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封禅
这是一次超世纪的盛会。自秦皇汉武以来，没有哪一个皇帝比得上唐玄宗这么威风，这么气派，这么壮观地封禅五岳之首的泰山。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金秋送爽，大地铺金。玄宗选定良辰吉日辛酉，亲率车驾离开东都洛阳。车马浩浩荡荡，不见头尾，车辚辚，马啸啸，旌旗招展蔽日，直向东岳泰山跋涉而去。每到一处，方圆数十里，人马盖野。文武百官从行，皇亲国戚随队，四夷酋长陪伴，其规模之宏大，即使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及唐高宗，亦无法比拟。玄宗在《允行封禅诏》中说：“自古受命而王者，易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1）是的，只有他能昭告大地，禅封泰山。他历经官廷祸变，在刀光剑影中相继诛灭了韦后、太平公主；他革除弊政，恢复了贞观之风；他任贤用能，开创了开元盛世。如今国泰民安，百姓殷富；唐主英武，四夷友好，正是“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的时候。
据《汉书》记载，自无怀氏起，神农、炎黄二帝、尧舜禹、夏汤、周成王皆封泰山。就其起源来说，在远古时代，中原地区各部落主要从军事上考虑，“累土为高，以限戎马”，以后逐步演变成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宗教仪式。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称霸，诸侯纷争，封禅不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典礼。
只是到秦汉以后，出现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和中央集权制度，才使封禅大典起到质的变化，成为粉饰“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典礼活动。
究竟何为封禅呢？当朝宰相张说解释：“封禅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其具体要求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篆之序；二，时会四海生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掸，人且未许，其如天何？”（2）可见帝王的君权神授己与一般封建迷信迥然不同，除了与天命合符的神秘主义的迷信色彩外，还要皇帝真有几项拿得出手的德政业绩出来，显示出丰功伟业，才能有资格封禅泰山。盛唐大诗人李白在《大猎赋》中说：“拥嘉瑞，臻元符，登封于泰山，篆德于社首。”
（3）在《风俗通》中对封禅泰山记述得更具体：要立一块高一丈二尺的石碑，在上面刻文：“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名为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供职，与天下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4）祭天设坛要宽十二丈，高三尺，阶三等，必于其上，以示增泰山之高。还要在社首山上刻石篆德，以颂无量功德。
秦皇封禅后，只有汉武帝和汉光武帝进行了封禅，显示了两汉的“盛世”。
在魏晋南北朝至初唐六百多年里，无人有昭告天地的功德而敢于封禅泰山。
直到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实现，封掸泰山才提到日程上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正月，赵郡王等“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
唐太宗感到“凋残未复，国畴多旷，仓廪犹虚”，（5）予以拒绝。第二年，公卿百官鼓吹“时不可失，天不可违”，奏请封禅。唐太宗心存疑虑，想搞又怕劳费百姓，失去人心，于是跟魏征商量，请他直言不隐地说说意见。魏征是敢于直谏的贤相，便说：“陛下功高德厚，华夏已安，吉祥的征兆也一天天出现。但是东封泰山，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恐劳顿百姓，引起别人的邪议，那就悔不可追了。”“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6）到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群臣又请封禅，举朝上下一致同意，唐太宗也同意，两次宣布封禅泰山的具体日期，终因星变或水灾停止举行，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遂愿。
太宗带着遗憾而去，他的儿子高宗却实现了父亲的宿愿。”贞观之治”
由唐太宗开创，唐高宗守继“贞观之治”的措施，被后世称为“永徽之治”，唐王朝经济实力又有了新的增长。在汉光武帝封禅六百余年之后，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在泰山举行了唐朝的第一次隆重的封禅大典。
