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极为注重“熟”字的作用。他认为，古代著名文学家的文笔之所以能达到出神入化、云谲波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神妙境界，其实并非不可思议，而都是从熟练中来的。
曾国藩一直都很注重诗文学习上的熟练。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告诫儿子，如果打算学作五言与七言古诗，则必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也就是说，当你读前人的诗作读到自己的喉舌口吻几乎与古人相似，这样作出来的诗，自然便会有些前人的味道了。
写字也是这样。曾国藩常以自己写字“迟钝而不适于用”感到羞耻，认为“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与感受，他极为重视儿子的书法训练。
读经史文章也要求“熟”。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曾国藩又在家中告诫儿子道：“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
“文入妙来无过熟。”曾国藩认为，做文章的最高境界便是韩愈所说的“机应于心”，这种境界即为“熟极之候也”，即熟练到了极点的结果。韩愈是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文学家，由熟而臻于妙便是曾国藩推崇的进学之道。
第二，办什么事都要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当然，曾国藩也知道要做到熟练特别是精熟绝非一日之功。要达到这一境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不仅是各种技艺的精湛要有一个熟练的过程，便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古圣先贤的要求，也要有一个过程。曾国藩认为，古代圣贤在未达到熟练的境界时也是粗糙勉强的。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初八，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矩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恒言，曰“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在这里，曾国藩由写字推及天下的各种技术和事物，都是先立足一定规模，打下一些基础，然后才在这个基础和规模上不断提高，不断完善，不断追求，才达到精熟的境界的。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是先立足成圣的基础，然后不断追求和完善，才达到圣人的境界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之所以没能达到其师的圣人境界，也只是因为虽然立足了成圣的规模，但由于死得早而没能达到精熟。所以，曾国藩认为，所谓儒家最高的境界“仁”，也在于“熟”之一字罢了。
虽然，“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是求专求精的必由之路。
三、大誉靠德：良好的品格是成功的前提
几千年来，我们都极为推崇“三分做事，七分做人”之道。做人要受到世人认可，就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性和德行。有德的人，大家都会尊重你；有大德的人，会比有小德的人更具有影响力。
二十几岁之前，你就应该开始建立你的“德”，你必须通过你的“德”，来建立良好的声誉，形成日后建功立业的助力。你的“德”修得越高，追随你的人就会越多。
如何修德呢？德主要有“四大品格”：诚，敬，恕，谦。
通过终身不断地修炼这四个品格，你必定会成为一位有大德的人。
1.诚：至诚不欺，英雄基业
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认为，人纯粹至善的品质就是“诚”，“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受此影响，曾国藩将“诚”从哲学和伦理两个范畴加以诠解，即“专心纯一”和“不欺”。他认为“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将“圣学王道”的真谛简化成一个字，那就是“诚”。
无论是做人、治军还是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皆是一个“诚”字。
曾国藩推崇“诚”字，主要还是以诚作为实现内圣外王的途径和阶梯。他举例说：“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接着，他说：“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这个基业是什么呢？“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
“诚”这个根基稳固了，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建功立业。
2.敬：与人交际之道，以“敬”字为主
“敬”字是儒家学说中的“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身心涵养，也预示着这个人的人生路径与事业取向。自敬方能自尊，敬亲方能齐家，敬人方能使人敬己，敬业方能事业有成。所以曾国藩说，君子自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处。
第一，“敬”字是平时涵养之道。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明清之际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里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到宋代，居敬渐被发展成为一种修养的方法。“居敬”一词，出于《论语·雍也》，原文是：“居敬而行简。”朱熹读后注曰：“言自处以敬。”并且补充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开始专心精研理学。次年，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本朱熹的《朱子全集》，回家后就开始认真研读。为了求得治学之道，曾国藩向多个在京的名人求教。其中唐鉴告诉他要以朱子之书为宗，把它当作一门课程，认真研修。后来，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从此，曾国藩就严格按照二位前辈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把理学贯彻到自己平时的行动中去，个人修养、待人接物都以此为据。
第二，兴家之法，“敬”字一刻不可离。
家是一个人生命、事业的出发点，能否在家中获得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好的基础教育，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途。曾国藩在家教中非常注意“敬”的培养。
