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坚佞，善结权贵，以是得进。他利用职权之便，搜剥南方珍货奇宝，携带“瑰货数十万”，进京贿赂当朝宰相元载。元载受贿，即授任徐浩为吏部侍郎，而原任吏部侍郎杨绾一生不及荣利，不好立名，“欲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4）品质清廉，办事公道，威望很高，却受到宦官鱼朝恩、宰相元载的忌疏。鱼朝恩被诛后，杨绾没有投靠私谒日趋权重的元载，元载则撤掉杨绾的职，改任国子祭酒，外示尊重，实际削权处之。
对杨绾如此，对以一身系唐王朝二十年安危的郭子仪也是如此，甚至更加陰险毒辣。郭子仪先遭程元振的诽谤，后又遭鱼朝恩、元载的短毁。《旧唐书》卷11《代宗纪》和《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均记述：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二月，郭子仪平定华州节度使周智光叛乱后，入朝长安，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于、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贯），置宴于子仪第，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做为郭子仪的缠头之费，酒过数巡，酒酣起舞，极欢而罢。以后鱼朝恩再请，郭子仪回请，各用费十万贯。表面上，关系极为融洽，实质上，鱼朝恩、元载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让人感到他们待郭子仪不薄，弄得郭子仪只得回请，以免被间隙。果不其然，当年九月，吐蕃进犯泾州；十月，与吐蕃激战灵州。十二月，正当郭子仪在前方作战时，鱼朝恩却使人盗发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其目的是引发郭子仪反叛唐朝，以便除灭郭子仪，独擅朝政。郭子仪闻讯，“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京城公卿人心惶惶，怕郭子仪愤而兵变。幸好郭子仪极其冷静，见到代宗时号洋奏曰：“臣久立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并责怪自己“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其实，郭子仪心中非常清楚，是鱼朝恩、元载之流所为，但还去鱼朝恩、元载府拜访，盗发墓袕的歹徒竟无从查找，成了无头案。而这时，元载派人告诉郭子仪，主帅久居长安，“军容将不利于公”。郭子仪只得又匆匆赶赴河中卸敌。
这些都充分表明鱼朝恩、元载狼狈为坚，沆瀣一气。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十一月，元载举荐年高八十一岁的左仆射裴冕为宰相。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于营珍馔”，“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元载举荐他，一则是因为当年元载为新平县尉时曾受过裴冕的举荐之恩，再则是因为裴冕老且多病，又能顺己，容易制服。裴冕在受任宰相之际，接拜代宗圣旨之时，竟拜不能起，还是由元载扶起，代为赞谢。
年老病弱的裴冕已到不能自理的地步，还怎么能再理朝政，拜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元载举事徇情的表演暴露无遗。
裴冕死后，元载又选择自己的“最佳”搭挡、七十一岁的王缙再度入朝为相。两人臭气相投，唱和同声，同持国柄，共持朝政，成为代宗朝代贪污受贿，卖官肥私，妒贤嫉能，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元载进行了灭杀内侍宦官鱼朝恩的陰谋。
鱼朝恩和元载本为一党，同为坚臣。他们二人利同则合，利尽则杀。
鱼朝恩是与程元振齐名的宫中最有权力的内侍宦官。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唐朝官军收复东西二京后，郭子仪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进位中书令。同年九月，唐肃宗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准备讨伐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辖，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5）实际上，肃宗是怕他们权力过大。鱼朝恩代表皇帝进行督军，可见势力之大。宦官鱼朝恩不懂军事，对郭子仪、李光粥的正确意见听不进，一意孤行，造成九节度之师的官军失败。不久，史思明称帝，东京洛阳再度沦陷，朝廷为之惊震。鱼朝恩极力馋言诋毁，使郭子仪罢失兵权。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下诏令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进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6）离间内容，无非“功高难制”之类。