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逻辑与哲学》一文中写道：“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这在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今后的职业定位为哲学，而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则要依靠历史来完成，其余时间我通过文学来’自娱自乐‘。”
胡适留学美国的时候，曾制定了一项读书计划——他将攻读哲学放在了首位，将文学、科学等学问放在了次要位置，仅为辅助哲学而学。他跟着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学习西方哲学，并深受对方的影响。1917年，他回国之后，在北大教授哲学课，并在1919年出版了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见，他确实是将哲学当做了自己的职业，并一直为之努力着。如果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白话文的急先锋，那么，在哲学研究上，他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更为巨大的。
胡适说：“我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治学方面具有开山作用……但愿它成为用中文以外的任何语言向西方介绍古代中国各伟大学派的第一本书！”据历史发展来看，胡适所言不虚。他所说的开创性不仅贯穿他在哲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在他研究历史、文学等方面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壹
胡适对“科玄之争”有着怎样的认识？
实用主义一直与科学有着密切联系，属于近代科学的产儿。在胡适看来，这种哲学论据与以前的哲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在文章中写道：“从前哲学的大病就是把知识思想当作了一种上等人的美术鉴赏力，与人生行为毫无关系；所以从前的哲学钻来钻去总跳不出’本体‘’现象‘’主观‘’外物‘等等不成问题的争论……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胡适是实用主义的拥护者和推行者，所以他十分看重人生观问题。实用主义学派对人生观问题的理解以及阐述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赞扬，他还对这种阐述进行了进一步论证，这是与在传统儒学中寻求新的人生观的玄学派相对立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展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崩塌，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只不过，西方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呈现出一种衰败景象。东方的儒学大师们看到这种情况，便高喊“西方文明崩塌了”的口号。
1918年，梁启超、张君励等人对欧洲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西方国家在战后屡有破产现象发生。他们将当时欧洲文化界的那种悲观论调生动地描绘了下来，并认为这是西方人太相信科学了，所以招致了这样的惨状。梁启超认为，人们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依托。他说：“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科学世界里是没有上帝和天堂的，任何人都应该没有顾忌地大胆享受，善恶都由必然法则来掌控，个人的欲求应该得到相应满足。在梁启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自私主义极度膨胀过程中的产物。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为人类带来美好的一切，只会让人们身处危险和灾难之中。总而言之，“科学破产了”！
鉴于西方国家因“迷信”科学而招致的惨祸，梁启超企图通过复兴中国文化来拯救人们于水火。他认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几位圣人，他们的学说思想一直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如今，他们应该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同时，中国人还可以用这种精神去点拨身处灾难之中的西方国家。张君励对梁启超的“科学破产说”进行了推波助澜式的宣传。他认为，无论科学多么发达，都不能解决人们精神上的问题，尤其是人生观的建立上。他说：“人生观，主观的也，直觉的也，综合的也，自由意志的也，起于人格之单一性者也。此五特点者，言其变动之由来也，非所谓之后加以科学的说明之是否可能也。”在张君励看来，人生观都是由人类的主观意志所支配的，因此他主张人们应该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
但丁文江的观点正好与梁启超、张君励相反。他说：“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产物。丁文江认为不应该将战争归咎于科学，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当时胡适并没有参与“科玄之争”的早期论战，但经过他的仔细观察和研究之后，他决定支持科学派。他认为，科学精神在人们建立人生观之时可以发挥出重要指导作用。
他说：“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然以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惯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
胡适认为，此时的中国既没有因科学而富强，也没有因科学而落寞，国内的各个方面都不太发达，国内迷信之风盛行。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产不够……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胡适对丁文江等人的观点十分赞同，他对他们所具备的这种科学精神也极为赞赏。不过经过多方研究，胡适发现，科学派对科学的坚持有失偏颇，他们只是坚信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人生观问题，但随后就将研究论题转移到了“科学知识论”上面，而不顾起初提出的题目——人生观问题，可见，他们也不知道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子。为此，胡适利用实用主义对科学人生观进行了一番研究和分析，指出：“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
