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临终奇兆景庙上仙之前数日，忽命匠人将瀛台旧设之杌凳锯其足若干寸，语侍臣云：“将为若辈之用。”顷召见，礼节例需用矮凳，一时未备。惟内务府大臣知前日之事，猛忆及之，遂取以应用，亦奇兆矣。
扃留中密摺孝钦显皇后训政时，凡臣工密奏留中者，扃数箧，其钥匙自带，嗣于病中付隆裕皇太后收藏。顷已由摄政王请钥匙下，将于暇时一一披阅。另备二箧，存储近日要件。其钥匙，亦自行佩带云。
李文田疏请起用奕顺德李文诚公于光绪二十年七月顺天学政任满还直南斋。时边事日亟，公与同直陆公润庠、张公百熙、陆公宝忠，联衔奏请起用恭忠亲王，略曰：倭患之贻误于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际前茅失利，藩篱全溃，疆臣无囊底之智，当轴穷发踪之方，上无以酬浩荡之施，外无以塞台谏之劾。推原其故，毋亦当国者处疏远之地而怀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鸿章，何以前时所向有功，今日一筹莫展？同一倭国，何以往时犯台湾而不利，今日战高丽而无前？外朝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事势揆之，固然其无足怪也。夫以礼亲王世铎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驱驾李鸿章亦明矣。领袖如此，余人之退听者可知；政府之执政权者如此，总署之禀承政府者又可知。一旦事会艰危，计维仰禀宸谟，规避担荷，救过不暇，何论立功。此次军务，遂至仰烦宸廑，添派大臣会议。夫既增派，则政府安用？政府尚不足恃，会议又安有权？无惑乎其无功也。疆臣视政府为避趋，政府又听疆臣为进退，两相推诿，即互相贻误。究其用意，避处分焉而已。一归宸断，庶隐然自立于无过之地，纵有降谪，为罪亦轻。此其为计甚工，而不知国家已阴受其病也，然而势使之然也。
夫事势至今日，无人不知恭亲王之当弃瑕录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而今言，是自求祸也；外廷不敢言，以为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测也。夫时事至艰危，而犹避不测之罪，是国家养士终无食报之日也，养士又安用哉？
夫恭亲王之过失，自在皇太后、皇上洞鉴之中，臣等亦无劳多渎矣。特含咸丰末年，时事之难有逾今日，计其才具，在当日实收指臂之助。揆以当日之成效，责以今日之时艰，或冀一番振作。若虑不堪任使，再有负乘，则以皇太后之圣明，臣知其不敢再负圣恩，自速官谤。臣愚以为今日者，允宜开张圣听，豁除瑕，庶收其识涂之效，以赎其往日之愆。如得请于皇太后，则国家之福实式凭之。
《语》曰“君子不施其亲”，又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其于今日事理，若合符节。《诗》曰“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今枢廷无执咎之人，而筑室有道谋之患。岂发言盈廷，无一人能决是非，足以启圣心而赞庙谟者，臣实耻之！臣实痛之！计皇太后、皇上圣虑崇深，未必不曾纾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早成一日之功，宇内生灵免于涂炭，其有系于亿万年丕基之远者，实非浅鲜。若迟久后用，无论挽回非易，一经败坏，方议拯救，纵使及事，所伤实多。
疏且上，公虑天威不测，愿独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语。陆、张诸公固不许，乃删之。
书御称旨，由是廷僚交章奏请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亲王遂以管理海军大臣督办军务，节制前敌诸将帅。逾月，复入军机。
张之洞电驳更张官制光绪季年创行立宪，议改官制，枢臣颇主其说，张文襄驳之。电文四千余言，中间“无事自扰”数语，意盖有所指。乃未几而九年筹备章程出，文襄入枢府年余，寻以疾薨于位，而世变已不可究矣。读此文有余恫焉。
议改外官制事，敝处昨电复京师，录稿奉览，其文曰：效电悉。愚绎谕旨，以定官制为立宪预备，则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蹙，政事丛脞，人心惶扰。考各国立宪，本指不外乎达民情、采公论两义。此二事乃中国圣经贤传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圣帝王驭世之正轨，心同理同，中外岂有殊异？圣谕剀切深厚，自应切实筹议推行。谨分条奉复如左：一、设四乡谳局、议事员、董事员。详读尊电各条，惟设乡官，设议事会、董事会两法有关立宪本意。窃惟中国风尚，乡绅自爱者，以不管公事为有品。或遇有关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须地方官敦请，始来与议。其平日自愿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琐细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概名为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揽利权，吓诈乡愚，抗扰政令诸弊。故四乡分理细故词讼之乡绅，不宜名之为官，只可同为乡长，若当日团长、团总之例，亦不宜袭日本分区之制，名为区官。