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年代是复杂的，1898年的人物也是复杂的。一个时代有一些占领舞台中心的人物，唱着那时代的大旋律，1898年的康、梁和菜市口蒙难的六君子便是这样的人物。一个时代又有诸多并不占领中心位置，甚至只是处于边缘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这些，才构成历史的真实。真实就是矛盾的叠加和纠结。历史就不是单纯。这些人中有的甚至还站在了潮流的对面，说着和做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却是违逆时代潮流的言行。滚滚的时代洪流冲走了他们可怜的身影，却依然留给后人以无限的言说。从这点看，尽管是一些被历史所唾弃和谴责的人事，却依然充当了有用的材料，充实和丰富了人类精神史。
这样说，并不是为那些处于大时代而未能为推进这时代向着光明进步的人们作辩护。我们只是说，一个时代除了呈现为主潮的那些事象之外，也还有许多不容我们忽视的非主潮的事象。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时代的丰裕，是由许多因素杂糅而成的。我们可以把事理剖析得透彻而简明，然而，历史本身却是一种凑合和融汇。
把话题拉回到苏曼殊上面来，从他的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以看到，在他的放浪形骸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因素，身世的飘零、个性的孤寂和奇兀、过人的聪颖和敏感的心灵……然而，最后不可疏忽的则是他处身其间的时代。1898年大动乱产生的时候，苏曼殊已14岁，已经是略通世事的少年人，他不可能不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酷烈和惨痛的氛围，这氛围不会不给他以刺激。而当此时，他因家境的困窘而不得不东渡扶桑，在那里接受教育。待到学成，他亦已成年，便投身于1898年未完成的事业，而这种事业对于苏曼殊来说，也还是永远的“未完成”。
读苏曼殊的诗，无处不感到他诗中充满着的浓重的感伤和悲怆，但他又出以轻灵，这是他诗歌让人着迷的地方：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收拾禅心侍镜台，粘泥残絮有沉哀。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为调筝人绘像二首之一》）
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东居杂诗》）他的诗总是有丰富的组合：狂歌走马，行遍天涯，应当说是颇为豪放了，相逢之时却别有伤心情重，只剩下尚未凋落的寒梅，装点着无尽的凄清。动人的还是这种情绪的纠结。另一首也是，收拾禅心而未忘粘泥残絮的沉哀，正是忘与未忘之间，那袅袅的香烟升起之处，却映照着昔日如血的胭脂泪！应当说，苏曼殊诗情的一缕哀弦，是家事国事的沉重的聚合和投影，正是那浓重的年代所蒙翳的无边的阴郁。
但不是由此我们却宽宥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丁丁在40年代对他发出的总的评论，确系坦直的陈述：“在列强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官僚的黑暗政治多层压迫之下，格外急切地需要革命；所以一般先觉者，因独见那里黑暗而叹惜的，也会叹惜变成怒吼；因洞察污浊而消极的，也会消极变成积极，遏制个人主义的浪漫性，而站到纪律的为社会底斗争的前线。所以，以曼殊大师生长的年代，为了身世有难言之恫而早年出家，以及传统思想的劣根性深深地范缚，因而成了一个消极的放荡的所谓名士、不能积极的为人类社会革进的战士，虽然是可予以相当的原谅，但无庸讳言，这也是大师的一个绝大的缺点。”
以《天演论》的翻译出版为标志，再加上林纾对于文学作品的译介，从严复到黄遵宪，从黄遵宪到苏曼殊，当然更包括了主张并实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一批人，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会点上，中国文人结构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批与旧文人迥异的，直接面对、并且一定程度上还直接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
他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素质，而且还导致文化思想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受崭新的西方文化的诱惑和冲击。中西文化和新旧思想不仅在部分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展开。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张灏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述——一般来说，中国的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同的关系惑到烦恼的话，那末，他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巳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部纷纷涌进中国，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那时夜色浓重，黑云层层翻滚着，要吞没闪电过后的那一点点明亮。当所有的火种在这古大陆的黄土层上都无处埋藏的时候，那些播撒光明的人，只好把它挟带到了远离吞噬星火的地方。公元1898年即将过去，在这黑色之年留下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受通缉而客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于从惊魂不定的逃亡生活中安定下来，一批中国流亡者在日本的横滨酝酿着一份新报纸的诞生。
这一年的12月23日，《清议报》作为维新派仅存的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正式出版。这份旬刊为了表示自己的信念，采用孔子纪年。发行兼编辑署名“英人冯镜如”，实际上是由梁启超主持，麦孟华、欧榘甲等协作兴办的。梁启超在该报第一册发表了《横滨清议报叙例》。这篇叙例一如梁启超一贯的文字，有宏大的气势、高远的意境，是一篇充满才情的散文。他首先从世界的大趋势进人中国社会现实的话题：