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代宗即位，史朝义尚踞洛阳，代宗派元帅雍王率师进讨。本来代宗的意见是郭子仪为副帅，结果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掉裴茂、来-，郭子仪又被进馋离间，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平定，一直被罢不用。而鱼朝恩却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专领神策军，领赏不绝，代宗深信不疑。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在叛将高晖引导下，攻占京师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旧唐书》卷11《代宗纪》）自此，鱼朝恩更得恩宠，愈加持权骄横，连元载也惧怕几分。
鱼朝恩有个养子令徽，依仗养父的权势，无恶不作，穷凶极恶。鱼朝恩在北军（即神策军驻地）私设一个大监狱，暗令养子召集市坊恶少，并与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的一个捕贼小吏贾明观合伙，罗织城里富人，诬以违法，捕之狱中，然后严刑拷打，横加罪名，屈打成招，没收其家产钱物，充之北军。每年，一些参加科选人士客居旅舍，也成其猎物，遭他们无辜抢劫，横死京城。京城商市百姓深受其苦，对凡被贾明观等人诬冤死者称鱼朝恩的北军监狱叫“入地牢”。捕贼小吏贾明观依仗鱼朝恩权势，“屡置大狱，家产巨万”。（7）当鱼朝恩及其死党刘希暹伏诛后，贾明观论罪亦当坐死，元载却贪赃枉法，复受贾明观的贿赂，使贾明观不但逃脱死罪，反而继续做官。
贾明观这个泼皮恶棍，竞成了元载的保护对象。贾明观依仗元载权势，又继续作恶多端，直接扰民，触犯众怒，元载不得已安排他去洪州（今江西南昌）
观察使魏少游处任职。百姓闻知，无不忿恨，数万人胸揣砖石聚于城门外，准备投击贾明观，发泄心头之恨。元载却派市吏驱回百姓，力保贾明观安全出城。说来说去，元载和鱼朝恩本是权坚同门，枉法同道的一家人。
鱼朝恩养子令徽二十岁那年，代宗见他年纪尚幼，拜为内给使，授绿色衣袍。他在宫中与同辈争闹时，遭紫色衣袍内给使呵斥，感到奇耻大辱，回家告诉鱼朝恩，鱼朝恩即携养子入朝，面见代宗，上奏：“臣儿官职大卑，屡受人欺，幸乞陛下赐以紫衣。”代宗尚未答话，内监已手捧紫色官服伫立一旁。鱼朝恩没等代宗发旨赐予，即向内监取衣，递给养子，然后伏地谢恩。
这罔上欺君的狂妄举动，代宗看在眼里，心中自是气愤，表面虽说“儿服紫衣，谅可称心了”，内心却衔恨，准备铲除鱼朝恩。《旧唐书》卷145《元载传》中记述：“虽帝亦衔恚（音慧，意怨恨），（元载）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代宗怕有变，怕的就是鱼朝恩手中掌握的神策禁军。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的密奏又一次“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皇帝要诛灭鱼朝恩却心有余悸，元载有代宗支持便成竹在胸。
一切都在预谋之中。
元载首先高价收买了鱼朝恩的心腹、贴身家将周皓和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在鱼朝恩的身边安插了坐探，又结交神策军大将刘希暹同谋，以防不测。
鱼朝恩的“心腹”、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佯装在宫内闻到风声，在夜里潜入鱼朝恩府中“告密”：“万岁已有密旨诏与元载，令图相公。”鱼朝恩一听，十分恐惧。自此，对元载十分恭敬。刘希暹进而却劝鱼朝恩先发制人，动用禁军。于是，鱼朝恩召集心腹在府中密议。这一切构成了谋叛罪，周皓和皇甫温即向元载报信。元载领着他们朝见代宗。
数日后，清明节的前一天，正适寒食节。宫府日禁烟火，只能寒食。当晚，代宗在宫中置酒赐宴，鱼朝恩率领“亲信”赴宫中领宴。宴罢，代宗传旨独请鱼朝恩“内殿议事”。鱼朝恩刚至内殿，元载一声令下，周浩、皇甫温上前捆住鱼朝恩，押进殿内。元载在御前历数鱼朝恩结党谋反罪，人证俱在，当即在殿内缢杀。代宗随即下旨，鱼朝恩为“赐死自缢”，赐六百万贯治丧。
《旧唐书》卷118《元载传》记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元）载兼判度支。”鱼朝恩伏法是罪有应得。但元载自以为除恶有功，功超前贤，文才武略，莫若己者，越发恣意妄为，更加擅权谋私，一步步迈向自掘的坟墓。
注释：
（1）《旧唐书》卷118《王缙传》。
（2）《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3）《旧唐书》卷126及《新唐书》卷224《陈少游传》。
（4）《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5）《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6）同上。
（7）《旧唐书》卷184卷《刘希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