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皇后纪序》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廷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相法者，载入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晋武帝博选良家女充后宫，使杨后拣选，名家盛族之女多败衣瘁貌，以避此选。胡贵嫔名芳，初入选，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选女之制，汉、晋常有之。《辍耕录》载，后至元丁丑，民间讹言采秀女，一时童男女婚嫁殆尽。此虽是讹言，然必非无因。盖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传》，太宗时，托欢（旧名脱欢。）请选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择美女二十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恐扰民。”乃止。（《耶律楚材传》）世祖时，耶律铸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时害民，请令大郡岁取三人，小郡二人，择其可者，厚赐其父母，否则遣还，从之。（《耶律铸传》）后又以御史中丞崔言，并罢各路选室女。《辍耕录》所记后至元，则顺帝时事也，或世祖虽罢，而累朝尚间行之耳。元时并有选高丽女之例。文宗以宫中高丽女不颜帖你赐丞相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高丽王请割国中田以为资奁。顺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丽女，选入宫有宠，遂进为后。而其时选择未已，台臣言，国初高丽首先效顺，而近年屡遣使往选媵妾，使生女不举，女长不嫁，乞禁止，从之。明永乐中，高丽犹有贡女之例，成祖有妃权氏，即高丽人也，后封贤妃。
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明史 周忱传》谓，明祖平张士诚，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又恶富民豪并，亦没入其田，皆谓之官田，案其租簿征之。故苏赋比他处独重，官田粮至二百六十万石，民田粮仅十五万石。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大概明祖所籍伪吴勋戚之田，即元代所赐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赐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及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π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胄，置安边所，黄畴若奏以其万亩庄等田，并及其他权幸没入之田皆隶焉，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曹孝庆等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周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又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旧名撒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夺民产以赐，元政虽不纲，亦未必至此。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观文宗所赐雅克特穆尔者曰平江官地，赐鲁国天长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及张士诚据吴，其平章、太尉等皆负贩小人，以殖产为务，凡元朝官田自必尽取而占为庄田。明祖破平江后，遂尽籍之，又以姑苏民为士诚守，凡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万三等皆以其租簿为粮额。其后又有拨赐公侯驸马庄田因事故还官者，又案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粮亦益重也。然则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来，出重赋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时已知粮额太重，洪武七年，诏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诏减十之二。建文二年，诏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过一斗。然虽有此诏，永乐登极，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遗法也。宣德五年，又诏每亩纳粮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减十之三。正统元年，又诏四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减作一斗。本朝又屡有恩减，每亩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案《元史》雅克特穆尔所奏，五百顷田应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则当时官粮正额每亩亦只一斗五升，其以所得余米赡萨敦，则官赋外之私租也。以今粮额较之，与元时一斗五升之正额约略相同，而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
案《元史》，张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供应，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卖以归，官司交愤，农民远窜。今请田租令民输之有司，有司输之省部，省部输之大都，以分给诸受田者。帝不从。可见元时赐田之害，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随便居住
塔喇齐（旧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从太祖南征，至洛阳，得白乐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从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于柳泉。彻尔（旧名彻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从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于徐。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东副总管，因居河中猗氏县，后徙解州。脱里海牙世居别失八里，其祖八剌赤始徙真定。抄思奈曼（旧名乃蛮。）部人，后家于大名。虎都铁木禄本合鲁氏，后家于南阳。囊加歹乃蛮人，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尔（旧名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其先随元军收河南，遂家颍州之沈邱，其父阿鲁温，其甥库库特穆尔，（即明史扩廓铁木儿。）犹仍其本俗名。哈台布哈（旧名泰不华。）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录事，遂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父官庐州，遂家于庐。皆见各本传。又有与汉人为姻者，成宗时，御史台言，行省官久任，与所隶编氓联姻，害政，诏互迁之。（本纪）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见《虞集传》。巴延布哈德济（旧名伯颜不花的斤。）之母鲜于氏，乃太常典簿鲜于亻先之女也，见《忠义传》。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乡试，如台哈布哈中江浙乡试第一，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试江浙乡闱右榜第一是也。