胡适认为应该通过科学手段对人生观进行全面剖析，使用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回答人生观的问题，探查最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又会得出何种论证。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根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然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胡适就是通过科学知识或手段来破除人们的迷信意识，让他们正确理解和认识生活中各种难以解释的现象的。他强调，因为有了科学，很多迷信的论证根本就不用多思量，就可以判断出其是荒谬可笑的。同时，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和人们对大自然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在胡适看来，科学不仅仅可以满足人类的征服欲，还可以让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
他曾这样富有诗意地描写道：“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智慧‘的机会。”他直接将这种依据科学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命名为“科学人生观”“自然主义人生观”。
但是，到底要怎样才能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呢？胡适认为，很多人都相信人生观是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转换而成的，所以都相信人生观上的一致与否可以通过后天调教得来。如果我们坚持的“科学人生观”将来通过教育进行传承，最后也能达到“有神论”那样盛行的一个时代。如果真达到了那种普遍程度，那么就达到了“大同小异的一致”了。胡适就是企图通过教育，扩大科学人生观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接受并认可这种观点。
胡适始终认为，思想、知识等因素可以支配一个人的“人生观”。在他看来，“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事实上，人生观的形成的确离不开宣传和教育，但宣传和教育又左右不了人生观的形成方向。从根本上来说，人生观的形成，主要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因此可以说，胡适对科学人生观的分析还存在着一些漏洞。他仅仅依靠主观行为去宣传他所谓的“科学人生观”，但根本没有碰触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问题。虽然他对一些超自然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却未从客观实际出发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这样就给了玄学派可乘之机。
只是，不管怎么说，胡适所提出的“科学人生观”对玄学派的复古活动进行了有效抵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反封建意义。他所提倡的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值得后人肯定和学习的。
贰
胡适对戴震哲学思想有怎样的认识？
戴震是清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都颇有研究，并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曾经公开宣称戴震是“前清学者第一人”，并在其著作中对戴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知也。”
胡适也对戴震十分推崇，他曾多次提到戴震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他还在自己的作品《戴东原的哲学》中如此写道：“他（戴震）在经学考据的方面，虽有开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的成绩早已超过他了。他在哲学方面……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
胡适认为，戴震在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鲜有人及，他在思想上具有伟大的魄力，让人佩服，但其最主要的成就还是体现在哲学方面。在胡适眼中，近代以来，戴震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无人能及。
戴震在其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中，对自己的哲学主张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近代哲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胡适对此做了详细评价：“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胡适将戴震与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并列，足以说明戴震在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在胡适眼中，戴震就是“反理学”的先驱。
戴震早年师承于音韵学家江永。由于当时江永对“程朱理学”研究颇多，所以在学术上倾向于理学，那时戴震因受到老师的影响并不排斥义理之学。他承认宋儒“得其义理”，但他认为宋儒对理学的认识存在缺陷。根据胡适的分析和考证，1756年，戴震在哲学方面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后，戴震前往扬州治学，深受颜元和李塨等人的影响。胡适认为，戴震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戴震认为，“空所依傍，而唯求其是”。所以，他不仅想要在考据学方面有一番作为，更想在哲学上做出更大成就。
在胡适看来，戴震在哲学上的论证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胡适还对戴震的天道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他从《周易》的《系辞传》入手，而《系辞传》的宇宙论实在是一种唯物的，自然的宇宙论，故王弼可用老庄的哲学来讲《易》，而宋儒自周敦颐、邵雍从道士队里出来，也还可依附《周易》，做成一种儒道糅合的自然主义。”胡适很早之前在自己的论述中就对戴震的这种哲学思想下了简单的定义。他说戴震：“只认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
而戴震的哲学宇宙观更是不同于宋儒，胡适将其归结为三点：其一，天道的存在形式就是气化流行；其二，气化可以做到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其三，气化流行和气化的生生不息是有迹可循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戴震的宇宙观建立在动的基础上，这与宋儒建立在静的基础上的宇宙观有着本质区别，具有十分鲜明的科学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