查咸丰、同治年间，发、捻为乱，皖、豫、山东及直隶南数府，处处办团，流弊滋多。除黔团通贼谋逆，如苗沛霖之类不计外，即不为匪之团，亦多有抗粮、抗案、擅杀、寻仇诸弊。幸官军剿平发、捻，诸团或惩或散，始渐敉平，今岂可导之使乱。至议事、董事两会，未尝不可设立，但一须正其名义，二须定其权限。名义者，只可名局，不可名会。查各省府县多有绅局，或主捕盗清匪，如广东之安良局、沙田局之类；或主筹费济公，如四川之三费局、亻夫马局，陕西、河南之车马局之类；此外，堤工、善举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旧，则不僭不骄，屏去会名，使不至为江湖会、联庄会、三合会、哥老会各种作乱之会匪所影射，此名义也。权限者，议事之员但许有议事之责，不予以决断之权。其议决之可否，悉由官定，以审度其可行与否。至董事之员，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调度，不宜直加以辅助地方官办事之名。若权限逾分，必致官为董制，事事掣肘，虽有地方监督之说，徒存虚文而已，其为害殆不可思议。故议事之员，能议而不能决；董事之员，宜听官令而不宜听绅令，此权限也。尊电因拟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议事、董事各员。兹鄙意拟请仍留知府，则府城亦应照州县办法层递设立，议事局、董事员，其权限亦与州县之绅董同，以总达各县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乡谳局之乡长，及议事、董事之员，须由本县人公同推举。其推举此各项绅董者，必须家有中人产业而又素行端谨者，方许列名为推举人，由官选定派充禀报。如官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举不公，准本县官停议另举。如此，则民情可上达，公论可上闻，而纪纲等级尚未废弃破除，绅谋官断，互相补救，似与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后，学校日增，士民智识日开，道德日进，设有嚣张恶习、狂悖言行，随时训导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为犯上作乱之行，其智识之效，能谙习一乡之情形，明晓全国之大势，并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国家政事兵事之梗概。究其要归，必其智识不离于道德，尚武不越乎法律范围，方为合格。届时体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议立宪之大举，自然有利无弊。若十年以后，人民道德未能尽纯，智识未能尽充，则尚须从缓。仅照以上所言，各府县分设乡长，分设议事、董事各员，官绅互相维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偏徇，察穷檐之疾苦，采岩穴之良谋，尚不至大有流弊也。
一、议改州县之制。考本朝沿明制，州县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简，本有等差，与汉、唐县官之制大同小异。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为三等，则大县称州，中县称厅，小县称县可也。盖外间同知称厅，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间亦称厅，似体制较州为稍逊。至废去知府而令大县称府，则似有未安。各省幅员辽阔，轮舶罕通，每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者至十县。各县距省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灾荒可复勘，盗匪可觉察饬缉。若尽归省城考察，岂能遍及？待该县禀报至省，祸乱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毙矣。故裁去知府一说，万分窒碍，势有难行。称府而无属县，名义亦难解。似不必蹈袭日本之故套，以东京、西京、大阪三处专名府也。既有属县，则事繁体尊，附郭之首县不宜裁矣。至每州县各设佐治官，分掌财赋、巡警、教育、监狱、农工商及庶务，甚为有益。惟员少不足济用，禄少不足养廉。员多俸厚，经费太巨。今日州县之俸，大率因处分被罚；其养廉，亦多司库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领，安有余力巨款，为新设之州县佐治官筹俸廉哉？似宜听州县量力延访委员，较为可行。
一、议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层办法，诸多不便。院司合为一署，同画一稿，定时入署一节。晷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类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抚及各司道，则兼有各部之事，若并为一署，无此广大廨舍能容许多官吏，能存许多案牍，二也。近因患责任不专，故督抚只留其一，今设两丞，岂不又添两巡抚乎？定多牵掣推诿，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级，各有责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牍。