元汉人多作蒙古名
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珲（旧名贾塔剌浑。）本冀州人，张巴图（旧名张拔都。）本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旧名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杨朵尔济（旧名杨朵儿只。）及迈里古思皆宁夏人。崔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儿，贾塔尔珲之孙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盖元初本有赐名之例，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其子世亨，宪宗赐名塔塔儿；次子世济，又赐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赐名蒙古台。邸顺，太宗赐名察纳合儿；其弟常，亦赐名金那合儿。睿宗时，亦以大兴人贾实喇（旧名贾昔剌。）多须而黄，遂赐今名，其后实喇孙亦名虎林赤，盖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赐名尤多，刘思敬赐名哈八儿都；播州土官杨汉英赐名杨赛音布哈；（旧名杨赛因不花。）王实喇（旧名王昔剌。）保定人，赐名实喇巴图；（旧作昔剌拔都。）张惠新繁人，赐名兀鲁忽讷特；许曲沃人，赐名忽鲁火孙；燕公楠赐名囊家特。（旧作囊加带。）并有一赐再赐者，刘哈喇巴图尔（旧名刘哈剌八都鲁。）本河东人，初赐名哈剌干脱赤，后以功又赐名察罕干脱赤，最后又赐今名。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人学蒙古语。本纪，至元九年，和礼霍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学者，及官府文移犹用畏吾字。诏自今凡诏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学。又《赵璧传》，帝命蒙古生十人从璧受儒书，又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奏之。（本传）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请诏书用汉字，帝命以蒙古语诏河南，汉语诏福建。（本纪）又《程钜夫传》，时诏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钜夫求贤于江浙，独用汉字书诏。可见是时诏令多用蒙古语，若非民间多通习，岂可以此诏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师帕克斯巴（旧名八思巴。）所创蒙古新字，凡降诏皆用之，而各以其国字副之。（《纪事敝拴》）《秦起宗传》，会立蒙古学，起宗学之辄成。顺帝至元中，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字书，（本纪）许有壬力争止之。（《有壬传》）此尤是汉人通习国语之明证。惟其通习，故汉人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亦一时风会使然也。金则国族人多有汉名，元则汉人多有蒙古名，两代习尚各不同。盖金自太祖开国，其与辽往复书词，即募有才学者为之，已重汉文，至熙宗以后无有不通汉文者。熙宗尝读《尚书》，及夜观《辽史》，自悔少时失学。海陵才思雄横，章宗词藻绵丽，至今犹传播人口。有元一代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习蒙古语，通蒙古文，然后便于奏对，故人多学之，既学之则即以为名耳。
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元初起兵朔漠，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户为奴，课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者。耶律楚材当国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尝不严，然诸将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于阿尔哈雅（旧名阿里海涯。）豪占之多。《张雄飞传》，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有酥霜敢问。雄飞为宣抚司，奏之，乃诏还籍为民。《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十九年，御史台又言阿尔哈雅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有旨，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赐臣下。宋子贞又以阿尔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见其所占之户以千万计。盖自破襄樊后，巴延领大兵趋杭州，留阿尔哈雅平湖广之未附者。兵权在握，乘势营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无不据为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贞传》，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子贞言于严实，乃罢归州县。《张德辉传》，兵后孱民依庇豪右，岁久掩为家奴。德辉为河南宣抚使，悉遣为民。《雷膺传》，江南新附，诸将往往强籍新民为奴隶。雷膺为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还为民者数千。《王利用传》，都元帅塔尔海抑巫山民数百口为奴，利用为提刑按察出之。《袁裕传》，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裕出之为民。此皆散见于各传者也。兵火之余，遍地涂炭，民之生于是时者，何以为生耶！
元杖罪以七为断
元时笞杖之罪，多以七为数。至元中，史弼征爪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时，台臣奏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计五千三百缗，准律杖一百七，不叙。文宗初，以缙山民引王禅为乡导，诛其为首者，余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赐守关将士。又以阿乞剌等拒命，杖一百七，流远方。囊嘉特以妄言惑众，杖一百七，禁锢之。也先捏兵兴时，俘掠子女货财，杖一百七。累朝旧邸饔人，有诏汰去，私留者，怯薛官与其长杖五十七，犯者与典给散者皆杖七十七。中书平章速速专事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彻里帖木儿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饮食不时，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花巫蛊案内，当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脱脱告病，未奉旨辄去职，杖六十七。御史台言，官吏令家人受财，罪止杖四十七，缘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传》，吏部有履历当升吏故抑之者，为其有过，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何得不升。”盖其时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见《刑法志》。又案至元三十九年，令省、台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贯至十贯笞四十七起，至百贯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贯至二十贯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贯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为计，每十减为七也。）
元季风雅相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