其规模超过了两汉，反映了唐朝的强盛。但是，就其封禅本身所要求的标准来说，似乎唐高宗尚不够格。《旧唐书·高宗本纪》不客气地指出：“籍文（文皇帝唐太宗）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大，其德不类。”一语道破高宗没有个人的丰功伟业，只是凭借父亲的“鸿业”，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样一个功德不轮不类的帝王，怎么能封禅泰山，礼祭天地呢！能够有资格封禅泰山的，当然首属“功高德厚”的唐太宗，次属“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了。
封禅泰山首要标准是“天下大治”。唐朝从太宗谋议封禅，到高宗初次封禅，再到玄宗第二次封禅，也是最后一次封禅，客观反映了唐朝从初唐到盛唐的历史发展必然进程。从此以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颜去封禅，而且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末代皇帝唐哀帝即位不到一年，一个曾经辉煌顶立世界的大唐王朝便呜乎哀哉地走向了灭亡。早在开元初期，吏部尚书崔日用最先提出封禅泰山，玄宗也心领神会，在手诏中说：“古者封掸，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虽没有接受，但赐给了崔日用衣物，“以示元言不酬之信。”（7）那时，玄宗刚刚开始“开元之治”，“未明于至道”，谈不上大功告成，怎么可能封禅泰山呢！时隔十年，已是今非昔比，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奏请封禅紧锣密鼓开场，公卿百官粉墨登台，呼声越来越高。今天看来，犹如一场闹剧。
唐玄宗到达东都洛阳不久，仅一月之内，群臣就连续四次上书奏请封禅。
“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学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8）看来，是否“千有余篇”，现在无法查证，我们只好姑且信之。据《册府元龟·封禅二》中记载，这一个月，大唐天子李隆基大概是在希冀封禅的亢奋中度过的。请看：第一次，以吏部尚书裴崔等文武百官，上书请封东岳，盛赞玄宗“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他们陈情溢于言表：“臣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对此，玄宗是谦谦君主的样子，内心不免为“人和岁稔”而沾沾自喜，又以手诏作答：“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并谦虚表示自己“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罩于四海。”看看，玄宗说自己的德化既未加于百姓，也未深于四海，怎么能进行封禅泰山呢？或许他是真诚的。但是，皇帝越是这么说，就越能产生反向作用，使大臣们愈是卖劲地歌功颂德。
果不其然，反向诱导产生了极佳效果。三天后，中书令张说、侍中源乾暇等奏请封禅，把玄宗的功德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令人肉麻。他们在奏书上盛赞玄宗有“大舜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谦”、“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轩皇之至理”等等。简直是炎黄再世，尧禹化身！对此，玄宗依旧手诏，推托未允。
于是，张说、源乾曜又第三次上书奏请封禅：“今四海和平，百蛮率职，莫不寒道德之甘实，咀仁义之馨香。”玄宗又一次推托：“未能使四海义（音义，安定治理之意）安，此礼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扬景化，告成功？”
张说、源乾曜紧接着第四次再上奏书：“陛下功格上大，泽流厚载；三王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优赞。”一时间，公卿百官、儒生墨客纷纷献词赋，颂功德，数以百计。直到这时，玄宗才“不得已而从之”。最后于当年十二月下诏宣布：为了“敬承群议，弘此大酞，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
（9）宰相张说为首的一大批官僚一再固请，唐玄宗一再推托，元疑增添了玄宗的谦虚美德，显示了公卿百官的贤良忠诚，君臣同心，上下呼应，这才将封禅泰山的庆典敲定下来，并由宰相张说负责撰定封禅仪注。
这可是一件光荣而艰难的苦差事。其原因是先秦封禅泰山是纯粹的宗教仪式，并无一定章法。《汉书》记载着管仲之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即管仲）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
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囗囗“云来云去不知所云。原来”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封禅究竟怎么搞，谁也说不清。于是只能搞虚诞的求仙拜神，搞成了笼罩着极度封建迷信的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仪式。自汉光武帝以后六百多年，唐朝又复兴封禅，神秘主义的宗教形式终于随着历史的进步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祭封泰山而宣告太平盛世的喜庆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