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康小说集《永远的金黄》
去年夏天，薛晓康将他的散文集《藏光》送给我时，在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向前老师：被‘等掉’的可能依然在！”
“等掉”——这是我俩之间的一个小“典故”。
1989年冬天的某个夜晚，薛晓康作为第三届文学系的学员，来到我当时在军艺三号楼住的筒子楼里，听取我对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意见。他的小说具体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早已经淡忘了，只仿佛记得从中隐隐约约地读出了一点儿扎西达娃式的神秘与怪诞的气味。——这其实不难理解，薛晓康作为一个“老西藏”的后代，已经那块充满神性的高原上厮混了多年他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那里溶化掉啦，他和扎西达娃们有着某种“通感”是很自然的。此其一。其二，自从那个满身魔幻色彩的小老头加西亚.马尔克斯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立刻风靡了整个文学界，并找到了不少半真半假的传人或知音，而在这众多的传人或知音中，扎西达娃无疑是比较得真传的一位，他将西藏的神秘和遥远的拉美的神秘作了一个巧妙的嫁接或沟通，从而头顶一个闪烁着异城文化斓色彩的光圈矗立在西部的文学高地上。这个“光圈”对于来自布达拉官官墙下的青年小说家薛晓康来说，自然就有着“挡不住的诱惑”。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对薛晓康说：
你必须挣脱这个“光圈”必须远离扎西达娃们，你和他们其实不完全一样。比如你的汉文化的血脉和承传，你的军旅人生的体验和感悟等等。所以，你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自己的生命和心灵历程出发，用自己的个性喊出属于你自己的声音。否则你一味模仿扎西达娃们是没有大出息的。一是难以学得像，二是即使学像了又怎么样？
还不就是一个小扎西或扎西第二吗？在人们谈论起西部小说的时候就很容易说成是“扎西达娃等”（或者是“省略号”）。总之，结果就是被“等掉”……
这一番话看来是梭薛晓康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问到了翌年春天，我去过薛晓康宿舍的“鸽子笼”几次，既不见他再眉飞色舞地开口。扎西“闭口”“马原”，也难得一闻他那“嘎嘎嘎”的古怪而富于个性的笑声，只是一味深沉着脸，仿佛换了一个人。同他怎么了，他压低嗓门庄重地说。过些天我给个东西请你看看……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些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薛晓康悄悄地进行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洗礼——他完全沉浸在对那块圣土的回忆中，眼前不断晃动着亲人和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写到伤心动情处，突然就会呜咽起来泪流满面，以至为了不中断写作，不得不在案头备一块毛巾以便随时揩脸……
《藏光》就是这样产生的。《藏光）的生产过程说明写作中的薛晓康是一个感情丰富、脆弱、投入和真挚的人。
带着这样的感情色彩，《藏光》走上了《人民文学》1990年8月号的头条位置。
之后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军旅文学新风景》（载《解放军文艺》1990年11月号）。着重谈的是开始在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领域中崭露头角的军旅文学新人现象，其中的“风景”之一就是《藏光》。那一段文字今天重新翻检起来似乎仍不觉“过时”，现不妨转录于兹——
保证薛晓康写好《藏光》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他对那方“圣土”和生活其上的人们炽烈深沉的情感，而这情感又决不是来自作为一名观光客的赞叹或作为一个采访者的感动，他本人就是那方“圣土”上的一个子民，就是那高原边防的一名士兵。而且还不仅仅是他本人，他父母亲都是建国初期最早进藏的“老西藏”了，为保卫、建设与开发西藏几乎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薛晓康就是继承父亲的遗愿走上这片“圣土”的，在那儿有他的“根”。他对那儿和那儿的兵们已经不是什么眷恋和热爱的问题了，他已经融入其中，分不清彼此了。所以，一当他拿起笔来吟唱这方“圣土”和“圣土”上的兵们由时侯，是那样的亲切、自然与平和，一切都用不着高声大嗓、咋咋呼呼和大惊小怪，就像一个纯朴的少年歌者在吟唱一首遥远如梦幻的摇篮曲，一支流自心底的情歌。是的，正是这种来自两代人的纯真的情感，使得他对那儿的一切包括苦难、悲伤和残酷等等，都能持一种宽客、超然甚至审美的态度。严寒可怖的雪山，在他跟中怎么看怎么美丽——“四周饱经风雪的山刻满了波状皱纹，阳光把落雪的远山照耀得银亮一片，这时人们生命的光泽仿佛就闪烁在那里”；“查果拉山……倔强地一点一点越长越高，扎根蓝天，把自己装扮成了一棵壮美无比的冰雪树。”——审美的态度，诗意的眼光加散文的笔调，就构成了《藏光》的第二大特色。关键之点又在于，这种态度、眼光和笔调，都不是为艺术而装出来的，而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与转换。有了这种态度、眼光和笔调，就不仅仅能发现与传达出贫瘠环境中的自然美，更能发现与传达出艰苦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试问，作品中对兵们“恋爱准”和“保护野兔”等段落描写得富于幽默感曲处理，不都是对于兵门豁达的胸怀和善良的心灵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尊重与弘扬吗？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态度、眼光和笔调，薛晓康最终把报告文学《藏光》写得既有了散文的韵致又有了小说的意味，为报告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独具灵性的探索。当然，如果作品更多一些哲思色彩、文化底蕴和历史纵深感，《藏光》就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了。
