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挐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春,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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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最初是作者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因其对日本国民性分析得为精辟、受国际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喜爱的经典之作。而日本人则将本尼迪克特尊奉为战后重建日本文化之母,一次次掀起阅读《菊与刀》的热潮,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