曾国藩认为，在家学会敬养父母，走入社会才会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时，一家之中有了“勤、敬”的门风，才会赢得族人、邻人的敬重。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还是从家族声望来说，“敬”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的几个弟弟在“勤、敬”上做好表率、督促子侄们认真践行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一点也不马虎，并时时以自己为例加以警示：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不要整天嘻嘻哈哈的，自己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有值得让人尊敬的根本，别人才会尊敬你。
对于亲友中出现的不肖之徒，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让他不要学人不好的一面，要谨小慎微，心中有知耻敬畏之心，然后说话、行事才会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否则，由于自己的不慎，别人久而久之已经习惯，对你的所作所为便不在乎，不尊重你，那你的成长就既没有了动力，也没有了压力，就会归于堕落。
除了谆谆教导自己的兄弟、子侄们以敬持家、以敬修身之外，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言传不如身教，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呢？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不敬的行为、言语，曾国藩常常在日记中表达出警醒、自责之意，以提醒自己。
第三，贤者敬而贵之，不肖者敬而远之。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多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质，这是在与人交往中为什么要“敬人”的根源所在。
在与人交往方面，曾国藩对“敬”字的体会是：
“敬”字惟“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
也就是说，无论对方人数多少，年龄大小，都不可轻慢，要礼遇有加，这样做既是尊敬别人，也显示出个人修养的层次。
曾国藩特别强调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以谐戏、轻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的不敬的言行，提醒自己改正：
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
第二年，曾国藩再次记载在吃酒席的过程中，因自己太放肆而自取其辱的尴尬，心中颇有自省之意：
席间，因谑言太多，为人所辱，是自取也。人能充无受尔辱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尚不知戒乎！
这种情形其实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大部分人也都曾经体验过。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一言不慎，一个举止的不当，引起恶语相向的事情很多。如果从自己这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做到“敬人”，自己不敬人，别人自然也就不会敬重自己，最后必然会自取其辱。当然，别人如果有气度、有修养，可能会对你的冒犯行为、不敬之语不加理睬，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内在的修身养性，到外在的待人接物，曾国藩都谈到了“敬”，其实内在的跟外在的是相通的，只有在内心对自己严格要求，才会有外在的待人接物时的“敬人”。个人修养达不到，要想要求一个人去很有礼貌地处理好人际关系，恐怕是不太容易的，即使在某种力量的逼迫之下，勉强为之，也是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第四，办事须有一种敬业之心。
从个人修养，到待人接物，都是做人的基础，是准备性工作，而成就一番事业才是为人臣、为人子者所孜孜以求的。
在治事过程中，同样要有一番敬畏之心。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曾国藩在给自己手下大将鲍超的信中曾谈到以敬治事的重要性：
足下数年以来，水陆数百战，开府作镇，国家酬奖之典，亦可谓至优极渥。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
敬业精神是办任何事都不可缺少的。心中有一“敬”字，则把自己所要做的时刻放在心上，不会轻忽，而且会集中精力，全力以赴，这样事情才能成功。
3.恕：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
曾国藩认为，恕是立德的根基，既是随机应变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以爱己之心爱人，在人际交往中，求同存异，则到什么地方都能打成一片，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有了“恕”字，就有了强大的人格凝聚力，这凝聚力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第一，“恕”字为养身之要，立德之基。
孔子将自己终身行之的道德准则归为“恕”。“恕”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德行将得到进一步的完成。
“恕”是以爱己之心爱人，是尊重彼此间的个性差异，求大同存小异，宽以待人，是集众人之长，纳众人之善，发展完善自己。
曾国藩强调“恕以待人”，“恕”字固然是待人之道，但首先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途径，否则心中无恕，即便待人以恕，也是伪恕。曾国藩以“恕”制愤，这在他的修身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他认为“恕”字是立德之基，并不过分。
曾国藩的深刻体会是：把自己放置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名利心就会淡泊一些，待人接物就会更开放一些。这就是“恕”字应有的境界：眼光远一点，胸襟阔一些。
第二，容得别人短处，乃是豪杰举动。
“恕”字的一个关键作用就在于容人之短，甚至是容忍在旁人看来不可容忍之事。韩信未出名时，在闹市上曾被人逼迫从胯下爬过，称为“胯下之辱”。后来韩信成为名将，汉代开国元勋，不但未找这些人报复，反而召他们来任以官职，其“恕”字精神实为旁人所不可及。曾国藩读到此处，叹赏不已。他以此为例告诫部下，称韩信之举为“豪杰之举动也”。
唐朝名将郭子仪是曾国藩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曾多次提及。除了郭子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外，曾国藩对他的“恕”字精神也深为折服。郭子仪的祖坟为人所掘，他不但不报仇，反而引咎自责，并未追究。曾国藩称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韩信和郭子仪都是曾国藩心向往之的模范，他自己在办事过程中，也以此二人为榜样，容人之短，与人为善。这在他用人政策上表现得最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