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寻根”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它导致了一次对国民根性的重新审视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批判，实则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是鲁迅精神的返照。韩少功诸君笔下的丙崽等人物（《爸爸爸》）和阿Q何其相似乃尔。农民身上的负面开始被频频曝光，农民头上的光环开始日渐黯淡，并从一个巨大的高度降至为一个平面乃至一个凹地，被人们平视乃至俯视。这股思潮波及到军旅文学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军人作家，传统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抽空，惶惶然之间既无法给作为农民之子的自我定位，也无法给作为描写对象的农民军人定位，双重的失落就导致了心态的失衡，从一种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迅速滑向了一种自卑、自虐和自嘲。莫言成了此一阶段的代表，《苍蝇.门牙》中的荒唐，《金发婴儿》中的滑稽，无不带有漫画的色彩；大老粗的团长，农民出身的指导员，无不是洋相出尽丢人现眼，和梁三喜、靳开来们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比照，也和进了城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与最终没有“进城”的高加林（《人生》）形成了一种呼应或沟通。——赚了钱也罢，读了书也罢，参了军也罢，农民的根性却不能因此而迅速改变。莫言的认识可以说将农民军人的主题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囿于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偏激，影响了描写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到了80年代末，随着整个当代文学运动的疲软和军旅文学格局的解构，农民军人主题的发展也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
进入90年代之初，与军旅文学的普遍低迷和委顿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正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和“农家军歌”旋律的訇然奏响。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在和平的日子里》、《夏日落》、《从军行》、《中士还乡》、《寻找土地》等系列中篇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黄土地黄军装》等系列中篇，以及长篇《遍地葵花》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连续推出，为当代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骤然增添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军人”形象谱系。这个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暖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先是经过了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热泪盈眶的“颂歌”式书写，后又经过了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心态失衡的“喜剧”式书写，无论是作为对前者“仰视”角度的反弹，还是对后者“俯视”角度的校正，阎连科们冷静而自然地择取了一种“平视”的角度，获得了一种心平气和地回归自我的心态和姿态。也就是说，先前那种被自我放大了的“自豪感”和被自我缩小了的“自卑感”，都被一种清醒而平静地正视自身的坦然而代替，被一种“原来不过如此”和“本来就是如此”的“发现”所平衡和慰藉。于是，那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黠的农家子弟兵们便也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们的军旅小说世界。
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那些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人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
四、“农民军人”与“农寒军歌”：
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下）如果说，退伍的前农民军旅作家刘震云的《新兵连》发现了一种“新兵现象”的话，那么，陈怀国的《毛雪》则继续前推，为我们贡献了一种“前军人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新视角，一个“从农民到军人”的首要环节。
作品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农家军歌》）——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纯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毛雪》和《新兵连》中所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不难想象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是带着他二十年“瑶沟”岁月的烙印和十五年军旅生涯的体验来吟唱他的农民军人咏叹调的。他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
连长或指导员。比起那些早已退伍还乡的老乡和战友们来，他们是幸运的佼佼者，但比起他们的人生目标来，他们仍然是“无岸的海”中的苦苦泅渡者。其实他们的目标并不高远，甚至可以说很渺小很卑微。农民军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当将军的梦想一般与他们无缘，他们具体向往的只不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象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象自己当了团长——“那个时刻，是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难道土地对于农民（军人）的禁锢就真有这么可怕吗？也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的“农民逻辑”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如果对他的“瑶沟人”悲惨的生存境况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又无法不相信“逃离土地”对于农民（军人）不可抗拒的巨大迷惑力。这或许也正是阎连科们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潜在的危险和更加发人警醒的问题是在另一面，这些连长指导员们运用“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充分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来谋求彻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的“怪圈”吗？即农民是不可能真正战胜自身的，即便他们的户籍乃至妻子儿女的户籍脱离了土地，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
陈怀国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农家军歌”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画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写起，写到他当上了团长，直至犯错误成了阶下囚，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尽情展示了一个农村青年向军人转变，全部的辛酸苦辣、苦尽甘来和悲辛乃至失败。这是一个由农民向军人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过程。
这个人物的形象定位确实有明确的理念导引，即作者是站在反思和批判农民军人局限性的高度来构思与刻画许家忠的，但终归又是靠生活、靠情节、靠细节、靠情感和心灵来浇铸的，从而使许家忠成为了一个生气贯注个性鲜明的貌似憨厚而实则狡猾、胸怀大志而又容易满足，脚踏实地而又精于算计的复杂人物，给农民军人形象谱系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军队的农民性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深刻感悟与深沉忧思。
与《遍地葵花》的沉重叹息大异其趣的是《父母爱情》的轻松调侃。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作为军门后裔的青年女作家刘静也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目光投向了中国军人的“农民性”问题。只不过她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的“现在时”，而是他们的“过去时”，讲述的不是农民根性的失败，而恰恰是农民文化的胜利——一位战争年代入伍的青年农民解放后进城做了高官，娶了一位城市知识小姐做如夫人，从此双方就在生活习俗、行为方式、文化差异诸多方面展开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是，大老粗的“父亲”表面上文明了，高雅了，绅士了，骨子里却依然很“农民”，而原本娇骄倨傲温文尔雅的“母亲”则彻头彻尾地农民化了。这个结局出人意外却又有几分让人信服，令人啼笑皆非却更加发人深省。农民性的顽固与强大在一个老农民军人的婚姻故事中得到了黑色幽默式的演绎。《父母爱情》出自非农民军旅作家之手，是“农家军歌”的一个异调与和声，也是对“农民军人”主题的一个丰富与补充，为这一主题的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对“农民军人”主题的观照也许更富有建设性启示。朱秀海在他的长篇力作《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中将主人公、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作了一次互参观照与互补塑造——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印证了我早年提出的“发现差异，寻找合点”的理论构想。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忍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张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与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两类作家”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到位，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典型写得如此势均力敌难分轩轾，既得力于塑造人物的功底之深厚，更有赖于理性的思考之深邃。
