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树不贵乎高长，其枝干贵乎繁衍。不由宿根而出，以子撒种而生。所种之子，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惟中间时月收者为上。须经日晒燥，带绵收贮。临种时再晒，旋碾即下。（玄扈先生曰：此虑冬月碾子收藏，风日所侵，恐致油；若受水湿，仍当郁烂故也。余问老农云：棉种必于冬月碾取。谓碾必须晒。秋冬生气收敛，于时晒曝，不伤萌芽；春间生意茁发，不宜大晒也。二说，皆有理。余意：谓春碾者，秋收时，简取种棉，曝极干，置高燥处。临种时，略晒即碾，当无害。秋不展者，碾下种，用草裹置高燥处，不受风日水湿，可无郁。惟春时旋买棉花碾作种，即不可：恐是陈棉，或尝受湿故。若旋买棉核作种，尤不可：恐是陈核，或经火焙故。今意创一法：不论冬碾、春碾，收藏、旋买，但临种时，用水湿过半刻，淘汰之。其秕者、远年者、火焙者、油者、郁者，皆浮；其坚实不损者，必沉。沉者，可种也。又曰：木棉核，果当年者，亦须淘汰择取。浮者，秕种也；其羸种，亦沉。取其沉者微睰之：羸者，壳软而仁不满；其坚实者乃佳。
或疑导择损功，此不足虑也。若依世俗密种，亩用子一斗，诚难果如法。棵间三尺撮种之，亩用于一升以外足矣。）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种之则深荷其利。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说。按《农桑辑要》云：“虽托之风土，种艺不谨者有之；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有之。”信哉言也。（玄扈先生曰：《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便民图纂》曰：棉花，谷雨前后，先将种子，用水浸片时，漉出，以灰拌匀。候芽生，于粪地上每一尺作一穴，种五七粒。待苗出时，密者芟去，只留旺者二三棵。频锄，时常掐去苗尖，勿令长太高。若高，则不结子。至八月间收花。（玄扈先生曰：木棉，一步留两苗，三尺一株，此相传古法。依此则能雨、耐旱，肥而多收。《图纂》作于近代，云“一尺一穴”者，太密，此迩来稠种少收这滥觞也。又曰：吴人云：“千禾亚万禾亚，不如密花。”此言最害事！稀不如密者，就极瘠下田言之，所谓“瘠田欲稠”也。田之肥瘠，在粪多寡，在人勤惰耳。已则瘠之而稠之，自令薄收，非最下惰农，当作此语耶？若田肥，自不得密；密即青酣，不实；实亦生虫。故稀种则能肥；肥则实繁而多收。今肥田密种者，既无行次，稍即强弱相害，苗愈长，愈不忍痛芟之。栉比而生，不交远风，虽望之郁葱，而有叶无枝，有花无实矣。既虑其然，则瘠其苗，非从事之下耶？棉之干长数尺；枝间数尺，子百颗；亩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种少收，皆其夭阏不遂者耳。齐鲁人种棉者，既壅田下种，率三尺留一棵。苗长后，笼干粪，视苗之瘠者，辄壅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余姚海之人，种绵极勤，亦二三尺一棵，长枝布叶，棵百余子。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其为畦：广丈许，中高旁下。畦间有沟。深广各二三尺。秋叶落积沟中烂坏；冬则就沟中起生泥壅田。岁种蚕豆。至春，翻罨作壅，即地虚，行根极易，又极深，则能久雨，能久旱，能大风。此皆稀种，故能肥；能肥，故多收。若如吾乡之密种，而又用齐鲁之粪肥，余姚之草肥，安得不青酣？不虫蠹耶？但虑酣之为患，不知稀之得力，又虑稀之少收，不知肥之得力，人情之习于故常如此哉！彼两方人，闻吾乡之密种薄收也，每大笑之。）
张五典种法曰：种之时，在清明谷雨节，以霜气既止也。种之方，或生地用粪，耕盖后种；或花苗到锄三遍，高耸，每根苗边，用熟粪半升培植。锄非六七遍尽去草茸不可。种之疏密：苗初顶两叶时，只划去草颗；宜密留，以备死伤。再锄尚宜稍密。三锄则定苗颗，宜疏不宜密。大约每花苗一颗，相距八九寸远；断不可两颗连并。苗之去叶心，在伏中晴日，三伏各一次。有苗未长大者，随时去之。花性忌燥，燥则湿而桃易脱落。花忌苗并，并则直起而无旁枝，中下少桃。种不宜晚，晚则秋寒。早则桃多不成实，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软无绒。去心不宜于雨暗日；雨暗去心，则灌聋而多空干。此北方种花法也。北方地高寒，尚宜若此；况此中地湿燥，何可不以北法行之？（按：张，山东信阳人。万历乙卯按吴，行部至海上，时六月初，察视田间，花苗多稚弱；恨其三五为族，即根以上尺许无蓓蕾，恨其密也。曰：“江左赋繁役重，全赖田收；而树艺无法，岁得半入，此伤农之大者。”极论其理，甚详悉；手书此则，刻而传之。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只百万亩。若此言必行，亩益棉三十斤，足供赋额；五十斤，足繇役。丰歉获收，家户殷给，悉仁言之利矣。）
玄扈先生曰：棉花密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郁，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
又曰：总种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芜。秕者，种不实；密者，苗不孤；瘠者，粪不多；芜者，锄不数。
又曰：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棉者，勿种也。谚曰“歇田当一熟”，言息地力，即古代田之义。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或稞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三年而无力种稻者，收棉后，周田作岸，积水过冬；入春冻解，放水候干，耕锄如法，可种棉。虫亦不生。
又曰：棉田，秋耕为良。获稻后，即用人耕。又不宜耙细：须大土发岸起，令其凝冱。来年冻释，土脉细润。正月初转耕，或用牛转。二月初，再转。此二转，必木劳盖令细。清明前作畦畛，土欲绝细，畦欲阔，沟欲深。既作畦，便于白地上锄三四次。雨后锄为良，则土细而草除。锄白一当锄青二，去草自其芽蘖故。
又曰：凡棉田，于清明前先下壅：或粪、或灰、或豆饼、或生泥，多寡量田肥瘠。豆饼，勿委地，仍分定畦畛，均布之。吾乡密种者，不得过十饼以上，粪不过十石以上。惧太肥，虚长不实，实亦生虫。若依古法，苗间三尺，不妨一再倍也。有种晚棉，用黄花苕饶草底壅者；田拟种棉，秋则种草；来年刈草壅稻，留草根田中，耕转之。若草不甚盛，加别壅。欲厚壅，即并草禾奄覆之。
或种大麦蚕豆等，并禾奄覆之，皆草壅法也。草壅之收，有倍他壅者。惟生泥，棉所最急，不论何物。壅必须之，故姚江之畦间有沟，最良法。凡水土气过寒，粪力盛峻热。生泥能解水土之寒，能解粪力之热，使实繁而不蠹。谚曰：“生泥好，棉花甘国老。”但下粪须在壅泥前，泥上加粪，并泥无力。
