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齐书 孝武诸子传论》谓，帝子临州，年皆幼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州国府第，先事后行，饮食起居，动应闻启。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甚也。今见于列传者，武陵王晔为丹阳尹，始不置行事，得自亲政。（《晔传》）随郡王子隆督益州，始亲府州事。（《子隆传》）可见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专也。蔡约为宜都王长史，行府州事，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在任，主佐之间穆如也。（《约传》）可见行事如约者少也。刘暄为江夏王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须看。”妃索煮肫，暄曰：“已煮鹅，不复烦此。”宝玄曰：“舅殊无渭阳之情。”（《江┙传》）可见行事之威制也，此行事之弊也。其签帅之权，如武陵王晔在江州，忤典签赵渥之，赵渥之启其得失，即召还京。（《晔传》）宜都王铿举动每为签帅所制，立意多不得行。（铿传）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亻巽，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俱见《子伦传》。）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治以专辄之罪。如长沙王晃为典签所裁，晃杀之，高帝大怒，手诏赐杖。（《晃传》）鱼复侯子响为行事刘寅、典签吴修之等所奏，武帝遣台使检校，子响愤杀寅、修之等，后以抗拒台兵被诛。（《子响传》）是以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势积重而难反。当子响之杀寅等也，武帝闻之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见《子伦传》。而《僧静传》武帝使僧静往讨，僧静曰：“王年少，长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而忽遣军西上耶？僧静不敢奉诏。）竟陵王子良尝问范云曰：“士大夫何故诣签帅？”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十倍之利，不诣何为？”（《子伦传》）故明帝杀诸王，无一不就典签杀之。其初辅政时，防制诸王，先致密旨于上佐。（《孔之传》）又令萧谌召诸王典签，约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传》）其害巴陵王子伦也，惧其有兵能拒命，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伯茂则一小吏力耳。”果以逼之死。（《子伦传》）又遣裴叔业害南平王锐，防阁周伯玉欲斩叔业，举兵匡社稷，典签叱左右斩之，锐遂见害。（《锐传》）积威之渐，一至于此。
按《南史 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之事，后书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掌之，本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为方镇，人主皆以亲近左右为典签，一岁中还都者数四，人主辄问以刺史之贤否，往往出于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齐明帝知之，始制诸州论事不得遣典签，其任稍轻，其后仍复积重。《梁书》，江革为庐陵王长史，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处，不与签帅同坐。盖以典签本微贱者也，然官小而权重，革之为此，岂至梁时签帅已轻，不复如齐时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为猎
南朝都金陵，无搜狩之地，故尝以射雉为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甚渐，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褚炫对曰：“今节侯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之禽骄心吸动。”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宋书 褚炫传》）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返，留晋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驰去。上令寿寂之等追之，蹴令坠马死。（《休祜传》）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谏射雉，上为之止，久之超竟诛。后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传》）东昏置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有鹰犬队主、媒翳队主等官。（《齐纪》）
江左世族无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见《丛考》前编。其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陶侃微时，郎中令杨卓与之同乘，温雅谓卓曰：“奈何与小人同载。”郗鉴陷陈午贼中，有同邑人张实先附贼，来见，竟卿鉴，鉴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实渐而退。杨方在都，缙绅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愿留京，求补远郡，乃出为高梁太守。王僧虔为吴兴郡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遂为阮佃夫所劾。张敬儿斩桂阳王休范，以功高当乞镇襄阳，齐高辅政，以敬儿人位本轻，不欲便处以襄阳重镇。侯景请婚王、谢，梁武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一时风尚如此。即有出自寒微，奋立功业，官高位重，而其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陈显达既贵，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诫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骄人。”又谓诸子曰：“麈尾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褚渊戏俭以为连璧，俭曰：“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或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敝讼沙小吏，今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复何恨。”（《敬则传》）王琳为梁元帝所忌，出为广州刺史，琳私谓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使琳镇雍州，琳自放兵作田，为国捍御外侮也。”（《琳传》）且不特此也，齐高在宋，以平桂阳之功，加中领军，犹固让与袁粲、褚渊，书自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褚渊传》）及即位后，临崩遗诏亦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本纪）可见当时门第之见习为固然，虽帝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陈武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如顾荣、卞、毛宝、朱伺、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之于齐，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周文育、侯安都、黄法、吴明彻等之于陈，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宏、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
梁武存齐室子孙
宋之于晋，齐之于宋，每当革易，辄取前代子孙尽殄之。梁武父顺之，在齐时以缢杀鱼复侯子响事，为孝武所恶，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赞齐明帝除孝武子孙，以复私仇，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后其兄懿又为明帝子东昏侯所杀，故革易时，亦尽诛明帝子以复之，所谓自雪门耻也。至于齐高子孙犹有存者，（高、武子孙已为明帝杀尽，惟豫章王一支尚留。）则皆保全而录用之。如萧子恪仕至吴郡太守，子范秘书监，子显侍中、吏部尚书，子云国子祭酒，子晖中骑长史。梁武尝谓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云，时代革易，宜有处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必行诛戮，有伤和气，所以运祚不长。昔曹志是魏武帝孙陈思王之子，事晋武帝，能为忠臣。此即卿事例，卿等无复自外之意，日久当知我心耳。”姚察论曰：“魏晋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绝民望，然刘晔、曹志犹显于新朝。及宋遂令司马氏为废姓，齐之代宋，戚属皆歼，其祚不长，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群从并随才受任，通贵满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陈武帝多用敌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