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不同类型的学者们都在重新构建对中国文史的认识。无论胡适的结论与老子的本意是否相符，都不能否认其引发学术争鸣的贡献。但就实而论，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无政府主义并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自从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以来，历代统治者与学者对此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例如，黄老道家将其发展为“垂拱无为”的大政方略，即君主垂拱无为，而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奋发有为。这可以视为一种下放事权的管理学理念。而在政治实践中，无为而治更多出现在新王朝建立的初期。由于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人口锐减、百业困顿，故而统治者会推行“无事”方针，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宽刑缓法。
但无论是谁，都没把“无为而治”理解成完全抛弃政府。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与道家“无为而治”画等号，是胡适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中分析道：“‘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这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放大炮的——老子——的无政府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其实是在用道家“无为而治”来诠释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这与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治学方针是一致的。
古代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而且古代学者与政治家也没有将“无为而治”简单理解为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例如，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理论集大成者的法家学者韩非子，就把“无为而治”视为天下太平后的理想境界。胡适推崇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这是一种对抗君主专制流毒的思想利器，于是希望借着梳理中国传统思想的机会宣扬这种主张。
所以，胡适致力于从古典学说中寻找与自己理念相合的内容。无论是从儒家孔子学说中挖掘科学精神，还是从道家庄子学说中寻找生物进化论，都是为这个治学目标服务的。把老子尊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堪称胡适实用主义治学方法的典型运用。
玖
道家真能做到无为而治吗？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儒家是积极入世的，道家是消极避世的；道家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儒家是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是，道家用于修身养性，而儒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言下之意，道家是出世之学，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尽管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听起来境界很高，但不少人会质疑这个治国主张真能落到实处吗？
在胡适看来，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完全可行的。按照他的解读，无为而治是一种不干涉主义（或曰无政府主义）策略，与当时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
胡适是这样解读无为而治的。他说：“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说：最高的政府，使下面的人仅仅知道这个政府……所以第一句‘太上，下知有之’六个字是很了不得的。这种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还要早。同时，由这个观念而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思想。所以我们中国在政治思想上舍不得把《老子》这部书抹煞掉，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思想家，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不干涉主义的老子。”
胡适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还与国粹派学者展开过“笔战”。但他对道家的无为而治十分推崇。他将无政府主义视为先进的政治思想，换言之，被他诠释为无政府主义的“无为而治”理论也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黄老道家经典《淮南子》给胡适提供了许多启发。他从中总结了道家无为而治理论的两大特征：“虚君的共和主义”；“众智众力的民治主义”。
所谓“虚君的共和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黄老道家“垂拱无为”的治国方针。君主垂拱无为，不独断大政，而将事权下放给中央文武百官与各地郡县长吏，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上无为而下有为，各尽所能，各得其宜，最大限度地避免君主专制带来的负面作用。尽管政治制度依然是帝制，但统治方式已经变成了距离君主立宪制仅一步之遥的开明专制。
所谓“众智众力的民治主义”，则是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在君主虚位无为的前提下，政府让基层百姓自治，依靠众智众力来协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从根本上说，胡适是在用西方的民主自由理论诠释道家的无为而治。当时的学者在比较中西方文明时有个默认的大前提，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必须学习西方以求自强。因此，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传播自由主义开始，中国的学者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六经注我”的治学思路。也就是说，某个经典本来的意思是怎样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借助传统学说来注解“我”的思想。
于是胡适以西方思想的眼光来看待道家，试图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先进文化进行对接。道家的无为而治理论就是他选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并不满足于做单纯的学术研究。他也尝试过用道家的思想来解决社会问题。出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崇，胡适在研究道家学说时把各种“干涉主义”理论批判了个遍。他曾经认真思考过乡村建设问题，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了《无为而治和农村救济》与《再论无为的政治》两篇文章。由此可见，这位实用主义者对道家无为而治的应用价值深信不疑。
那么，号称“出世之学”的道家学说，是否能用于治国理民呢？从历史经验来看，答案不是否定的。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与庄子。老子最终从周朝辞官，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只给世人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与无数真假难辨的传说。而庄子入世的最高成就，也不过是在漆园做小吏。他后来也退隐山林，逍遥出世。两位大宗师的人生选择带来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让众生以为道家仅仅追求个人逍遥，而不关心天下变迁。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按照当代学术界的观点，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家，其实是由三个不同的流派构成的。所谓出世之学主要指老庄道家一系，而汉初文景时期采用的是积极入世的黄老道家。还有一派是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战国杨朱道家。这三个道家学派分支都提出过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胡适所推崇的超然于政权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老庄道家与杨朱道家。而把“无为而治”思想直接用于政治实践的，则是黄老道家。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这段话表明黄老道家继承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以此为哲学基础。
司马谈又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由此可见，黄老道家其实是以老子道家为主体、兼收诸子之长而形成的新学说。这种百家融合而成的新道家，善于顺应社会时势需要（与时迁移），操作方法简明易行（旨约而易操），实践效果良好（事少而功多）。
这番好评并非夸张。事实上，从战国晚期开始，诞生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就逐渐在诸子百家中占据主要地位。不仅如此，据出土秦简《为吏之道》所述，秦国官府培训文法吏的教材兼容了法墨儒道等学派的思想，其中的道家成分恰恰来源于黄老道家。这从侧面说明，黄老道家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秦国朝野。
尽管秦朝终因严刑峻法而骤然灭亡，但黄老道家并没受到焚书坑儒的冲击，反而在西汉前期一举跃升为统治者认可的官方学说。
西汉名相萧何、曹参都是大秦文法吏出身，他们不仅在年轻时受《为吏之道》的长期熏陶，汉并天下后也与黄老道家学者往来密切。无论是制定汉家制度的萧何，还是“萧规曹随”的曹参，都是在黄老道家思想的指导下治理天下的。
众所周知，西汉的“文景之治”是秦统一后第一个治世。汉朝君臣以黄老道家为本，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略，使得自秦末动乱以来遭受极大破坏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如果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开辟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等壮举。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而治在特定的形势下，有着其他学派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最大的治国功效，就是在国家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保障社会经济的有效复苏。尽管道家“无为而治”不能简单等同于胡适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但这种讲究“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的治国主张，的确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的一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