针，测地用缝针；格龙穴以内盘，定砂水以外盘之说。不知地附于天，而所测不能以有异。龙穴砂水俱一理，而方位何以有内外之殊？此皆牵强，而非至当不易之论也。茍非究极其理，经涉之久，磨砺之多，而徒得于骤闻之顷，岂能以遽信缝针之为是哉！盖天之气与地之气常略参差，故南北之位，阴阳之会，不能恰然齐一。是以针之所指，与臬之所测，亦有异也。天地之气，阳生于子中，极子午。自子至丙，东南司阳。阴始于午中，极于子中。自午至壬，西北司阴。浮针所指，即阴阳大分界。偏于壬丙者，针之泊于气耳。臬测以景，针以气，故不能符。人但拘夫正针之正为正也，而不知以臬较之则偏也，非正也；人但泥夫缝针之缝为偏也，而不知由臬准之则正也，非偏也。盖步太虚之广，推七政之缠次，皆准于臬。以天而测天，至当不易之论也。针泊于气，乃偏壬丙，哲人通其变，以便民用，故立缝针，合乎臬测，则得天地大中至正之位矣。后世不察，哓哓致辩，名家若廖金精者，求其理而不得，但曰：“针，金也，畏南方正位之火，故不敢正指于午，而偏于丙。”斯言也，于理未当，何足以屈服乎诸家？后之人又从而议之曰：“丙亦火也，针胡为而独指之哉？”盖廖氏惟知缝针之可用，而亦莫知其所以然之理也。夫天地之气不能恰然齐。天之气在于子午之中，地之气在壬子丙午之中。是以候气者冬至日于壬子之中置黄钟焉，夏至日于丙午之中置林钟焉，足可征矣。矧罗经古制，原于地支十二位，而加入八干四维，为二十四位，适壬子丙午之半为中也。堪舆家动推董公。予去董公世未远，又幸同其乡，尝得所贻之罗经而玩焉。其分于金则本《丛珠素书》。中剖戊子，以为阴阳混杂之界。而右列甲子、丙子于壬，以从大雪之阴局；左列庚子、壬子于子，以从冬至之阳局。非邵子“冬至子之半”与？其分金则本于陈希夷，以甲子配颐而邻壬之中，以丙子配中孚而正子之始，非即“颐初大雪末，而卦气起中孚”之说与？其分星土，则以虚、危之间，正针之中，而周天列宿各止其舍，又不与“考中星，齐七政”者符契与？然此董氏之制，盖沿袭于廖氏者矣。廖氏之说，详见于《泄天机》，可考也。由是观之，即上古而言，臬之所测，合焉而不差。自后世而论，廖、董诸人用之而有验。且今时之制算历者又宗之，非无征而不信，予何为而独不然哉！噫！冰不足疑也，而夏虫疑之。吾故愿学者之毋为夏虫焉可也。
诸家五行
地理窍妙，无出五行。五行之变不可胜穷。而要之，或以气言，或以质言，其概也。故山川之形，有曲者、直者、锐者、圆者、方者，具五行之质。而杨氏曰九星。廖氏又曰“九星析之而九九异形”，皆此五质之变也。宋儒有言：“质虽以气而成，然其体一定不易。气虽形乎质之内，而其用则循环不穷。”今必混而一之，则天地间不过轮一定局，而无变化错综之妙。斯造化亦小矣。是故至人识其妙而泄造化之机。又有二说焉：曰正五行以定其方，曰八卦五行以司其局，曰洪范五行以穷其山音。此景鸾吴公表于宋仁之朝者，诚地学之标准矣。然三说中惟洪范最玄，而管虢之注近于牵强，世有斥之为《灭蛮经》，而更论山音于五行者，此俗学之杜撰也。夫俗学无传，则此三说已错乱矣，而况乎甲子之五行又有三，曰天干五行、地支五行，与纳音五行是也。其相沿于甲子之五行又有四：曰三合五行、支藏五行、化气五行与变运五行是也。其反复于卦气，比附于形局，而通极于天文者，五行又有五：曰河图五行，浑天五行，双山五行，玄空五行，与宿度五行是也。其余支分节引，葢无论数十，而用者又欲取其生，忌其克，则议论孰从而定哉！予窃谓诸说虽苛烦，而必以三说为纲领。其见于甲子及相沿甲子者，皆洪范之通衢。其为河图，为双山，为玄空者，皆八卦之蹊径。而其为浑天，为宿度者，则又正气之开拓也。惟纲领正而诸说皆可兼举矣。然概而论之，五行不生则不壮，不克则不威，比其旋相为济通，诸气与质而不可相无者也。故金得火而益精，水得火而既济，土得木而疏通，水逢土而不荡，木缘金而成器，非相克之明验与？奚必生之而后可也？矧子本水乡，而火寔生焉；午本火地，而水且寓焉。造化之生生又有如此其妙者，吾安得而泥之？第主宾内外之辨，与本末轻重之差，则在吾酌量之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跋三昧论
通天地人曰儒。叔世罕通儒，而又何能堪舆也？自余所睹记，名家不少矣。大要拾前人糟粕。即下一形势，沾沾自命。此家户所有耳，何以称焉？晚而得徐君《三昧论》，犁然有当于心三者。理微眇而用最繁细，好奇者凿之，浅中者泥之，各以口舌争，至不可究诘。而世儒遂摈为外道矣。徐君二难：于书无所不窥，足迹半天下。盖晩年甫有定论。夫拘牵悠谬者，谈何容易耶！君所著有《人子须知》，传诵四远。尝语余曰：“假我数年，当不止此。”有味哉其言之！楚云杜利瓦伊桢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