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围长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调京，由张亮基继任，张鉴于湖南局势严峻，责任非同小可，便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将乡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列名推荐，在推荐信中对左宗棠特别称赞：“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张亮基一到常德，就赶紧派人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左复信辞谢，没有答允。胡林翼写信劝他出山，这才使左宗棠决定应聘出山一试。
左宗棠这时已经41岁，他在围城中晋见了张亮基巡抚，两人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张随即将全部军事委托给这位新来的“参谋长”。从此，左的各种建议不仅都能被张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其知识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开始。
由于当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与之结识，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关于这点，在他们当时各自的私人书札中曾多有记述。如左宗棠是年与其婿陶桄的信中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次年初，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书中亦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
在这段时间里，曾、左互往信函颇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达成了许多共识。由于左宗棠在巡抚幕中，因此曾国藩不断把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曾国藩认为人才对地方建设十分重要，因此，也经常向左推荐一些人。因此，曾、左之间可谓合作无间，相得益彰。
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是曾国藩一生中几次艰难受挫的时光之一，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阵营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他在信中，甚至把左引为“骨肉至交”，热切期盼其能来助：
惟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搘，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先生若果惠然不弃，则请携老筠（郭嵩焘）俱来田镇一走。姓字已编入逃勇籍中，此中阅历，应较深确，弟另有书致之。所怀千端，纸不能悉。冀或者枉驾，痛切面陈，乃能倾泻耳。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左宗棠这时并没有加入曾国藩的阵营。但是，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胜利起到了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1855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可以说，在与太平军的对抗过程中，左宗棠在出谋划策上给曾国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尽管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意见相左，不再往来，但在成就曾国藩事业的道路上，左宗棠确实有过非常大的功劳。因此，尽管后来左宗棠曾向皇上告过曾氏兄弟的密，差点使曾氏兄弟犯了欺君罔上的大罪，但曾国藩还是原谅了他。
3.“黄金搭档”之李鸿章：传承事业，瞩意光大“门庭”之人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接班人培养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后来人不会掘自己的“坟墓”；另一方面也使其制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连续性。
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影响力却远没有结束。主宰晚清大政的李鸿章“薪尽火传”，内政外交，一脉相承，以至于清末学者夏震武这样评价：“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的识人功夫是极其高强的。他一见李鸿章，就以“国器”相许。其后不断栽培、磨砺，使李鸿章大受教益。但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之前，门庭狭小，加之二人在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而使李鸿章离开了祁门曾国藩的幕府，返回了南昌哥哥家中。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十八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辞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修班。在军事上，他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复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故出幕时对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
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式样，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的影子：曾早就使用洋炮，李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10位名儒，李来沪后也仿效他，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授心传于李，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急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条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已深谙内中之味。
待曾国藩通过各种方法，将李鸿章磨砺成大才之后，又将自己的底牌交出，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李果真不负师门重托，很快便成为上海滩的最大赢家。李一生的基础也在此间夯实。
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老成，在于他承认现实，即不促使矛盾激化，使之尽可能符合自己的预期目标。
曾国藩预感到与上海势力结合后的李与淮军将比湘军强大，而湘军将难容于朝廷，功高盖主后解甲归田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李与淮军无形中会对自己有保护作用，会对朝廷的处置功臣起到牵制作用。所以，当天京被湘军攻陷，湘军随即大量遣散时，曾便密函“谆嘱”李切切不可撤淮军。而李鸿章和淮军在日后也确实起到了曾国藩当初预想的作用。可以说，李鸿章是曾国藩最忠实的接班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