虽然《藏光》并非无可挑剔，但它毕竟是一部情感真挚自然、文笔清新优美的散文体报告文学，这在当时（1990年）是很难得的。薛晓康带着它初登首都文坛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紧接着，薛晓康又沿着这个路线写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驼路》，并再次由《人民文学》在同年年底在显著位置推出。
于此，薛晓康确实和扎西达娃们拉开了距离，而且切切实实地在报告文学领域里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以后，他就以这两部作品为主干，结集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藏光》。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我们五年前的那个“话题”——“被‘等掉’的可能依然在！”
这固然可以看成是薛晓康的一句谦辞，但我却更愿意把它当做是薛晓康具有自知之明的一种清醒意识，一种在文学境界的追求上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尤其是当我把这句话借用来作他的小说集序文的题目的时候，更加感到是这样。
坦率地说，读完《永远的金黄》之后，我觉得薛晓康对小说这种体裁的把握与驾驭的熟练程度，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报告文学中的上乘表现（比如说《藏光》，还没有进入一种心之使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的随心所欲收放自如的自由境界。
因此，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意境的营造，还是情调的确立，或者语言风格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我都难以给他找出一个清晰的“定位”。尽管他在小说创作方面有一些新鲜的想法，但也还没有转化为一种理想的艺术表达。比如短篇三题（《神马》、《路女》、《羊精》）中的语言追求——着力于精简、含蓄与省略、跳跃，颇类似电影语言中的蒙太奇运用——这种努力收到了一定的“陌生化”效果，以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就稍嫌用力太过，太刻意为之，读来就不免有一种不够自然与流畅的“各色”之感。总之，在小说创造上，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历练、生命体验和个人化的情感方式、气质特点等等加以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完全薛晓康式的小说传达途径，对于薛晓康来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从此一意义上看，薛晓康时刻意识到被“等掉”的可能性，恰恰是他的聪明和智慧之处，也正是他的希望和未来所在。
因为他的“根”扎在了西藏那样一块风水宝地上，那不仅仅是一块自然风光的宝地，一块神秘文化宝地，还是一块浸润了薛晓康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的宝地，他的父辈、亲人和战友用青春和热血在那儿种下了无数的动人的故事，它们已经在《藏光》和《永远的金黄》两本书里绽开了星星点点的幼苗。我们期待它们迅速长大，摇曳成一片绚丽而独特的西部风景……
不久前，薛晓摩公差来京，邀我小酌于“山釜酒家”。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他又说起了西藏的故事，说起了“藏八小学”的同学们，说起同学战友相聚就热切地盼着他早日把老西藏和他们的后代们的故事写出来。为此，他愈发感到了笔头的分量，愈发不敢轻易下笔，他要为他们立言，要写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要以父亲和自己的经历为经线，编织出两代“西藏人”几十年的悲壮、辛酸、苦难和光荣，编织出那块土地的沉重、绚烂、神奇与美丽，以及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变迁……
这是一个“工程”。我听了后肯定她对薛晓康说，只要你真能实现它，你肯定不能再被“等掉”了。而且我当时建议，根据他积累的资料和情感，以及现有的写作经验，不妨先写成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一部全景式地记载两代十数万驻藏官兵的心灵史。这将会是一个贡献，也是对他下一步的长篇创作的准备。当然啦，这也将是对他的笔力、胸襟、气魄和思想的一个挑战。
薛晓康沉吟了。面部的表情类似几年前那个冬夜在军艺三号筒子楼里浮现过的那一种。他低沉地说我回去考虑考虑。这一次我们的握别并不特别地轻松活泼。
薛晓康又回去了，回到了遥远的西陲。在此刻我即将为这篇序文收笔的静夜中，他在干吗呢？是在考虑吗？是在考虑我们谈过的一些话题吗？
薛晓康，你考虑好了吗？
原载《南军事文学》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