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德行、功业、言论、治学、为人与做事等多方面都为后世所推崇，这在湖南的影响更大。湖南人每每教子与教学，都多以曾国藩为楷模、为圣哲，皆以湖南出了一个曾国藩而骄傲。作为湖南人，曾在曾国藩的籍地湘乡读过书的青年毛泽东，同样非常推崇曾国藩。曾国藩的许多著作，毛泽东都曾认真读过，曾国藩的学习方法、读书路径，毛泽东都模仿着走过。他曾把曾国藩治学方法的许多言论奉为金玉良言，以曾的言论作为检查自己、鞭策自己的标尺。例如他检讨自己在学习上不重视课堂的系统知识，却只是一味追求个人兴趣时，曾说：“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泽东写这段话时是1915年，这一年他已经22岁。如此年龄，尤其对毛泽东这样成熟早的伟人来说，自然已有了自己的成见，因而不能说是太盲目了。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精神境界、经世之学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这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大量记载。毛泽东在这些方面评论曾国藩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在这里毛泽东是说，著名的人物也有“办事”之人，即只求功业，没有思想理论的人，也有“传教”之人，即有思想、有理论，传播而影响后世的人。他认为诸葛亮、范仲淹是前者，孔、孟等是后者，而曾国藩则是既建事业又有思想理论的代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之高。
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段话是在其论断“大本大源”时说的。他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写这段话时是1917年8月。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已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新思想，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有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向。这时的他主张：“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可见，毛泽东当时正是处于寻求救国救民的根本道理与道路，打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之际，大量研究、比较中国前代较有影响的人物，提到了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四位，其中以“大本大源”论，“独服”曾国藩一人。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大源”是什么呢？他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是想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创造出一种能根本打动全国人民心灵的思想、能根本号召“万夫走集”的理论，从而率领亿万人民去革命，去创造一个富强幸福之国家。此时他推崇曾国藩的“大本大源”，就已不再是青年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以曾为范本，进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了。
当然，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是以保卫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来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从而号召大众去围歼洪秀全的“异教异理”，对此，毛泽东是很清楚的。毛泽东要建立的“大本大源”不再是照搬曾氏的“大本大源”，但这个“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尚在探索之中。不久，毛泽东便找到了这个“大本大源”，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然而这个理论也不是从条文中照搬的，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其中曾国藩的东西他也吸收、借鉴了不少。有人举例说，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有着渊源和借鉴关系，这似乎不无道理。《爱民歌》歌词共560字，摘之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另外，毛泽东的许多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原则等，都受过曾国藩的不少启迪，从曾国藩的军事论述中均能找到印证。如曾国藩“人胜于器”的军事思想，“灵活变通”的军事原则，“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等战术理论，毛泽东都认真地研究、反复地实践过。
总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极高的，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些虽然都是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前的事情，但曾国藩的诸多方面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只能浅谈一二。
3.超级“粉丝”之蒋介石
当毛泽东及其师友们在研究和模仿曾国藩时，蒋介石也在努力地学习着曾国藩，并用曾国藩的思想行为作为自己的指导，还公开地将他奉为宗师。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也同那个时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样，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坚实的儒学文化基础，他尤其对王阳明的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由于当时潮流的推动，他也自然把曾国藩作为近世成功的儒者去学习。一种已成定论的说法是，蒋介石的一生学问，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严格地引导他学习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和他自己选择的曾国藩精神，这才使得他后来能够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从而成为孙中山倚重的“股肱”人物。
在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无论战斗生活多么紧张，蒋氏都要把伦理学、曾文正当作“日课”来学习，并按照曾国藩的一整套学习、自省等方法去进行。对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曾国藩是个身体力行的典范，而蒋介石亦完全按照这个范例的样子去实行。他不但用这套思想精神要求自己，还用它去教育子女、治理军队和推行政治路线。
蒋介石也曾谈论过曾国藩打败洪秀全之事，他的结论是：曾国藩的学问、精神胜过洪秀全。所以，蒋介石训练军队也是照曾国藩的那一套去做，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他读得烂熟，并且还进行了补编。他不仅自读自效，还用来训练军官、教育士兵。他言必称曾、胡，说：“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
蒋介石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在高度评价、极力效法曾国藩方面的代表人物。
4.超级“粉丝”之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尽管以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疑忌重重，但曾国藩毕竟对地主阶级政权赤胆忠心，替他们在疆场上冲杀，除掉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所以，清朝地主阶级视之为“中兴名臣”，尤其在他死后更是把他树为忠诚报效朝廷的样板。除了对曾国藩一生的活动全盘肯定，大加褒扬外，还追赐他为太傅，予谥文正，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宣诏国史馆立传。
他不仅在死的时候得到了最高的褒奖，而且在以后的40余年里，被统治阶级抬得越来越高，成为了他们仿效的偶像。包括后来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几乎是无以复加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政术、学术虽与曾国藩有小异之处，但他们都是极力学习、继承他的那一套，可谓大同。正如清末学者夏震武所说的“合肥（指李鸿章）、南皮（指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同时指出不光是李、张二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夏震武的评论不无过当之处，然而却大体描述了曾国藩死后的40余年，清朝统治阶级对他至高的评价，也说明了曾国藩的思想、行为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