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一、“前17年”蓄势待发
也许有—个当代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所习焉不察——在前30年（1949—1979年）、尤其是“前17年”（1949—1966年）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中篇小说与她的“姊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相比较，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当长篇蓬勃繁荣成为文学主流，当短篇佳作选出引领一时风骚，中篇小说却还在蹒跚学步，呈现出严重发育不良的衰势。就此一情形而言，军旅小说也不能例外甚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旅中篇小说领域里，既少《红日》、《红岩》、《林海雪原》式的名著，更无王愿坚、茹志鹃式的名家，仅有几部有较大影响者，也都是因为改编了电影的缘故——但又因此造成了只知有电影（如《上甘岭》、《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而不知有中篇小说的尴尬。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往远里说，“前17年”军旅中篇小说这种特定题材的文学体式缺乏良好的承传与深厚的传统。“承传”一面指的是现代文学，“传统”一面指的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
往近里说，新中国之初的军旅小说家们，多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小知识分子（中、小学文化者居多），战争经验丰富而文化（文学）修养欠缺为基本特点。战争结束之日正是战争文学的开始之时。他们对于战争的歌颂、咏叹、回忆、倾诉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两种形式（体裁）。一是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郁的自传和纪实色彩，艺术上也许幼稚、粗糙，但以生活扎实、感情真挚胜出，成功者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等不乏其例。二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易于学习和掌握乃至藏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者如王愿坚、茹志鹃、刘真等亦不乏其人。如此一来，那不长不短、既需要生活（一定篇幅的容量）又需要技巧（如结构与语言）的中篇小说反而变得不易驾驭了。再加上整个当代文学对中篇小说艺术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基本阙如，可资借鉴的名家名作亦难寻觅，故而敢涉足中篇小说的军旅作家少之又少。这一“远”一“近”的多重原因，最终导致了“前17年”军旅小说长、中、短三种体裁之间严重失衡的奇特现象。
“前17年”的军旅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主要作品有：《火光在前》（刘白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活人塘》（陈登科）、《上甘岭》（陆柱国）、《地上的长虹》（徐怀中）、《辛俊地》（管桦）、《九级风暴》（陆俊超）、《小兵张嘎》（徐光耀）等等。
二、80年代“应时而兴”
准确地说，20世纪中国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春风吹拂文化的原野，坚冰解冻，万物复苏，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思考权和话语权，实现了从政治高压和文化桎梏下的“失语”状态向自由自主表达的“知识分子话语”转化。
学者的“话语转换”成果“显露”为论文或专著，而小说家们的“成果”当然“显露”为小说了，而且尤其是中篇小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至1979年，已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名作面世。待到1980年，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宗璞的《三生石》，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开拓者》等优秀作品声威大震，使方兴未艾的中篇小说势头更加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初，中篇小说的产量已达到数百部之多，甚至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而且不断持续增长。到80年代中期，年产量已突破了干部大关，与此同时，中篇小说作家和中篇小说文体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共同走向成熟。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以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终于在80年代迎来了中篇小说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以此修正了当代中国文学小说世界的长期的失重，真正奠定了短、中、长篇小说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中篇小说的热潮，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旗号呼啸前进，滚动发展，推出了一批批新人新作，直至如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热卷土重来，中篇小说的旺势始见弱化而趋于平缓。
相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兵作战，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面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如果说，“前17年”军旅文学主要以长篇小说为标高，那么，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
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地突破“左”的束缚，大胆地揭露现实主义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17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实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上佳表现的主要作家有：徐怀中（《阮氏丁香》），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克（《飞天》、《康巴阿公》），彭荆风（《师长在向士兵敬礼》、《云里雾里》），朱春雨（《沙海的绿荫》），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莫言（《红高粱》系列），朱苏进（《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乔良（《大冰河》、《远天的风》、《灵旗》），苗长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周梅森（《军歌》、《大捷》、《国殇》），韩静霆（《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唐栋（《沉默的冰山》、《愤怒的冰山》），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张廷竹（《黑太阳》、《支那河》），雷锋（《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横槊捣G城》），李镜（《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周大新（《走廊》、《铜戟》），王树增（《鸽哨》、《红鱼》），李本深（《沙漠蜃楼》、《吼狮》），崔京生（《一个军人和他的倒影》、《神岗四分队》、《第六部门》），简嘉（《没有翅膀的鹰》）等。而女性作家刘宏伟的《白云的微笑，和从前一样》，成平的《干杯，女兵们》，王海鸽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肖于的《绵亘红土地》，毕淑敏的《昆仑殇》，张欣的《遗落在总谱外的乐章》，曹岩的《棕色雪天》等清丽、柔婉之作，也不失为80年代军旅中篇方阵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
三、90年代“余波绵延”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与“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在80年代末逐渐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煊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策略。对此，作家们都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点和新的定位。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旅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旅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经过10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仰角》、《突出重围》、《英雄无语》、《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长篇军旅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不过，在这支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家队伍中，依然还有不少执着于中篇的作者，譬如张卫明（《英雄圈》、《双兔傍地走》），何继青（《兵道》、《军营里的股民》），黄国荣（《履带》、《陌生的战友》）等人都写出了新的中篇代表作，而非军旅作家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大妈》），尤风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等人的加盟，亦在另一侧面支撑了军旅中篇小说阵容。此外，一些女性军旅作家不断地超越自我，也在中篇创作上有所作为，譬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裘山山的《结婚》等也都是90年代的可观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