其间交驳异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即有谬误，责有攸归。倘并为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抚骄矜，则两司徒画黑稿；若两司跋扈，则督抚只如赘瘤。六部堂官虽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东三省事务较简，岂能以例内地。外省衙参之期，司道公见，不过略谈大指，并不能立时筹定办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须与司局著重之一二员或二三员，便坐燕见，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纵谈深虑，反复筹思，乃能筹定一议。即京都堂司商榷要政，亦都是司官赴宅内详陈密谈，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筹得至当不易之办法，四也。至于府县文牍直达于省，由省径行州县一节。查照例，公牍无论上行下行，乃是层层递转。若紧要事体，州县一面径禀督抚，一面分禀司道局府，谓之通禀、通详，督抚亦径批札州县。军兴以来，此类甚多，至今犹然，不患不能直达也。至每省设高等审判厅，行政、司法各有专职一节，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即是高等审判厅矣，另设一厅何为？若谓臬司是行政之员，须另有司法之官，则臬司问案拟罪，仍须督抚核批；达部者，须督抚核转，总须俟部复始定。然则臬司及督抚，即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即是司法矣。何必剿袭东语，多此纷歧哉？传闻献议者，并有拟由高等审判厅以直达法部，督抚但司检察、不司裁判之说，不胜骇异，想贵大臣未必允行。假使万一采用其言，则以后州县不亲狱讼，疆臣不问刑名。昔孔圣知本，专论听讼；鲁庄胜齐，惟恃断狱。若州县不审判，则爱民治民之实政，皆无所施，以此求治，未见其可。且外州县距省或数百里，以至二三千里，若裁去知府，则冤狱偏断何处申理，小民寻常讼案亦必将卖产为资赴省上控，即使省控，而督抚臬司亦不能审判，仍须取决于法部、理院。夫老弱穷嫠，安能奔驰数千里而京控乎？京师部院能日讯全国数千万起之讼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抚不能审判，何以号令属官乎？第二层办法，似尤多窒碍之处。民政以警察为大端，乃臬司分内事，何以不属臬司而属藩司？理财乃藩司分内事，何以不属藩司而又别立财政司？且通省财政，关系极重，而秩视运司，转较学、臬为小？即如现在藩、学、臬、运、粮、盐、关、河，权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议改变，则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见必须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较近，辖属较小，可为院司分任考察。
既留知府，则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设巡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备为主。前三十年军务、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则道员之责较重，取其官阶较崇，调遣武营较易。故地理学家之要诀，须先将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则一省之形势脉络了然于胸，此可知前人建设巡道之有深意、有关系矣。至知府职司，如所属州县钱粮奏销，灾荒蠲缓，私谳审转，州县仓库交代、盘查、出结、代赔之款，皆知府考成。州县出缺，由知府委员代理，均不由巡道转详。议者或虑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员，徒多层折重复，此未知外官例章职守，道府各有取义也。至如湖北之襄阳道，则有关三省边防教案；湖北新设之施鹤道，亦专为教案边防，均甚有关系，似不应在裁撤之列。此外，即如湖南镇、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肃宁夏，安徽庐凤颍，此数处皆非粮、盐、关、河，然岂可无道台镇守？然则各省道员，似以不裁为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学、臬三司仍旧不改，三司之外，尊电拟留粮、盐、关、河四项道员。惟既不分巡，则道字之名义不协，此四项拟改名为参政，秩从三品；此外紧要各局所，视该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该局总办似名为参议，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员及候补道充之。盖前明官制，外省本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之属，正是两司副贰，今设此以为知府升转三司之阶，庶免过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则一切名目可仍其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