輓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抑之愈甚者变之愈骤，遏之愈夂者决之愈奇。故际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之干戈惨醒。吾尝纵观合众国独立以后之历史，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如奥、如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国势岌岌，危于累卵，不绝如缕。始则阴云妖雾，惨黯蔽野；继则疾风暴雨，迅雷掣电，旋出旋没，相搏相击，其终乃天日忽开，赫曦在空，和风甘雨，扇鬯群类。世之浅见者徒艳其后此文物之增进，民人之自由，国势之勃兴，而不知其前此抛几多血泪，掷儿多头颅以易之也。梁启超这番话，意在鼓励受到变政失败重大危难袭击的国人，告以有追求必有苦难相随的道理。举的是当日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民主进步，都是以流血牺牲所换取，而决非坐享其成。总之是，阳光灿烂的明天是以今天的阴雨雷电为代价的。这篇《叙例》刊于《清议报》第一册，可以看作是刻刊未曾言明的“发刊辞”，是“首章明其志”的意思。可是此文却提供了放眼全球的大视野和纵观成败的大胸襟，是很能体现1898年的危亡之际的大气势的雄文。
回到现实中来，梁启超回顾说：“乃者三年以前，维新诸君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兹政变下封报馆之令，揆其事实殆于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欧洲各国之情形大略相类，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的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也，我黄色人种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这说明，这份报纸是在政变当局封禁维新报刊之后，作为《时务报》的继续，一种保存进步火种的办法和措施。这是挫折，然而更是机会。从梁启超当日这些言论看，却是一种不畏挫顿积极奋斗精神的展示。
坚定的宗旨
《清议报》第一册刊登的该报四条宗旨是：“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这四条依然表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长远的目光。它说明，这份报纸的创立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应急的举措，而志在长远的提髙国民的学识，最终以改善民众心理素质为指归。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学术建设、加强与邻国联谊的国际交流的世界性视点，有力地体现出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尤为可贵的是，至今我们仍能从中体会到它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心态。
1898年的灾难，造成了中国改革局面的大倒退，六君子蒙难，康、梁等出走，进步的报荦被封，维新派和同情维新派的人被放逐，是一片秋风萧飒的景象。《清议报》在横滨的创办，代替了那些受到损毁的言论阵地，有力地接续了维新变革的舆论传播，它是火种绵延的证实。《清议报》对受到这一灾难事件袭击的处于彷徨中的人们是一个鼓舞——尽管当日普通民众基于条件很少知道这种存在，但在知识分子中却有它相当的影响。这就叫做：石在，火是不会灭的。
我们今日仍然从报纸的主持者那里看到了坚定和信心。这对当日受到震动的士民是有力的慰藉。事实上，《清议报》创立之后，通过自己的立论，致力于受到事变震动的国人的心理调整，许多言论，均是以积极前瞻的姿态导引人们从悲哀颓丧的深渊.中拔足而起。欧榘甲以《论政变与中国不亡之关系》为题，针对时人以为政变发生中国沦亡的认识，讲了关于存亡的道理：中国之亡也久矣，若其复存也，实自政变始。圣主幽囚一周年，乃为吾国民开独立之基础也；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苏建国之思想也。有独立之基础，有建国之思想，虽强邻入此室处，日施其潜移默化之术，欲使之就其范而不可得也。虽伪政府遍布罗网，加以汉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羁轭而不可得也。呜呼，戊戍变法抱杞忧辍拊膺太息曰：“中国亡矣！”而孰知未政变以前，中国若不亡乃真亡，既政变以后，中国若既亡实万无可亡之理乎！
这篇言论很有力，它通过存亡名实的辩证思维，讲述了挫折将为发展带来生机和希望的道理：在过去的“平静”中潜隐着灭亡的一切条件，而在今日的看似肃煞的沉寂中，却酝酿着再生的动力和契机。该文从“政变后之民心”和“政变后之民智”两个方面展开论点，论证政变失败正是“中国不亡”的道理。舆论在这里成为了最直接的手段，激发处于“失败”的境遇中的国人，于黑暗中昂然而起争取光明。
关于成败存亡的道理，是当日报纸主持者确定的言论要务。在欧榘甲之前，已有梁启超名曰《成败》的专文。该文也发表于《清议报》气他首先从“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说起。“所谓无所谓成”，是指事物进化无止境，“进一级更有一级，透一层更有一层。今之所谓文明大业者，自他日观之，不值一钱矣”，认为，欲求所谓“美满圆好毫无缺憾”是永远的不可能。“成”是无止境的，因此说“无所谓成”。他讲述的重点是在“无所谓败”上。这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
何言乎无所谓败？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近远，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尽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补益，故惟曰孜孜，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若怵于日前，以为败矣败矣，而不复办事，则遂无成之一日而巳。这就是言论的作用：给受到挫折的仁人志士以至广大的国民以激励，指出眼前之“败”乃是种下日后的“成”的种子，看似失败实是为成功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