又曰：种棉有漫种者，易种难锄，穴种者反之。漫种者，下种宜密；锄时，简别而痛芟之令绝疏。穴种者，穴四五核；锄时简别去留之。留不得过二。留二者，高五六寸，则以块亚其中而平分之，使根干相去，面面生枝，终不如孤生者良。简别之法，老农云“：一二次，锄去大叶者，此大核少棉种也。三锄后，去小叶者，此秕不实种也，或实而油病种也。”第此为杂种言耳。若纯用墨核等佳种，精择之，自无大核杂种，即全去小者。
又曰：棉子用腊雪水浸过，不蛀，亦能旱。或云鳗鱼汁浸之。凡种皆然。种棉须土实。漫种者，既覆土，用木碌碡实之；穴种者，覆土后，以足践之。
又曰：苗高二尺，打去冲天心者，令旁生枝，则子繁也。旁枝尺半，亦打去心者，勿令交枝相揉，伤花实也。摘时，视苗迟早：早者，大暑前后摘；迟者，立秋摘。秋后势定，勿摘矣，摘亦不复生枝。
又曰：锄棉须七次以上，又须及夏至前多锄为佳。谚曰：“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又曰：锄棉者，功须极细密。昔有人佣力锄者，密埋钱于苗根。锄者贪觅钱，深细爬梳，棉则大熟。
又曰：棉田沟侧，勿种豆。疑虑伤灾，利其微获者，是下农夫也。畦中尺寸空余，少俟即枝条森接。补豆一簇，并害旁苗十数，尤痴绝。赤豆害棉更甚。
又曰：凡种植，以早为良。吾吴滨海，多患风潮；若比常时先种十许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实数颗，即小收矣。但早种遇寒，苗出多死。今得一法：于旧冬或新春初耕后，亩下大麦种数升。临种棉，转耕，并麦苗禾奄覆之。麦根在土，棉根遇之即不畏寒。麦兼四气之和，性故能寒也。用此法，可先他田半月十日种。
又曰：今人种麦杂棉者，多苦迟，亦有一法：预于旧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亦可刈麦。
又曰：吉贝遇大水，淹没七日以下，水退尚能发生。若淹过八九日，水退必须翻种矣。遇大旱，戽水润之，但戽水后一两日，得雨复损苗。须较量阴晴，方可车戽。若能稀种，行根深远，即车后得雨，亦无妨也。
陶九成《南村辍耕录》曰：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妪黄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作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巾兑，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像祠焉。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
丘《大学衍义补》曰：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徵，惟丝粆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棉焉。府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皘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棉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棉，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吉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呆厶，而无木棉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徵赋，故《宋、元史食贷志》皆不载。
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粆盖百倍焉。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玄扈先生曰：陶宗仪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先生亦云“：其利视丝粆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徵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粆，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未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故论事者，多言“东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于孝子顺孙”，不虚耳。《松江志》又言：“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原此中之布，实不如西洋之丽密。曾见浙中一种细布，亦此中所未见者。徒以家纺户织，远近通流，遂以为壤奠，为利源也。第事势推移，无数百年不变者：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何树艺之独然，而织纟任之独不然也耶？安能禁他郡邑之人不为黄妪耶？今北土之吉贝贱为贵。反贵为贱？余居恒谓北方之人，必有从事者。若云彼土风高，不能抽引，此语诚然，顾岂无善巧之法。而总料其不然，亦未免为悠悠之论。故常揣度：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无所泄，即无以上共赋税，下给俯仰，宜当早为计者，人情多未以为然也。而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疋，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共价值仅当十之六七，则向所云吉贝贱故也。夫以一邑渐及之他邑，何难？既能其一，进之其十，何难？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难？吾欲利，而能谓人已耶？北土既尔，他方复然，则后此数十年，松之布竟何所泄哉？至于此，即当事者必有轻重经通之策。第吾侪自朝谋夕，窃谓宜及今兼事蚕桑，以济布匹之穷。或者又复以土地不宜为言。呜呼，虑始之难，甚哉，昔人有言：“未事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余唯幸余言之不验也。夫即余言之不验，而以数十日之功，收蚕桑之利；余日以事纺织，亦安所不便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