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相比较诗歌、散文、速写、报告文学等短小、灵活、便捷的文学体裁而言，小说无疑是一件笨重的武器。它在短时效、近距离地反映急剧动荡的战争生活方面，不免有些滞后或力不从心。当我们翻检一部现代（武装斗争时期）军事文艺史时就会发现，军旅小说实在算不上一个特别活跃和发达的部门。这当然是受到战时我军文艺队伍的基本素质和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印刷出版等等条件的多重制约。就前者而论，战时的军队还难以培养和产生出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就后者而论，小说和它的表现对象之间往往需要拉开适当的距离。因此之故，红军草创时期的军旅小说几成空白就不难理解，由新文化运动催发的中国现代小说大潮一时还无法波及这块特殊的领域，即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譬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老舍的《火葬》、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等，也多出自大后方或非军旅作家之手，和战争生活、军人情感等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膜，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此一阶段，军旅小说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大概只有孙犁的短篇《芦花荡》、《荷花淀》等少许篇什。在轰轰烈烈铁流千里的解放战争期间，以反映快捷取胜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仍然独领风骚，刘白羽带有相当浓郁的纪实色彩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是这个时期不可多得的军旅小说，而马烽、西戎的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就更是一个特例。简捷说来，从我军创建到共和国成立（1927—1949），其间22年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画卷还尚未来得及在现代军旅小说中得到稍具规模的艺术展开，它将丰富的矿藏和深厚的期望寄托于新中国。换言之，正是武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
一、长篇小说的“蓄势”与“两次浪潮”
共和国诞生伊始，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捷足先登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无形中便具有厂新中国军旅小说开山之作的某些意味，因而格外为当时文坛所关注。随之逶迤而出的还有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的《活人塘》、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等一批军旅题材小说。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刻帶来军旅小说园地的百花争艳。最直接的冲击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战争再度成为全中国的焦点，战争也再度显示了它对文学体裁的严格选择，尽管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迅速收获了《三千里江山》（杨朔）、《东线》（寒风）、《突破临津江》（海默）、《上甘岭》（陆柱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等颇有分量的中、长篇作品，但它们对于文坛乃至全社会的震撼力，仍然不如魏巍们的战地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和未央们的战地诗歌（如《把枪给我吧》）来得深刻和广泛。当代军旅小说的真正繁荣，还在等待着一个更加安宁、稳定、祥和的生长环境。
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大陆边境剿匪的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最终挣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在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共和国的建设之余，也常常不免沉浸于遐思：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何以诞生？她穿越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和万水千山？人民军队又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在这中间都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人物？人们渴望详细地了解这一切。仅仅读那些精短的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了，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能够更高、更深、更广、更生动、更传神地描绘历史风云、反映战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质言之，50年代中期的大陆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与市场。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也正在悄然地形成并逐渐地成熟。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批有相当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的资深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等；二是一批担任过部队文化宣传或战斗团队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吴强、曲波等；三是一批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军入伍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如徐怀中、王愿坚等。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宣传干事、宣传队员、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或者部长、政委，他们和人民军队一道成长，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共和国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此前他们中间还少有人写过小说，甚至缺乏文学和文化的准备，更不存当作家之念想。但是，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眼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要倾诉——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倾诉对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感动，倾诉对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某一个冬夜行军途中的那一串火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50年代中后期相继发起的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征文活动和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广泛征稿，更给这些倾诉者们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并且提供了更加开阔深入的原始素材和更加优良的写作环境。至此，人们的“倾听”热望和一支潜在的军旅作家的“倾诉”热情，完全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同构”，为当代军旅小说大潮的汗漫而出做好了充分的“蓄势”。
1954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文坛，被称之为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冯雪峰语）。它以高昂的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它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它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军旅小说开始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汇人这一“主流”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以及中短篇小说《平原烈火》（徐光耀）、《五彩路》（胡奇）、《小英雄雨来》（管桦）、《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等。它们汹涌奔腾浩然作势，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个浪潮。稍后，时至五六十年代之交，围绕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又有一批优秀的战争小说蜂拥而至，其中长篇小说有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晓明和韩安庆的《破晓记》、柳杞的《长城烟尘》、丁秋生的《源泉》、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柯岗的《逐鹿中原》等，以及中短篇小说《辛俊地》（管桦）、《小兵张嘎》（徐光耀）、《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王愿坚）、《百合花》（茹志鹃）、《长长的流水》（刘真）等等，它们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而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则是这两次浪潮中的波峰浪尖。
当然，所谓“两次浪潮”主要是从量的角度而言，究其实，它们不过是两个波次的平面展开，而并非质的纵深推进。作出这种判断，倒不仅仅因为后来的作品从成就到影响都还未超出此前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而更多的是关涉它们价值取向的同一性和强烈、鲜明而单一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它们成为一时的主流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和当时激烈的社会情绪与高蹈的意识形态的严密契合。它们的基本主题是讴歌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浪漫的理想主义。在风格基调上多受益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高亢与激昂，在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与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消化倒并不充分。在语言锤炼、意境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等诸多方面显得共性大而个性小，不少作品还不免粗糙和稚嫩。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首先是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热情渴望；其次是表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适应了人们最一般的审美需求；最后，是相当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编成电影等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和舞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领域。毫无疑问，它们是当代中国军旅小说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前17年”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远远逸出文学的范围，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换一角度看，以一种更加文学的眼光、更加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譬如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铸造民族精神、解剖战争后遗症等尺度多方位多层面地审视这批作品时，就无可讳言地要承认它们的封闭性、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罢。
二、相对统一的美学特征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旅长篇小说，受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美学特征。这一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以其高扬的英雄主义主旋律、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基本奠定了我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审美风范。
第一，高扬的英雄主义旋律。早在1953年，周扬就说过：“我们的作家为了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前1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中出现了大批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和美学风范。智勇双全少剑波、孤胆英雄杨子荣和宁死不屈的江姐、许云峰、齐晓轩、华子良等无数高大的人物形象长久而神圣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综观“前1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让英雄更加完美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遵循的法则。当然，英雄不见得就是伟人，他可以是指挥员、指导员，同样也可以是炊事员、普通战士、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品德，顽强的意志，英勇的斗争精神，即使写到他们的缺点，也大多只是行动鲁莽、遇事不冷静等近乎“可爱的缺点”，并且还会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逐渐改过。特殊的时代背景形成了读者对完美英雄形象的期待视野，也形成了作者对英雄人物不遗余力的尽情歌颂，社会整体的力量使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越来越脱离其人的品质而呈现出神的色彩，对英雄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歌颂，使作家们忽视或有意回避了对战争苦难和残酷性的客观认知，使战争蒙上了一层浪漫、美好的面纱。然而，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非常态，它最会暴露人性中最原始、最深层、最复杂的种种欲望和要求，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战争面前都会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文学也只有反映出了它的全部才可能拥有深厚持久的艺术魅力。
第二，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前17年”的大多军旅长篇小说作家都有意无意地追求最大的历史概括性，企图将时代风云和民族命运纳入笔端，从而把握住民族精神和历史风貌。这些作品，以宏大的斗争场景、壮阔的时代风云、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背景上，描绘民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不论是《保卫延安》的宏伟结构，还是《红日》的阔大视野，不论是《红岩》的英雄群像，还是《红旗谱》的巨幅画卷，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历史画面浓缩在特定时间中，通过加强内在的密度而获得时间的张力；而在作品空间上，则选取了并置性的多重空间，以表现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总体面貌，最终获得了史诗性的恢弘与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