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量而言，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像阎连科这样产量高达三十余部的“中篇大户”，80年代就无人可比。但是，和整个军旅文学的声势和影响一样，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较之80年代又多有不及。当然，其中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是其主要原因，但作品的冲击力（包括思想的锋芒、艺术的创新和作家的激情等因素）的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农家军歌”一路，虽然推进了“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化与发展，更加切近了当下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景况，并且真实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但缺憾之处也所在多有——“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忽略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显见得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此外，艺术形式上还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以至于共性多而个性少，作家之间的“靠色”和作家自我的重复几成趋势，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甚至还不易辨识，有“农家军歌”式的丘陵连绵，而无《高山下的花环》、《第三只眼》、《红高粱》式的奇峰兀立。如此等等。
总观当代（军旅）中篇小说五十年，不难望见：前三十年（1949—1979）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中篇小说内在规律的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与研究。
六
最后，再对《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的选编思路作如下几点说明。
1.范围。凡五十年来（1949年10月—1999年10月）在大陆（不含台、港、澳地区）公开发表、出版的军旅题材（以描写军人、军营、战争、军事事件等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小说均在选编之列。
2.篇幅。沿用目前国内通行的中篇小说字数标准：三至十二万字。
3.既考虑广度，尽量覆盖军旅小说家队伍，尤其是前辈作家作品尽量收入；也注意重点，对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质与量两方面有突出成就者的作品酌情多选。
4.为保留真实的历史面貌，对少数有争议但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亦照原貌收入。
是为序。
10.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
一
人所共知，从农耕经济的立场看，土地乃中国国脉之所系。自汉代以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了以铁犁和牛耕的基本操作方式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人合一”、“安土乐业”的亲密和谐关系；两千余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躬耕于土地，收获于土地，在土地上创造了就世界范围而言也是最灿烂辉煌最成熟也是最恒久的农业文明。它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坠，像一团闪光的星云一样深邃博大而混沌，使人为之惊赞、为之咏叹，亦为之魅惑，吸引无数好奇者的目光和探询者的追问——近人或从天候地理角度切入，提出“内陆文明”说；或从社会结构方面着手，提出“乡土中国”说。
然而，再换一角度，我们又不难发现，作为完整中国的时空实体——广袤的乡土和蛰居其上的庞大的农民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构成了两千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换言之，由谁来真正地（从劳力操作到利益分配）占有与掌握土地，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有一种所谓“大历史观”认为：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亦可向前推到其它各朝），“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或曰地主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二者各自的涣散所造成的相互脱节也许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难于爬梳与管理的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和显而易见的却仍然是二者在土地问题上的利害冲突。一方面是带有皇权威严的律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方面是永恒的农民的梦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二者之间利益调适的消长起伏，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兴衰进退。从《诗经.硕鼠》里的“适彼乐土”到《抱朴子.诂鲍篇》中的“顺天分地”，直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等等，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封建王朝下农民朴素的向往或革命的思想无不孕育于土地，萌发于土地而又归结于土地。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农民的战争，毋宁说就是一场又一场土地的战争。本世纪初叶在“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下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与以往有根本区别，但就这一点而言也仍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的延续与深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而“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乃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的土地革命的胜利。
辩证地看，上述所说还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则如列宁所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便是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马克思说得更简明：小农经济必然产生专制政体，拥护封建皇帝。极而言之，崛起于土地、最终又匐伏于土地成了中国农民难逃的宿命。数千年来，深厚的乡土培育了中国农民勤劳、简朴、吃苦、耐贫、善良、韧性的美德和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革命品质，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精神病菌，比如狭隘、自私、短视、保守、涣散的劣根性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等等。如此种种一旦化为民族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势，就决无可能随着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或几次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彻底根除。恰恰相反，“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结构，以血缘为纽带、封建大家庭为生产单位，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远远不可能真正动摇”。由此观之，我们以往对于历史的农民革命及其成果乃至农民自身的过于理想化的理解与描述多少是有些失之于片面和简单的。农民文化的负面和局限性在农民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遮掩与回避，难以彻底正视。然而，在今天的现实参照下，具体而言，就是说随着80年代以来急速展开的大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数新的观念、意识、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纷至沓来，以城市为“中心”“反向”地辐射渗透于农村，在辽阔边远的平川山乡激荡起了或隐或显的回响与震撼，不同层面的农民文化中的负面开始被“曝光”，逐一显出其“旧”来。农民作为昔日土地的主人和革命的主力军突如其来地面对诸多两难选择或悖论，骤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灼、困惑与迷茫。
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20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剌”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在某些方面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了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们才充分注意到所谓“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简单地说，它与上述两点变革特征有着最为直捷的关联和沟通。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应征入伍，成为了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作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返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
那么，接下来的也就是真正让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即“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了当代文学——再缩小一点范围来说就是新时期军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又是如何萌发、演变和深化的？它表现出了怎样的风貌、情状和特质？它究竟给了当代军旅文学以怎样的刺激、挑战和启示？
二
在我对新时期军旅文学中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的表现形态做出具体描述之前，我想仍然还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前提做出某些说明。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主题的阐释与理解，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即我已充分敏感到这一主题在理论意义上的重大与深刻，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它在实践运动中的滞后，或者说发展得还远不够充分与丰满。创作家们对此的切人多少还有些无意识或下意识，以目前的创作成果来支撑和论证它，就难免有赢弱或不堪重负之虞。换言之，即便是在今天来提出这一命题，仍然具有某种超前意味。所以，我不想完全地求证于作品，而情愿花费必要的篇幅进行理论的铺垫，哪怕有些大而无当也在所不惜，目的是期待引起创作者和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理论自觉和关注。这和我在第一节中用了也许过于冗长的笔墨来交代此一主题的“背景”是出于同一考虑，同时也是我在本文中审慎地选择了“相关阐释”这一角度的初衷。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谓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中的表现重心当然是“农民军人”而非“乡土中国”，将它们并提仅仅是因为二者内在的血缘联系难以割裂。如不然，我们就该在乡土文学而不是军旅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了（尽管这二者也时有交叉，但区别是更主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做出分析）。
其次需要粗略界定的是“农民军人”这个概念。严格地说，军人就是军人，其信条、规范、准则、性质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就普遍性而言。但就特殊性而言，军人又是千差万别的。仅从社会分层来看，现代中国军队的兵员构成就较之以往有了极大的改组和丰富，虽然主要兵源仍旧来自农民阶层。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非农民阶层（比如官僚阶层、金融阶层、知识阶层、职员阶层、工人阶层、市民阶层等），而不同的根源与出身就给不同的人群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并进而决定了各自迥异的面貌。在此一意义上说，“农民军人”是和那些非农民（阶层出身的）军人相比较而存在的，这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一个对社会结构进行现代分层以后的政治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一个超越政治或大于政治的浸润了深厚的农业文明色彩的文化概念。落实到本文中，它具体指的就是当代中国军队中那些从农村入伍的穿上了军装的农民，或者说从农民摇身一变而成的军人。如此而已。
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日农民军人的代言人，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朱秀海、唐栋等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并非农民出身的作家对自我就有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而且“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示，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着今天阎连科、陈怀国、陶纯、张香林、焦景周、蔡秀词、毛建福、何况、郭木、简直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